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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jz_1_1011" href="#jzyy_1_1011">(6)</a>看来，克拉拉和罗伯特·舒曼的生活在一段时间里属于这类成功的例子。—原注
如果说在自己设下的陷阱中占有男人的女人要设想自己献身，那么反之，献身的女人就会认为自己在占有。一天，有个年轻的女新闻记者对我说：“我呀，我是一个会占有的女人。”事实上，除了强奸，没有人真正占有另一个人，但是女人在这方面却加倍地欺骗自己。因为事实是，男人常常通过他的热情和进攻去诱惑女人，他主动地获得女伴的同意。除非特殊的情况—例如我已经举出过的德·斯达尔夫人—在女人那里情况不是这样，她几乎只能奉献自己；因为大多数男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角色；他们想唤醒女人身上特殊的骚乱，而不是被挑选出来，满足她的一般需要；作为被选出来的，他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a id="jzyy_1_1009" href="#jz_1_1009"><sup>(4)</sup></a>有个年轻人对我说过：“不怕男人的女人令男人害怕。”我常常听到成年男子宣称：“我害怕女人采取主动。”女人大胆地自荐，男人便躲开，他坚持要征服。因此，女人只有让自己成为猎物，才能占有，她必须变成被动的东西，顺从地允诺。如果她成功了，她会认为，这种魔咒，她是有意为之的，她会重新变成主体。但是，如果男性蔑视她，她就会有凝固成无用客体的危险。因此，如果他拒绝她的表白，她就会感到深深的屈辱。当男人认为受到玩弄时，有时他也愤怒起来，但他只不过在这件事中遭到失败，如此而已。而女人却同意让自己成为骚动、期待和许诺中的肉体，她只能通过毁掉自身去获胜，她始终是失败的。必须彻底地盲目，要么异乎寻常地清醒，才能接受这样的失败。即使诱惑成功了，胜利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实际上，从公众舆论来看，男人是胜利者，他<b>拥有了</b>女人。人们不承认她能够像男人一样承担自己的欲望，她是欲望的猎物。不言而喻，男人把特定的力量融合到他的个体中，而女人是物种的奴隶。<a id="jzyy_1_1010" href="#jz_1_1010"><sup>(5)</sup></a>有时人们把她看做纯粹的被动性：这是一个“玛丽，睡在那里，只有公共汽车不从她的身体上辗过”；这是一个工具，可以使用，是开放的；她软弱无力地屈从于骚动的迷醉，受到男性的迷惑，他像摘果子一样把她摘下来。有时人们把她看做异化的主动性：有一个魔鬼在她的子宫里跺脚，在她的阴道深处，有一条贪婪地吞吃男性精液的蛇在窥伺着。无论如何，人们拒绝认为，她是纯粹自由的。尤其在法国，人们固执地把自由的女人和轻浮的女人混同起来，轻浮的概念意味着缺乏抵抗和节制，意味着欠缺和对自由的否定。女性文学力图与这种偏见作斗争，比如在《格丽泽尔达》中，克拉拉·马尔罗强调这个事实：她的女主人公不向冲动让步，而是完成她所要求的一个行动。在美国，人们承认在女人的性活动中有一种自由，这对她非常有利。但在法国，男人即使享用了恩惠，也对“委身的女人”投以蔑视，这种蔑视仍使很多女人陷入恐慌。她们对自己引起的评语、对自己成为借口的话语感到恐惧。
<a id="jz_1_1012" href="#jzyy_1_1012">(7)</a>就是说不仅用同样的方法，而且在同样的环境中，尽管教育家做出一切努力，这在今天是不可能做到的。—原注
对大多数女人来说—正如对大多数男人来说—不仅仅关系到满足她们的欲望，而且关系到既满足她们的欲望，又保持她们做人的尊严。当男人享有女人时，当他让她享受时，他把自身看做唯一的主体：威严的征服者、慷慨的赠与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她也反过来想确定自己随心所欲地征服了伙伴，并用自己的奉献满足了他。因此，当她要么通过答应给他恩惠，要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殷勤态度上，要么通过手腕唤醒他纯粹一般性的欲望，向男人献身时，她乐于说服自己，她满足了他。依仗这种有利于自己的信念，她可以对他提出要求，而不会感到屈辱，因为她想慷慨地行动。因此，在《青苗》中，渴望得到菲尔抚摸的“白衣女人”高傲地对他说：“我只爱乞丐和饥饿的人。”事实上，她灵活处事，让他采取哀求的态度。于是，柯莱特说：“她匆匆奔往那个狭窄而幽暗的王国，在那里，她的自尊心会相信抱怨是对不幸的吐露，而且她那类乞求者饮下慷慨的幻想。”德·华伦夫人是这类女人的典型，她们选择年轻的、不幸的或者地位低下的情人，为的是给予她们的欲望以慷慨的表象。但也有一些大胆的女人，她们专找最强壮的男人，迷恋于满足他们，而他们只是出于礼貌或恐惧才做出让步。
<a id="jz_1_1013" href="#jzyy_1_1013">(8)</a>Jean Paulhan（1884—1968），法国作家、编辑，曾主编《新法兰西杂志》，在德军占领期间创办《法兰西文学报》和子夜出版社，著有《塔布之花》、《诗歌的窍门》、《非形象艺术》等。
男人很容易逢场作戏，这足以平息他的肉欲，在精神上得到放松。有些女人—数量很少—要求为女人开放妓院。在一部名为《十七号》的小说中，一个女人提议设立一些妓院，女人可以借助某种“男妓”使自己“在性方面放松一下”。<a id="jzyy_1_1008" href="#jz_1_1008"><sup>(3)</sup></a>好像以前在旧金山存在过这类设施，只有妓女光顾，她们以付钱而不是让人付钱为乐，杈杆儿让人关掉这个设施。且不说这种解决办法是乌托邦式的，不为人称道，无疑它也很不成功，我们已经看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样无意识地获得“放松”，大部分女人会认为这种办法对情欲的放松不会很有效。无论如何，事实是今日这种办法已与她们无缘。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性伙伴，度过一夜或一小时，这种解决办法—假设具有强烈性欲、克服了一切禁令的女人并不厌恶考虑这样做—对她要比对男人危险得多。由于要采取措施、避免传染的是男人，对她来说，染上性病的危险更大；而不管她多么小心，她对于怀上孩子的威胁永远也不能完全放心。尤其在与陌生人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处于动物性的水平上—体力的不同非常重要。一个男人对于他带回家的女人，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只需保持一点警惕。对于把一个男人带回家的女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人告诉过我，有两个年轻女人，刚刚来到巴黎，渴望“了解生活”，逛了一圈夜总会以后，邀请了蒙马特尔两个有吸引力的杈杆儿吃晚饭，早晨，她们遭到抢劫、殴打，受到讹诈的威胁。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例子是，有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离了婚，为了养活三个大孩子和年老的父母，白天辛辛苦苦地干活。她虽然丰韵犹存，却绝对没有闲暇来过社交生活、打情骂俏、合情合理地做几件勾引男人的事，这种事已经使她厌倦了。可是，她有强烈的需求，她认为像男人一样有权满足这些感受。有时，她晚上在街道徘徊，她打扮自己，想诱惑一个男人。但一天夜里，在布洛涅树林里度过一两个小时后，她的情人不同意让她离开，他想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地址，想再见到她，同她组成家庭；由于她拒绝，他便狠狠地打她，直到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吓得要命，他才把她放走。至于像男人通常找情妇那样找一个情人，供养他或者帮助他，这仅仅是拥有财产的女人才办得到。有些女人能将就这种交易，她们付给男人钱，把男人当做一个工具，她们傲慢而随便地使用他。但通常她们必须上了岁数才能硬把肉欲和感情分开，而在女人的青年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甚至有许多男人也从来不接受这种肉体与意识的分裂。更有甚者，大多数女人拒绝考虑这样做。再说，这里有一种欺骗，她们比男人对此更加敏感：付钱的顾客同样是一个工具，她的性伙伴把她当做谋生手段来使用。男性的自尊心向男性掩盖了性爱戏剧的模糊性，他自发地欺骗自己；女人更容易受屈辱，更加敏感，也就更加清醒，她只有以更狡猾的自欺为代价，才能做到视而不见。即使假设她有办法，为自己买下一个男人，一般说来，她也不会感到满足。
<a id="jz_1_1014" href="#jzyy_1_1014">(9)</a>Elisabeth Vigée-Le Brun（1755—1842），法国女画家，跟父亲学画，后成为王后的肖像画家，晚年撰写回忆录。
一个要花费精力，有责任感，了解与世界的阻力相斗争的艰难的女人，不仅需要—像男人一样—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而且需要体验幸运的性冒险带来的松弛和消遣。然而，她的这种自由在一些阶层中没有得到具体的承认；如果她利用这种自由，就有可能损害她的名誉和职业；至少人们要求她表现出虚伪，而这种虚伪压抑着她。她越是成功地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人们就越是闭上眼睛，但尤其在外省，在大多数情况下，她受到严厉监视。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不必担心舆论—她的处境仍然不能与男人的处境相提并论。不同之处既来自传统，也来自女性性爱的特殊性质所提出的问题。
<a id="jz_1_1015" href="#jzyy_1_1015">(10)</a><i>Middlemarch</i>，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长篇小说。
事实是，男人开始容忍女人的新状况；女人由于不再感到自身先验地处于受谴责的地位，重新获得自由自在，今日，工作的女人并不忽略自己的女性气质，也没有丧失性吸引力。这种成功—已经表明趋于平衡的进步—仍然是不完全的；要同另一性别建立她所期待的关系，对女人比对男人来说，仍然困难得多。她的肉欲和感情生活遇到很多障碍。在这一点上，作为奴仆的女人没有任何特权，在性方面和感情方面，大多数妻子和妓女是彻底被剥夺权利的。如果说在独立女人身上困难更加明显，那是因为她没有选择逆来顺受，而是选择了斗争。一切生前的问题都在死亡中得到平静的解决，尽力谋生的女人于是比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埋在心底的女人更加内心分裂，但她不会接受别人把后者提供给她当做榜样。她仅仅在与男人比较时，才会自认为处于劣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