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母亲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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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jz_1_885" href="#jzyy_1_885">(7)</a>N·哈尔。—原注

常常是诱惑者本人说服女人打掉孩子。要么当她怀孕时，他已经抛弃了她，要么她想慷慨地向他隐瞒她的不幸，要么她感到他无法帮助她。有时，她不无遗憾地生下孩子；要么因为她没有当机立断打掉胎儿，要么因为她不知道任何门路，要么因为她手头没有钱，由于尝试无效的药物而浪费了时间；当她着手打掉胎儿时，已经到了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第五个月；这时堕胎远比最初几个星期危险得多，痛苦得多，使女人受到的损伤大得多。女人知道这一点，她是在不安和绝望中企图获得解脱。在乡下，几乎没有人知道使用探针；“失足”农妇让自己从谷仓的梯子上或从楼梯上摔下来，她往往受伤而毫无结果；有时也会在篱笆下、矮树丛中、大便槽里找到被扼死的小尸体。在城里，女人互相帮助。但要找到一个“私下替人堕胎的收生婆”也并不容易，要凑够钱更不容易；怀孕的女人求助于女友，或者亲自动手；这些廉价的外科医生往往并不称职；她们使用金属杆和织针很快会引起穿孔；有个医生告诉我，一个无知的厨娘想把醋注入子宫，却注入了膀胱，引起了剧烈的痛苦。堕胎进行得很粗暴，又照顾得不好，常常比正常的分娩更痛苦，伴随着神经紊乱，直至引起癫痫发作，有时引起严重的内部失调，以及可能致命的大出血。柯莱特在《悍妇》中描述了一个音乐歌舞厅的舞蹈演员在母亲无知的摆弄下艰苦的临终挣扎；她说，惯常的药方是喝下浓浓的肥皂液，然后奔跑一刻钟，通过这样的治疗，往往是打掉了胎儿，同时也杀死了母亲。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女打字员在床上待了四天，浸在血泊中，不吃不喝，因为她不敢叫人。很难想象有哪种遗弃比死亡的威胁和犯罪、羞耻的威胁相混杂的遗弃更可怕的了。贫穷但已婚的女人，行动征得丈夫的同意，不必忍受无用的顾忌，折磨就不那么严酷了，有个女社工告诉我，在她那个“地区”，女人互相建议，互相借工具，互相帮助，仿佛和割鸡眼一样简单。但是她们要忍受剧烈的肉体痛苦；医院不得不接收堕胎进行到一半的女人，但在她疼痛时和最后刮宫时，拒绝给她任何镇静剂，以虐待的方式<b>惩罚</b>她。其中，像在热·萨罗所搜集的见证中人们能看到的那样，这些迫害甚至并没有使早已习惯痛苦的女人感到愤怒，可是她们对人们大量的侮辱是敏感的。暗地里进行有罪的手术这一事实，增加了危险，使之具有卑劣和令人焦虑的性质。痛苦、疾病、死亡具有惩罚的面貌，众所周知，痛苦和折磨、事故和惩罚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女人通过承受的危险，感到自己像个罪人，正是这种对痛苦和失足的解释特别令人难以忍受。

<a id="jz_1_886" href="#jzyy_1_886">(8)</a>见《未赛先输》中《孩子》。—原注

这个时期，我终于认识了一个法官。可以爱一个真正的男人，我感到很幸福。得到爱情后，我给了他一切。我们的关系有了结果，我在二十四岁生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男孩。眼下孩子十岁。九年半以来，我再没有见过孩子的父亲……由于我感到两千五百马克这笔款子不够用，而且他那边拒绝把他的名字给孩子，他否认他们的父子关系，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任何男人再也引不起我的欲望。

<a id="jz_1_887" href="#jzyy_1_887">(9)</a>见《婚姻》。—原注

然后她在一个教师家里当看孩子的女仆，在那里待了四年。

<a id="jz_1_888" href="#jzyy_1_888">(10)</a>海伦妮·多伊奇证实说，孩子确实在怀孕十个月后出生。—原注

仿佛我在少年犯教养所待过十八个月似的。

<a id="jz_1_889" href="#jzyy_1_889">(11)</a>参阅《未赛先输》中《孩子》。—原注

牧师通过一封送错的信，了解到这件事，给她做了一次很长的布道，她和年轻男子分手了；人们把她看做败类。

<a id="jz_1_890" href="#jzyy_1_890">(12)</a>参阅卷Ⅰ第一章。—原注

我认识了邻居的儿子，他比我大十岁……我觉得抚摸这样新鲜，说实话，就让他干了。然而，无论如何，这不是爱情。但他继续千方百计对我启蒙，让我看关于女人的书，最后，我把我的贞操献给了他。当两个月后我在斯帕兹幼儿园谋到一个职位时，我怀孕了。在此后两个月内我根本没有月经。我的诱惑者给我写信，说是绝对需要喝汽油和吃肥皂，让月经再回来。现在给你描绘我所受的折磨，那是做不到了……我不得不独自承受这种苦难，直到最后。担心有孩子使我做出可怕的事。正是从这时起，我憎恨男人。

<a id="jz_1_891" href="#jzyy_1_891">(13)</a>有人非常明确地给我举出一个男人的情况，他在妻子—他不太爱她—怀孕的头几个月中，准确地表现出在怀孕的女人身上出现的恶心、头晕和呕吐的症状。这些症状显然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反映了潜意识的冲突。—原注

这种折磨的严重程度，因情况而有很大不同。嫁入资产阶级家庭或者受男人供养和支持、有钱和有社会关系的女人，条件有利；首先，她比别的女人更容易获得“治疗性”人工流产的许可；在必要时，她有办法花钱到瑞士旅行一次，那里允许自由堕胎；在目前的妇科水平下，如果卫生条件得到一切保证，由一个专家来进行，而且必要的话可以麻醉，那么这是一个小手术；如果缺乏正式合作，也会得到可靠的非正式的帮助，她熟悉门路，有足够的钱去支付细心的照顾，用不着等待孕情进一步发展；人们尊敬地对待她；有些拥有这种特权的女人认为，这种小小的意外事件对身体倒有好处，使气色变好。相反，很少有比孤苦、身无分文的少女更令人可怜的处境了；她为了抹去周围人不能原谅的“错误”而被迫“犯罪”，这是每年在法国约三十万女雇员、女秘书、女大学生、女工、农妇身上所发生的事；未婚怀孕仍然是非常可怕的污点，以致很多女人宁愿自杀或者杀婴，而不愿做未婚母亲，就是说，任何一种刑罚都不能阻止她们“打掉孩子”。可以遇到成千上万个类似的例子，李普曼医生就搜集了在忏悔中叙述的一个。<a id="jzyy_1_882" href="#jz_1_882">⁽⁴⁾</a>这是一个鞋匠和女仆的私生女，是个柏林姑娘：

<a id="jz_1_892" href="#jzyy_1_892">(14)</a>见《婚姻》。—原注

有时人们说，堕胎是“阶级罪”，这大致是真实的。避孕措施在资产阶级中更为广泛传播；盥洗间的存在，使采用避孕措施比在缺乏自来水的工人和农民家里更为容易；资产阶级少女比其他少女更谨慎；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孩子是不那么沉重的负担，而贫穷、住房拥挤、女人需要离家工作，是堕胎最常见的原因。看来，夫妇往往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才决定限制生育；面目可憎的堕胎女人，也是怀中抱着两个金黄头发的小天使的出色母亲，是同一个女人。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现代》杂志发表的一份材料中，热纳薇艾芙·萨罗夫人以“公共大厅”为题描绘了一个医院大厅，她曾经在那里待过，里面有许多病人刚刚刮过子宫：十八个人中有十五个流产过，有一半以上是人工流产。九号是一个市场搬运工的妻子；她结过两次婚，生过十个孩子，只有三个活下来，她有过七次流产，其中五次是人工的；她乐意用“金属杆”，她得意地描述一番，而且也吃药片，一一把药名说给她的同伴们听。十六号只有十六岁，已婚，有过几次艳遇，由于流产，忍受着输卵管炎的痛苦。七号三十五岁，解释说：“我结婚已经有二十年；我根本不爱他，二十年来我洁身自好。仅仅三个月前我有了一个情人。只有一次，在旅馆房间里。我怀孕了……于是必须做掉，是不是？我做掉了。谁也不知道，无论我的丈夫还是……他。眼下，结束了，我再也不会重新来一次。太痛苦了……我不是说刮宫……不是，不是，这是另一回事，这是……要知道，这是自尊心。”十四号在五年中有过五个孩子，四十岁，像个老妇人。在所有人身上，有一种绝望的隐忍表情，她们悲哀地说：“女人生来就是受苦。”

<a id="jz_1_893" href="#jzyy_1_893">(15)</a>我已经说过，某些反女性主义者以自然和《圣经》的名义，对人们企图消灭生育的痛苦感到愤慨，痛苦似乎是母性“本能”的来源之一。海伦妮·多伊奇似乎受到这种见解的诱惑；她说，当母亲没有感到分娩的痛苦时，别人把孩子捧给她看，她不会从内心深处承认孩子是她的；然而，她承认，空虚感和陌生感也可在经历痛苦的产妇中看到；她在全书中认为，母爱是一种感情，一种有意识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本能；它不一定与怀孕联结起来；据她看来，女人可以用母爱去爱一个过继的孩子，她的丈夫前妻的孩子，等等。这种矛盾显然来自她把女人看成注定的受虐狂，她的论断引导她高度评价女性的痛苦。—原注

每星期有两个做堕胎手术的女人的尸体运到巴黎法医学院，许多女人由于堕胎落下病根。

<a id="jz_1_894" href="#jzyy_1_894">(16)</a>这是施特克尔搜集到的一份自白，我们概述其中一部分。—原注

由于手术往往是在灾难性的条件下进行的，许多堕胎手术以女人的死亡告终。

<a id="jz_1_895" href="#jzyy_1_895">(17)</a>见《未赛先输》。—原注

将堕胎说成犯罪，与我们虚伪的社会所接受的避孕政策一样，为社会各阶级所熟悉。三分之二堕胎的女人是已婚女人……人们可以近似地认为，在法国，生育与堕胎一样多。

<a id="jz_1_896" href="#jzyy_1_896">(18)</a>见柯莱特《晚星》。—原注

他还说：

<a id="jz_1_897" href="#jzyy_1_897">(19)</a>见《在海湾上》。—原注

堕胎已进入风俗……制止堕胎实际上已经失败……一九四三年，在塞纳河地区，1 300次调查带来750次指控，其中有360个女人被捕，513个被判一年不到至五年以上徒刑，这比起该省推测的15 000例堕胎，数目还是少的。在法国本土，估计有10 000次起诉。

<a id="jz_1_898" href="#jzyy_1_898">(20)</a>Jules Renard（1864—1910），法国小说家、散文家，擅长幽默笔调，描写孩子生活，著有《胡萝卜须》、《自然纪事》、《日记》等。

况且，使许多女人注定死亡、不育和生病的法律，完全不能保证出生率的增长。合法堕胎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同意的一点是，制止的做法彻底失败。根据多莱里斯、巴尔塔扎尔、拉卡萨涅这几位教授的统计，在法国，一九三三年左右，每年有五十万例堕胎；一九三八年做出的一个统计（罗瓦医生所引），认为数目达到一百万例。一九四一年，奥贝尔坦·德·波尔多医生估计在八十万例至一百万例之间。最后这一数目似乎最接近真相。在一九四八年三月《战斗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德普拉医生写道：

<a id="jz_1_899" href="#jzyy_1_899">(21)</a>拉丁文，<b>痛苦的母亲</b>。

反对合法堕胎所提出的实际理由，没有任何分量；至于道德理由，只限于天主教的古老论据：胎儿有灵魂，未经过洗礼便消灭它，是朝它关上天堂的大门。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允许有机会可杀戮成年人：在战争中，或者是判处死刑；它为胎儿保留不可妥协的所谓人道主义。胎儿没有被洗礼赎回，但在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中，这些人也没有被赎回，屠杀受到极度鼓励。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以及今日上断头台的犯人和在战场上战死的士兵，也许并非都得到天恩。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教会信赖的是天主的恩典；教会认为人只是天主手中的一个工具，灵魂的得救是在灵魂与天主之间进行的。那么，为什么不让天主接受处于胚胎的灵魂进入天堂呢？如果主教会议同意，他也不会提出异议，就像不会对大肆屠杀印第安人的美好时代表示抗议一样。事实上，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古老的固执的传统，它与道德毫无关系。也必须考虑我前文已谈到的男性虐待狂。罗瓦医生在一九四三年献给贝当<a id="jzyy_1_881" href="#jz_1_881">⁽³⁾</a>的书是一个出色的例子，这是一部自欺欺人的大部头著作。他以父爱的名义强调堕胎的危险，但他觉得没有什么比剖腹产手术更卫生。他期望堕胎被看做重罪而不是轻罪；他希望堕胎甚至连其治疗的形式也被禁止，就是说，在怀孕给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险的情况下，他声称，在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之间作选择是不道德的，依仗这个论据，他建议牺牲母亲。他宣称，胎儿不属于母亲，这是一个自主的存在。然而，当这些“有正统思想的”医生赞美母性时，他们又断言胎儿属于母体，而不是消耗母体的寄生物。通过某些男人拒绝一切有助于妇女解放的措施的激烈态度，可以看到，反女性主义仍然很活跃。

<a id="jz_1_900" href="#jzyy_1_900">(22)</a>德·格里尼昂夫人是德·塞维尼夫人的女儿，后者给女儿写了大量的信，信中洋溢着母爱。

资产阶级社会几乎没有在其他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虚伪了，堕胎是令人厌恶的犯罪，提到它是不体面的。一个作家描写产妇的欢乐和痛苦，这是完美的；当他谈论堕胎，人们就会指责他沉溺于污秽，从卑劣的角度去描绘人类，然而，在法国，每年堕胎都和分娩一样多。这是一个分布如此广泛的现象，必须把它看做女性处境通常会带来的危险之一。然而法律坚持把堕胎看做犯罪，造成这种精细的手术只得秘密进行。没有什么比反对堕胎合法化的论据更荒谬的了。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干预。但正直的医生都同意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医生的观点：“堕胎由真正是专家的医生在诊疗所进行，且有必要的防护措施时，不会带来刑法断言存在的严重危险。”相反，采用目前的形式，堕胎会给女人带来严重的危险。那些“私下替人堕胎的收生婆”缺乏能力，她们做手术的条件简陋，产生大量事故，有时要死人。被迫做母亲导致将瘦弱的孩子投到世上来，他们的父母不能抚育他们，他们会变成公共救济事业局的受害者或者“受罪的孩子”。另外必须指出，这样激烈地捍卫胚胎权的社会，在孩子一旦出生后便对他们漠不关心；人们起诉堕胎的女人，而不是致力于改造这个叫做公共救济事业局的声名狼藉的机构；那些要承担将收养儿童送到拷打者手中之责的人，却让他们逍遥法外；闭目不看在“教养院”或者在私人机构中刽子手对孩子们施行的可怕暴行；有人拒绝承认胎儿属于怀有它的女人，反过来这些人却同意孩子是其父母的物品；不久前，在同一个星期内，有个外科医生由于被认定做过堕胎手术而自杀，而一个几乎把孩子打死的父亲却只被判三个月的监禁，而且<b>缓期执行</b>。最近，有个父亲让儿子由于缺乏照顾死于假膜性喉炎；有个母亲借口无条件地让孩子听天由命，拒绝叫医生来看她的女儿，后来在墓园，孩子们向她扔石头，但有些记者感到气愤，有一群正人君子提出抗议，孩子属于父母，一切外来的干预都不能接受。《今晚报》说，今日有“一百万孩子处在危险中”；《法兰西晚报》报道说：“有五十万孩子被<b>看做</b>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危险中。”在北非，阿拉伯女人没有堕胎的权利，而在她生育的十个孩子中有七八个死掉，没有人操心这一点，因为艰难而荒谬的多育扼杀了母性。如果这有利于道德，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道德？必须补充说，最尊重胚胎生命的人，也是最热衷于要让成年人战死的人。

<a id="jz_1_901" href="#jzyy_1_901">(23)</a>这是索菲娅·托尔斯泰自己在强调。—原注

正是通过生儿育女，女人完整实现她的生理命运；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是朝着延续种族的方向发展的。但我们已经说过，人类社会从来不听任自然摆布。特别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生育职能不再只受到生物学的偶然性所左右，它受到意志的控制。<a id="jzyy_1_879" href="#jz_1_879">⁽¹⁾</a>有些国家正式采取明确的“节育”方法；在受到天主教影响的国家，节育是暗地里进行的：要么男人实行coїtus interruptus<a id="jzyy_1_880" href="#jz_1_880">⁽²⁾</a>，要么女人在做爱之后从体内排除精子。这往往是情侣之间或者夫妇之间发生冲突和怨恨的一个源泉；男人气恼的是要监视自己的乐趣；女人厌恶冲洗的麻烦；他埋怨女人生育力太强；她担心他有可能将生命的胚芽置于她体内。当她不论如何小心谨慎还是“中招”的时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懊丧的。在避孕方法很简陋的国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于是，采用一种特别严厉的形式去违反自然，就是堕胎。它同样受到那些允许“节育”的国家禁止，很少有机会采用。但在法国，许多女人只得接受这种手术，它纠缠着她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爱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