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母亲 (第4/5页)

西蒙娜·德·波伏娃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昨天开始，我完全病了，我担心流产。肚子里的这种痛苦甚至使我获得一种享受。这仿佛就像在孩提时，我做了一件蠢事，妈妈原谅了我，而我呢，我不原谅自己。我掐自己，或者用力掐手，直到疼痛难以忍受。但我忍住了，从中感到巨大的乐趣……当……有孩子时，这会重新开始，令人恶心！我觉得一切都令人厌烦。时间非常忧郁地过去。一切都是阴郁的。啊！如果列瓦！……

我呀，我也想要一切，我也能做一切，<a id="jzyy_1_901" href="#jz_1_901">⁽²³⁾</a>可是一旦这种感情过去，我就看到，我一无所想，我一无所能，除了照顾娃娃、吃、喝、睡、爱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们，这最终应该成为幸福，却使我忧愁，而且像昨天，使我想哭。

她在这种情况下感到的唯一乐趣是在受虐方面，可能是她的爱情关系的失败给了她自惩的幼稚需要。

十一年后：

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难以忍受的。肉体上，我不断有病，精神上，我感到烦恼、空虚和可怕的不安。对列瓦来说，我不再存在了……我不能给他任何快乐，因为我怀孕了。

我顽强地，而且热烈希望做得好，一心扑在孩子们的教育上。可是天啊！我是多么没有耐心，容易生气，大声叫喊！……同孩子们没完没了的斗争多么令人烦恼啊！

爱丈夫的女人，常常以他的感情为转移，她根据他是骄傲还是讨厌，以快乐或者厌恶来对待怀孕和做母亲。有时，希望有孩子，是为了巩固关系、巩固婚姻，母亲对孩子怀有的爱取决于她的计划是成功还是失败。即使她对丈夫怀有敌意，处境仍有不同，她可以矢忠于孩子，不让孩子的父亲拥有孩子，或者相反，仇视地看待所憎恨的男人的后代。H.N.太太，我们已经根据施特克尔的材料叙述过她的新婚之夜，她很快怀孕了，一生都憎恶在粗暴的性启蒙的恐惧中怀上的小姑娘。我们也可以在索菲娅·托尔斯泰的《日记》中看到，她对丈夫的矛盾感情反映在她的第一次怀孕中。她写道：

母亲和孩子们的关系，要从她的生活的整体形式上来确定；它取决于她同她的丈夫、她的过去、她的思虑、她自己的关系；以为在孩子身上看到灵丹妙药，是一种有害的，也是荒谬的错误。这也是海伦妮·多伊奇在我经常引用的著作中通过自己精神病科医生的经验，研究母爱现象得到的一个结论。她把这个职能置于很高的地位；她认为，正是通过母爱，女人才完全实现自我，但条件是她要<b>自由地</b>承担职责，而且<b>真诚地</b>愿意这样做；年轻女人必须处在一种能够让她承担职责的心理、道德和物质的处境中，否则后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建议把孩子看做治疗忧郁症或神经官能症的良药，那是犯罪；这会造成女人和孩子的不幸。只有平衡的、健康的、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能够变成一个“好母亲”。

一个结了婚的年轻女人以为自己怀孕了，感到极其幸福；一次旅行，她和丈夫分开，她有一次短暂的艳情，她接受这艳情是因为她觉得既然做了母亲，没有什么遭遇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了；回到丈夫身边后不久，她知道自己搞错了受孕的日子，是从她旅行的时候开始的。当孩子出生时，她突然寻思，这到底是她丈夫的儿子还是邂逅的情人的儿子；她对想望中的孩子变得没有感情了；她不安和不幸，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只是在她决定认为自己的丈夫是婴儿的父亲后，才对婴儿感兴趣。

我说过，压在婚姻之上的诅咒是，两个人往往在他们的软弱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力量中结合，每个人都要求对方，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乐。梦想通过孩子达到充实、温暖、自己不善于创造的价值，这是更加令人失望的骗局；它只给能够无私地希望另一个人幸福的女人，只给不要回报、寻求对自身生存的超越的女人带来快乐。当然，照顾孩子是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然而，它像任何其他事业一样，并不是对生存必要性的现成证明；对它的渴求必须是为自身，而不是为了不可靠的利益。施特克尔说得很正确：

她越是幼稚和胆怯，这种需要越是迫切。海伦妮·多伊奇讲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她在十五岁时嫁给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他让她怀了孕。她在小女孩的时候，总是喜欢婴儿，帮助母亲照料她的弟弟妹妹。但一旦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却惊慌失措起来。她要求丈夫一直待在她身边，他不得不选择一个能让自己长时间待在家里的工作。她生活在持续不断的不安中，夸大孩子们的争吵，过分重视平日细小的事件。许多年轻的母亲就是这样要求丈夫的帮助，用她们的忧虑烦扰他，有时烦得他只能离家出走。海伦妮·多伊奇举出其他有意思的例子，其中一个是：

孩子不是爱情的替代品；他们不能代替破碎生活的目的；他们不是用来填补生活空虚的物质；他们是一种责任，一种沉重的职责；他们是自由之爱最高贵的花饰。他们既不是父母的玩物，也不是父母生活需要的满足和不能实现的雄心的代用品。孩子，这是培养幸福的人的义务。

女人同孩子父亲保持的关系也同样重要。一个已经成熟的独立女人，可能想要一个只属于她的孩子，我认识一个女人，她的眼睛一看到俊美的男人便闪闪发光，这并非出于肉欲，而是因为她认为他具有种畜的能力；这种热衷于做母亲的女人，热情地赞赏人工授精的奇迹。如果孩子的父亲与她们共同生活，她们会拒绝他对后代的一切权利，她们试图—像《儿子和情人》中保罗的母亲—与孩子结成封闭的一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需要男性的支持，以便接受新的责任；只有在一个男人忠诚于她时，她才能快乐地忠于婴儿。

这样的义务没有丝毫的<b>自然之处</b>，自然永远不会决定道德选择，选择要带来承诺。生育是担负一项承诺；如果母亲随后回避这个承诺，她要对人类生存和自由犯下错误，但没有人能够强迫她这样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像夫妇关系一样，本应是自愿的。认为孩子对女人来说是一次有特权的实现，这甚至是不真实的；人们很愿意这样谈论一个女人，说她爱打扮，在恋爱，是同性恋，或者有野心，“因为她没有孩子”；她的性生活、她的目标、她追求的价值，都会是孩子的替代物。事实上，原本就存在不确定性，人们也可以说，是由于缺乏爱情，缺乏工作，缺乏满足同性恋倾向的能力，女人才期望有孩子。隐藏在这种虚假自然状态之下的是一种人为的社会道德。让孩子成为女人的最高目标，这个断语只勉强有广告语的价值。

史密斯太太是一个孩子很多、却只有一个男孩的家庭里最小的孩子，她的母亲想要一个儿子，因此怀着怨恨接受她；由于父亲和一个姐姐对她疼爱有加，她没有受太多苦。她结婚后等待一个孩子来临，虽然她很想要这个孩子，但她以前对母亲的仇恨使她憎恶自己也成为母亲；她早产一个月，生下一个死婴。第二次怀孕时，她担心再出事；幸亏她的一个好友和她同时怀孕；这个女友有一个非常慈爱的母亲，她在她们怀孕时保护着两个年轻女人；但女友比史密斯太太早一个月怀孕，史密斯太太想到还要单独完成怀孕便害怕；令大家惊讶的是，女友比预产期晚一个月分娩<a id="jzyy_1_888" href="#jz_1_888">⁽¹⁰⁾</a>，两个女人在同一天生孩子。两个女人决定在同一天怀上下一个孩子，史密斯太太开始平静地再次怀孕。但她的女友在怀孕第三个月时不得不离开该城，史密斯太太在知道的那天流产了。她再也不能有其他孩子，对自己母亲的回忆，太沉重地压抑着她。

由第一个偏见直接带来的第二个偏见是，孩子在母亲怀中找到了可靠的幸福。没有“反常的”母亲，因为母爱没有丝毫自然之处，正由于这一点，存在着坏母亲。精神分析学宣称的一个重要真理是，“正常的”父母本身对孩子构成危险。成年人忍受的情结、困扰和神经官能症，其根源在早年的家庭生活中；经历自身冲突、争吵和戏剧性场面的父母，对孩子来说是最不适当的伴侣。家庭生活给父母打下深刻的烙印，他们通过情结和挫折接近自己的孩子，这种苦难的链条无限地延伸下去。尤其是，母亲的施虐受虐行为在女儿身上产生一种犯罪感，再通过她对自己孩子的施虐受虐行为表现出来，永无止境。在对女人的轻蔑和对母亲的尊重的调和中，有着极大的欺骗性。拒绝女人参与一切公共活动，把她拒于男性职业的门外，在所有领域宣布她无能，却将最细致最繁重的工作，即培养人交给她，是愚蠢的、违反常理的。有许多女人，风俗和传统仍然拒绝让她们受教育、学文化、具有责任感、参与属于男人特权的活动，却又毫无顾忌地把孩子交到她们手里，就像从前与小男孩相比显得低一等，用布娃娃来安慰她们一样；人们不让她们生活；作为补偿，让她们同有血有肉的玩具玩耍。为了抵挡滥用权利的诱惑，女人必须非常幸福，或者是一个圣女。孟德斯鸠说过，他宁愿把管理国家而不是管理一个家庭委托给女人，也许是对的；因为，一旦给女人机会，她就和男人一样有理智、有效率，她正是在抽象思维和协作行动中，最容易克服性别障碍；<b>目前</b>，困难得多的是，她要摆脱女人的过去，要找到她的处境中什么也不能促进的感情平衡。男人在他的工作中比在家庭中要平衡，要理智得多，他以数学的准确性去盘算。在妻子身边，他便“随心所欲”，变得没有逻辑，爱说谎，任性；同样，她对孩子也“随心所欲”。这样纵容自己更加危险，因为她能更好地防卫丈夫，而孩子却不能防卫她。如果母亲是一个完整无缺的人，是一个在工作中、在同群体的关系中找到自身完善，而不用通过孩子以专制方式达到自身完善的女人，那么对孩子的幸福来说显然是值得期待的；让孩子不像现在这样待在父母身边时间这么多，让他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和娱乐，在与他只有普通而单纯关系的成年人监护下进行，也是值得期待的。

女人在轮到自己做母亲时，某种程度上会占据生下她的女人的位置，对她来说，这正是一种完全的解放。如果她真诚地希望这种解放，她会对怀孕感到高兴，会一心一意经历怀孕过程，不用别人帮助，但如果她仍然受到支配，并且愿意这样，相反会将自己置于母亲的掌握之中，她会觉得婴儿是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而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如果她希望却不敢解放自己，她会担心孩子不仅不会解救她，反而会让她置于枷锁之中，这种焦虑会引起流产；海伦妮·多伊奇举出一个年轻女人的例子，她要陪伴丈夫旅行，把孩子留给母亲照顾，结果生下一个死婴；她惊异于自己不太悲伤，因为她曾经非常想要这个孩子，但她担心要把孩子交给母亲，而母亲通过孩子来支配她。我们已经看到，对母亲的负罪感在少女身上是常见的；如果这种负罪感仍然很强烈，女人就会想象，诅咒会压在她的后代或者她自己身上，她以为孩子出生时会杀死她，或者出生时会死掉。悔恨往往引起年轻女人身上常见的这种不能将怀孕坚持到底的焦虑。在海伦妮·多伊奇援引的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与母亲的关系会引起多么不良的后果：

即使孩子在幸福的或者至少是平衡的生活中被当做宝贝，他也不会挡住母亲的视野。他不会使她摆脱她的内在性；她塑造他的肉体，她哺育他、照顾他，她只能创造这样一种处境，唯有孩子的自由才能超越它；当她把赌注压在他的未来的时候，她仍然只能间接地超越空间和时间，就是说，她再一次注定要依附别人。不仅她儿子的忘恩负义，而且他的失败，都会违背她的希望，像在婚姻和爱情中一样，当唯一本真的行为是自由地承担证实生活必要性的努力时，她却委托给别人去做。我们已经看到，女人的低等最初来自她局限于重复生命，而男人却创造出他认为比生存的人为性更本质的生活理由；把女人封闭在母性中，就是要延续这种处境。今日，女人要求参与这个活动，通过这个活动，人类不断地要以自我超越去自我证实存在的必要性；除非生命有意义，她才能同意制造生命；没有尝试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她就不会成为母亲。生产炮灰、奴隶、受害者或自由人，不是一回事。在一个组织还算完备的社会，孩子大部分由群体负担，母亲也受到照顾和帮助，母性并不是绝对与女性工作不相调和。相反，工作的女人—农妇、女化学家或女作家—由于并不迷恋自身，最容易度过怀孕期；个人生活最丰富的女人给予孩子最多，而对他要求最少，在做出努力、在斗争中获得具有人类真正价值的知识的女人将是最好的教育者。今天，女人往往很难将在外几小时、占据了她全部力量的工作与对孩子的关心调和起来，这是因为，一方面，女性的工作往往仍然是受奴役；另一方面，社会并未做出努力，保证孩子在家庭以外得到照顾、看护和教育。这涉及社会的一种失职。但是，认为天上或人间的法则都要求母子互相独占，以此为社会失职辩护，则是一种诡辩，这种互相隶属事实上只构成双重的和有害的压迫。

同意怀孕或者拒绝怀孕，与一般意义上的怀孕受到同样因素的影响。在怀孕期间，童年那些梦想和青少年时期的焦虑又活跃起来；根据女人同母亲、丈夫、自身保持的关系，经历怀孕的方式十分不同。

认为女人通过母性会变成男人的具体对等物，是一种欺骗。精神分析学家已经殚精竭虑，证明孩子给女人带来阴茎的对等物，但不管这种属性多么诱人，却没有人认为，仅仅占有阴茎就可以证明生存的必要性，也没有人认为占有是生存的最高目的。也有人大谈特谈女人的神圣权利，但女人并不是作为母亲获得选举权；未婚母亲仍然受到蔑视；母亲只在结了婚的前提下才获得荣耀，就是说，她要有隶属于丈夫的身份。只要她的丈夫仍然是家庭的经济首脑，尽管她精心照顾好孩子，孩子仍然更隶属于他而不是她。因此，我们已经看到，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受到她与丈夫之间关系的严格支配。

H太太的母亲并未让她对女人生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母亲总是对她说，如果她怀孕了，会有最坏的结果……H太太结婚时……过了一个月她以为自己有孕了，她承认是她搞错了；三个月后再来一次，又搞错了。过了一年，她去看一个妇科大夫，他不认为她或她的丈夫存在不孕的原因。三年后，她又去看了另一个妇科大夫，他对她说：“你少谈到这件事，就会怀孕的……”结婚五年后，H太太和她的丈夫承认他们不会有孩子了。六年后婴儿出生了。

因此，夫妇关系，家庭生活，母性，构成一个任何时候都互相支配的整体；女人与丈夫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就能愉快地承受家庭负担；她在孩子们身边感到幸福，就会宽容丈夫。但这种和谐并不容易实现，因为指派给女人的各种职能彼此并不协调。女性报纸教给家庭主妇大量在洗碗时如何保持性吸引力的艺术，在怀孕时保持优雅的艺术，将娇柔、母性和节俭融合在一起的艺术；但是，强制自己一丝不苟地遵循它们的建议的女人，很快就被操心弄得失魂落魄，大为变样；有一双开裂的手，由于多次怀孕身体变形，却依然想吸引人，那真是很不容易；因此，一个多情的女人往往怨恨孩子毁了她的吸引力，使她失去丈夫的温存；相反，如果她从根底上说是个母亲，她会嫉妒男人也要求孩子们是属于他的。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家庭的理想与生命活动相悖，孩子是打蜡地板的大敌。母爱往往消失在要保持家庭整洁而发出的责骂和愤怒中。在这些矛盾中挣扎的女人往往在神经质和尖刻的状态中度日，这并不奇怪；她总是在某些方面失败，她的收益靠不住，得不到任何确实的成功保证。她从来不是通过工作本身来自救的；工作占据了她的心思，但是不能构成对存在的辩解，这种辩解建立在异质的自由上。封闭在家的女人不能自己建立自己的生存，她没有办法在特殊性中确定自己，因此并没有承认她拥有这种特殊性。在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许多农村居民中，女人只是一个女仆，她受到的尊重与她所提供的活儿成正比，如果她消失了，便毫无遗憾地更换她。在现代文明中，她在丈夫眼里多少被个体化了；除非她完全放弃自我，像娜塔莎一样淹没在对家庭热烈的、绝对服从的忠诚里，否则她要忍受被迫处于成为纯粹一般性的痛苦。她是<b>家庭主妇</b>，<b>妻子</b>，独一无二而又模糊的<b>母亲</b>；娜塔莎乐于待在这种最高的自我虚无化状态中，拒绝一切比较，否认<b>其他人</b>。但现代西方女人却相反，希望作为<b>这个</b>家庭主妇，<b>这个</b>妻子，<b>这个</b>母亲，<b>这个</b>女人而受到别人注意，她在社会生活中寻求的正是这种满足。

女人常常故意不怀孕，要么是回避发生性关系，要么是实施“节育”，但也有一些例子，表明她不承认担心有孩子，实际上是出于心理防御妨碍怀孕；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她身上有源于神经系统的机能紊乱。其中，阿蒂斯医生<a id="jzyy_1_887" href="#jz_1_887">⁽⁹⁾</a>援引了一个令人注目的例子：

<a id="jz_1_879" href="#jzyy_1_879">(1)</a>参阅卷Ⅰ第二部《历史》第五节，可以找到“节育”和堕胎问题的历史沿革。—原注

要么她害怕怀孕，同时又希望怀孕，这就导致对怀孕的幻想和各种各样的焦虑。有些少女乐意行使做母亲带来的权威，但并不准备充分承担做母亲的责任。海伦妮·多伊奇援引的那个莉迪亚的情况就是这样，十六岁她在外国人家里当女仆，尽心尽责地照顾交给她的孩子，这是童年梦想的一种延续，她想象和母亲结成一对，抚养一个孩子；突然，她开始忽视自己的职责，对孩子漠不关心，外出调情；游戏的时代结束了，她开始操心自己真正的生活，做母亲的愿望在其中占有很少的位置。有些女人在一生中都有支配孩子的愿望，但她们保留对分娩的生理痛苦的恐惧，她们成为助产士、护士、小学教师，她们是忠诚的姑妈，但拒绝生孩子。有些女人虽然并不带着厌恶拒绝做母亲，却过分专注于爱情生活或职业，而不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给予它一个位置。或者她们担心孩子会成为她们或她们丈夫的一个负担。

<a id="jz_1_880" href="#jzyy_1_880">(2)</a>拉丁文，<b>中止性交</b>。

每个玩沙子的小孩，我都憎恨他出自娘胎……我也憎恨大人能支配孩子，让他们排泄，打他们屁股，给他们穿衣服，用各种方法使他们变得卑劣，女人软绵绵的身体总是准备萌生出新的小不点儿，男人则以满足和独立的神态注视女人和孩子柔软的肉。我的身体只属于我，我只爱它变成褐色的，沾满海盐，被荆豆刺伤。应该保持坚硬和封闭。

<a id="jz_1_881" href="#jzyy_1_881">(3)</a>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将军，1940年德军入侵法国时组织傀儡卖国政府，1945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

我们已经看到，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女人对做母亲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对于小女孩，这是一个奇迹和一个游戏，她从布娃娃这未来的孩子中，预感到一个拥有和支配的对象。她在青少年时期却相反，看到对她宝贵的人身完整性的威胁。要么她粗暴地拒绝怀孕，就像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a id="jzyy_1_886" href="#jz_1_886">⁽⁸⁾</a>所告诉我们的：

<a id="jz_1_882" href="#jzyy_1_882">(4)</a>见《青春和性》。—原注

“节育”和合法堕胎能使女人自由地承担做母亲的责任。事实上，这样做部分取决于经过深思熟虑的意愿，部分取决于女人生育的偶然性。只要人工授精没有变成一种惯常的实践，女人就有可能虽然希望做母亲却实现不了—要么因为她和男人没有接触，要么因为她的丈夫没有生育能力，要么因为她不能怀孕。或者相反，她往往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生育。怀孕和做母亲要根据是在反抗、忍让、满足还是热情之中进行，会经历很不同的过程。必须注意到，年轻母亲的决定和公开承认的感情并不总是与她的内心愿望相一致。未婚母亲因受到突然强加给她负担的物质压力，公开表示懊恼，却在孩子身上满足暗地里孕育的梦想；反过来，一个年轻的新嫁娘快乐而骄傲地迎来怀孕，却可能因她拒绝承认的困扰、幻念和童年回忆，默默地害怕怀孕，憎恨怀孕。这是使女人对此守口如瓶的原因之一。她们的缄口不言部分因为她们乐意以神秘去笼罩她们独有的体验，也因为她们受到内心的矛盾和冲突的困扰。有个女人说：“对怀孕的操心是一个梦，像分娩的痛楚的梦一样完全被忘掉。”<a id="jzyy_1_885" href="#jz_1_885">⁽⁷⁾</a>这些复杂的真相当时向她们显现出来，但她们竭力要遗忘掉。

<a id="jz_1_883" href="#jzyy_1_883">(5)</a>见《女性心理学》。—原注

男人倾向于轻率地对待堕胎，他们把堕胎看做是凶恶的大自然要女人注定忍受的许多事故之一：他们不去衡量其中的价值。当男性所确立的伦理受到最彻底的质疑时，女人否认女性的价值。她的整个道德未来都为此动摇了。事实上，从童年起人们就对女人一再说，她生来是为了生育的，对她歌唱母性的光辉；她的不利处境—月经、疾病，等等，还有家务的烦恼，一切都被她具有生孩子的美妙特权证实是合理的。而男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自由，不妨碍自己的未来，出于对自己职业的考虑，要求女人放弃女性取得的胜利。孩子不再是无价之宝，生育不再是神圣的职能，这种繁殖变成了偶然的、讨厌的事，仍然是女性的缺陷之一。月经的麻烦相比起来显得是件幸事，如今女人焦虑地盼望月经返回，而它曾经让少女陷入恐惧，那时人们以生孩子的欢乐来安慰她。即使同意堕胎，希望堕胎，女人仍然感到是女性的一种牺牲，她最终要看到对自己性别的一个诅咒，一种残害，一种危险。有些女人把这种否定推到极端，由于堕胎带来的精神创伤，变成了同性恋者。就在男人为了让自身命运获得更大的成功，而要求女人牺牲生育能力时，他便暴露出男性道德法则的虚伪。男性普遍禁止堕胎，但他们特别把它作为一种方便的解决办法；他们可能以轻率的玩世不恭态度矛盾地处事，但女人在受伤的肉体中感受到这些矛盾；一般说来，她过于胆小，不敢悍然反抗男性的背信弃义；她自认为是不公正的受害者，这种不公正不顾她反对地把她判为罪人，她感到自己受到玷污和羞辱；她们以具体和直接的形式，在自己身上，体现男人的错误；他犯下错误，但他在她身上摆脱了错误；他仅仅以哀求的、威胁的、理智的、愤怒的语气说话；他很快就忘掉这些话；由她在痛苦和鲜血中表达这些话。有时，他什么也不说，走掉了，但他的沉默和逃避比男性建立的整个道德法规更能拆穿谎言。女人所谓的“不道德”是鄙视女人者喜欢的话题，用不着对此惊讶；对于男人公开宣扬而暗地里加以指责的狂妄原则，她们内心怎么不感到怀疑呢？她们学会不再相信男人颂扬女人时所说的话，也不再相信他们颂扬男人时所说的话，唯一肯定的是这被折腾过的流血的肚子，这红色的生命碎片，这不复存在的孩子。女人是从第一次堕胎开始“明白”的。对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世界不再是同一副面孔。然而，今日在法国，由于避孕方法并未广为传播，堕胎是不愿意生下注定穷困而死的孩子的女人唯一的道路。施特克尔<a id="jzyy_1_884" href="#jz_1_884">⁽⁶⁾</a>非常正确地谈到这一点：“禁止堕胎是不道德的法律，因为它每天、每时每刻都要不可避免地被践踏。”

<a id="jz_1_884" href="#jzyy_1_884">(6)</a>见《性欲冷淡的女人》。—原注

这种悲剧的道德方面，根据情况不同或多或少被强烈感受到。对于非常“解放的”女人来说，是依仗她们的财产、社会地位、她们从属的自由圈子，对于贫穷教会了她们蔑视资产阶级道德的女人来说，几乎不会提出什么问题，需要度过一个多少有点令人不快的时刻，必须经历这一时刻，如此而已。但许多女人害怕一种在她们看来仍然保留威望的道德，虽然她们不能让自己的行为适应它；她们在内心尊重她们所违反的法律，为犯罪而忍受痛苦；她们要为自己寻找同谋者而更感痛苦。她们首先要忍受乞求的屈辱，她们求人寻找门路，寻求医生和护士照料；她们有可能被人傲慢地打发掉；或者她们要可耻地与别人串通一气。故意促使别人犯罪，这是大多数男人不知道、而女人要在恐惧与羞耻混合的心情中经历的处境。她所要求的这种干预，她往往在内心加以推拒。她在内心是矛盾的。她的本能愿望可能是保留这个她不让生下来的孩子；即使她并不积极地希望怀孕，她仍然苦恼地感到自己完成的行动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即使堕胎并非是谋杀，但也不能等同于普通的避孕行为；一个已经开始的行动，却要中止它的发展。某些女人要被这个不再存在的孩子触发的回忆所困扰。海伦妮·多伊奇<a id="jzyy_1_883" href="#jz_1_883">⁽⁵⁾</a>举出一个已婚的心理正常的女人，由于身体原因，两次失去已有三个月的胎儿，她让人建造了两个小坟墓，甚至在许多孩子出生以后，她仍然极为虔诚地照看这两个坟墓。更何况做过人工流产的女人，她们常常有犯过罪的感觉。童年时出于嫉妒而希望刚出生的弟弟死去的后悔感又复活了，女人因真的杀死一个孩子感到自己有罪。病理上的忧郁可能表达出这种犯罪感。除了有些女人以为自己谋害了他人生命以外，有许多女人认为是在自残；由此生出对男人的怨恨，因为他同意或者要求这种残害。海伦妮·多伊奇还引用一个少女的例子，她深爱着自己的情人，自己坚持要去掉这个会成为他们幸福的障碍的孩子；从医院出来时，她拒绝并且永远拒绝再见到她所爱的男人。如果这样的决绝是罕见的话，相反，女人常常变得性欲冷淡，要么是对所有男人，要么是对让她怀孕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