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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对孙辈的感情延续了她对女儿的感情,她往往把敌意转到他们身上。很多女人不仅出于对舆论的考虑,强迫她们受诱惑的女儿人工流产,放弃孩子,使之消失,她们万般不愿让她做母亲,她们固执地想独自掌握这个特权。甚至对合法的母亲,她们也乐意建议她不要孩子,不要给孩子哺乳,远离孩子。她们会冷漠地否认这个粗鄙的小生命,或者不断地一心要斥责孩子,惩罚孩子,甚至虐待孩子。相反,把自己等同于女儿的母亲,常常比年轻女人更加迫切地迎接第三代。年轻女人由于陌生的小家伙到来而感到张皇失措,外祖母却重温这种心情,她穿越时光倒退二十年,重新变成一个年轻产妇;很久以来她的孩子们不再给她的占有和支配的所有快乐又回到她身上,绝经时她放弃做母亲的一切愿望,又奇迹般得到满足;真正的母亲是她,她作为权威负责照料婴儿,如果让她去管婴儿,她会热烈地献身于孩子。对她来说,不幸的是年轻女人坚持要确认她的权利,外祖母只允许起到以前她的女性长辈在她身边所起的助手作用,她感到自己被废黜了,再说,必须重视她的亲家母,她自然会嫉妒后者。怨恨往往败坏她对孩子自发的爱。人们时常在外祖母身上注意到的焦虑反映出她们感情的矛盾,她们只在婴儿属于她们的情况下才喜欢,她们也因为孩子是个小陌生人而感到敌意,她们对这种敌意感到羞愧。然而,如果外祖母放弃完全占有第三代,她会对他们保留热烈的爱,她会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到守护天使的特殊作用,她既不认为自己有权利,也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而是以纯粹的慷慨去爱他们;她不通过他们怀抱自恋的梦想,对他们没有任何要求,不会要他们为了一个她见不到的未来而牺牲,她所珍爱的是这些有血有肉的小家伙,他们如今处在偶然性和无偿性中;她不是一个教育家;她不体现抽象的正义和法律。有时她和女儿女婿发生冲突就来源于此。
女人正是在她的秋天和冬天摆脱枷锁;她以自己的年龄为借口,逃避压在身上的苦差事;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不再被他吓倒,她避开他的拥抱,在他身边—以友好的、冷淡的或者敌意的态度—安排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他比她老得快,她就把夫妇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她也可以让自己不顾时尚和舆论,她免去上流社会的义务、不再关心节食和美容,就像谢里重新看到的莱娅摆脱了女裁缝、出售紧身褡的老板娘、理发师,怡然自得地随意吃喝。至于她的孩子们,他们已经长大,不再需要她,他们结了婚,离开了家。她摆脱了义务,终于发现自己的自由。不幸的是,在每个女人的历史里,重复出现我们在女人的历史中看到过的这个事实:她是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发现这自由。这种重复并非偶然,父权制社会给予一切女人的职能受奴役的面貌,女人只有在失去一切有效性时才摆脱奴役地位。将近五十岁时,她充分占有自己的力量,感到自己富有经验;男人正是接近这个年龄时达到最高的地位、最重要的岗位,至于她,她已经要退休了。人们只告诉过她要忠诚,如今任何人都不再要求她忠诚。她变得无用,不能证明自己生存的必要性,她望着余生毫无希望的漫长岁月,喃喃地说:“没有人需要我了!”
有时,女人没有后代,或者对后代不关心;由于缺乏同子女或者孙辈的自然联系,她有时力图人为地创造对应的联系。她向年轻人提供一种母爱的温情。不论她的爱是不是柏拉图式的,她宣称“像爱儿子一样”爱她年轻的被保护人,并不是出于虚伪。一个母亲的感情反过来有爱情的成分。不错,德·华伦夫人的仿效者乐于慷慨地满足、帮助、塑造一个男人,她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超越自身的存在的源泉、必要条件和基础;她们让自己成为母亲,在这种面目下而不是在情妇的面目下从情人处寻找自我。有母爱的女人往往收养女孩,她们的关系多少具有性爱的形式,但不管是柏拉图式的还是肉欲的,她们在被保护的女孩身上寻找的东西,就是自己奇迹般变年轻的分身。女演员、女舞蹈家、女歌唱家变成教师,她们培养学生;女知识分子—比如在科隆比埃的孤独中的德·沙里埃尔夫人—向自己的弟子们灌输思想;虔诚的女人将信教的女孩聚集在自己周围;风流女人变成鸨母。她们以如此的热忱去发展新信徒,绝不是出于兴趣,她们是热烈地力图再现自身。她们暴虐的慷慨,几乎产生与由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母女之间同样的冲突。她们也有可能收养孙辈小孩,姨婆、教母乐意起到与外祖母相同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女人在她的后代—有血缘关系或收养的—中很少找到为晚年辩护的理由,她无法把这些年轻生命中的一个的事业变为自己的事业。她要么执著地努力要并吞这个事业,在使她失望和毁掉她的斗争和悲剧中消耗殆尽,要么忍受有节制的参与。这是最普通的情况。母亲衰老了,祖母、外祖母压抑她们的支配欲,她们隐藏起自己的怨恨,她们满足于自己的孩子们愿意给予她们的东西。但她们在孩子们身上得不到多少帮助。她们面对未来的荒漠无所事事,忍受着孤独、悔恨和烦恼。
从女人承认变老那一天起,她的处境改变了。至今,她还是一个年轻女人,与神秘地使她变丑和变形的不幸作激烈斗争;她变成一个无性别的、但达到完成阶段的不同的存在,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可以认为,这时她绝经的危机已经过去。但不应该下结论说,今后她的生活变得容易。当她放弃与时间的厄运斗争时,另一种战斗开始了,她必须在人间保持一席之地。
我们在这里便触及老年妇女令人伤心的悲剧:她知道自己无用了。资产阶级女子在整个一生中时常要解决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如何消磨时间?一旦孩子们长大,丈夫功成名就,或者至少安居乐业,日子没完没了地烦得要命。“女红”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掩盖这种可怕的百无聊赖;手在刺绣、编织、活动;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生产的对象不是要达到的目的;它不太重要,往往要知道有何用处才是一个问题,送给一个女友、一个慈善组织,摆满壁炉台和独脚小圆桌,就算摆脱了它;这也不是虽然无用却找到纯粹的生存乐趣的游戏;这勉强是一个借口,因为精神仍然是空虚的,这是荒唐的消遣,正如帕斯卡所描绘的;女人用织针或钩针,愁闷地织出度日的虚无。水彩画、音乐、阅读,正好起同样的作用;无所事事的女人沉迷于此,并不想扩展她对世界的控制,而仅仅是力图消愁解闷;不能打开未来的活动,要回落到内在性的空幻中;闲得无聊的女人开始看一本书,又把书扔掉,打开钢琴琴盖,又把琴盖关上,再回到刺绣中,打着呵欠,最后拿起了电话。事实上,她正是最乐意求助于上流社会;她出门拜访,极为重视—像达洛卫夫人那样—她的招待会;她参加所有的婚礼、所有的葬礼;她由于再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沉浸在他人的存在中;她从卖弄风情的女人变为教母,她观察,她评论;她通过在自己周围散布批评与建议,弥补她的无所事事。她以自己的经验为并没有要求她提供经验的所有人服务。如果她有办法,她就主持一个沙龙;她希望由此可以把别人的事业和成功据为己有;众所周知,德芳侯爵夫人、韦尔杜兰夫人多么专制地治理她们的臣民。成为一个魅力中心、一个思想的交会处、一个启迪者,创造一个“环境”,这已经是一种行动的替代。干预世界进程有更直接的其他方式。在法国,存在一些“慈善机构”和“协会”,但尤其在美国,女人聚集在俱乐部里,她们在里面打桥牌,颁发文学奖,思考如何改良社会。标志新旧大陆大部分这类组织特点的是,它们自身就是自己的存在理由,她们企图追逐的目的只给她们用做借口。事情正像在卡夫卡的寓言<a id="jzyy_1_950" href="#jz_1_950"><sup>(6)</sup></a>中所发生的那样,没有人操心要建造通天塔;在理想场地周围,建造起一个巨大的居民点,它在自我管理、自我扩大、解决内部纠纷中耗尽所有的力量。因此,做慈善事业的太太们在组织自己的机构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她们选举一个领导机构,讨论章程,互相争执,与竞争的协会争夺威信,不应该挖走<b>她们的</b>穷人、<b>她们的</b>病人、<b>她们的</b>伤员、<b>她们的</b>孤儿;她们宁愿让他们死掉,也不肯让给她们的姐妹机构。她们远远不希望建立一个消除非正义和腐败,使她们的献身变得无用的制度。她们给战争和饥馑祝福,因为这能使她们变成人类的施恩者。很清楚,在她们看来,羊毛风雪帽和包裹不是给士兵和饥寒交迫的人,而是这些人是专门生出来为了收到编织品和包裹的。
绝经造成的困难,在不肯承认变老的女人身上会延续下去,有时直到她去世;如果她除了自己的魅力可以利用,别无他法,她就寸步不让地进行斗争,以便保持魅力;如果她的性欲依然旺盛,她也会激烈地斗争。这类例子并不少见。有人问梅特涅亲王夫人,一个女人到多大岁数才不受肉体折磨,她说:“我不知道,我只有六十五岁。”据蒙田看来,只给女人带来“很少快意”的婚姻,随着她岁数增长,会变成一种越来越没有效力的药物;当她终于开始产生狂热的欲望时,她的丈夫早已忍受着她的性欲冷淡了,他已经适应。而她则要在成熟时为年轻时的抗拒和冷淡付出代价。由于习惯和时间的推移,妻子失去了魅力,几乎没有机会再唤起夫妇生活的热情。她很气恼,决定“过放纵的生活”,她会比以往更少顾忌—如果她有过顾忌的话—去寻找情人,可还得他们乐意:这是对男人的追逐。她施展千百种诡计,她以假装献身硬要别人接受自己,她把礼貌、友谊、感激变成陷阱。她不仅仅出于对鲜嫩肉体的兴趣,向年轻男人进攻,只有从他们那里,她才能希望获得这种无私的温情,那是青年人有时对母亲般的情妇所感受到的;她自己变得咄咄逼人,有支配欲,正是谢里<a id="jzyy_1_947" href="#jz_1_947"><sup>(3)</sup></a>的温顺同他的俊美一样,使莱娅感到满足;德·斯达尔夫人过了四十岁以后,为自己挑选了能以她的威望压倒的年轻侍从;再说,胆小的、没有经验的男人更容易屈服。当引诱和诡计表明确实无效时,执著的女人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付钱。中世纪关于“卡尼维”<a id="jzyy_1_948" href="#jz_1_948"><sup>(4)</sup></a>的民间故事阐明了这些不可餍足的女妖怪的命运:一个年轻女人向她的每一个情人要求一把小“卡尼维”,作为她献身的回报,她把它们放在橱柜里;橱柜摆满的一天到来了,但这时候,是她的情人们开始在每个做爱之夜后向她要求一把卡尼维;不用多久,橱柜就空了;所有的卡尼维都归还了,必须再去买一些。有些女人玩世不恭地对待这种处境,她们年老色衰,轮到她们“归还卡尼维”。在她们看来,金钱甚至能起到对妓女来说相反的作用,但同样是一种净化作用:它把男性变成一种工具,让女人能够得到她年轻时的自尊心拒绝的性爱自由。但情妇兼施恩惠者往往更多是出于浪漫而不是清醒,企图购买温情、欣赏和尊敬的幻景;她甚至说服自己,她是为了献身的乐趣而献身,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这里年轻男子仍然是首选,因为可以向他夸耀母爱般的慷慨;再说,他也有这种男人向他“帮助”过的女人同样索取的一点“神秘”,因为这样的话,交易的粗俗就掩盖在谜中。但自欺要长期保持宽厚的面目是很少见的。两性的斗争会变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一场决斗,女人被愚弄和被嘲笑,有遭到残酷失败的危险。如果她是谨慎小心的,用不了太久,就会忍耐着“被缴械”,即使她的热情还没有全部熄灭。
尽管如此,这类团体中有些还是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在美国,受尊敬的“妈妈们”影响很大;寄生生活给她们提供的闲暇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由此也说明寄生生活的有害性。菲利普·怀利在谈到美国的“妈妈们”时说<a id="jzyy_1_951" href="#jz_1_951"><sup>(7)</sup></a>:“她们对医学、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健康、卫生……一无所知,作为无数这类组织之一的成员,很少关心她所做的事,对她来说,只消这是<b>某件事</b>。”她们的努力并没有融合到一个严密的、有建设性的计划中,没有指向客体目标,只趋向于迫切地表现她们的兴趣、她们的偏见,或者为她们的利益服务。比如在文化方面,她们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她们消费了最多的书,但她们阅读就像独自玩牌戏;文学只有对有人生计划的个体,帮助他们超越自身,开拓更广阔的视界时,才具有意义,获得尊严;文学必须融合到人类超越性的活动中;相反,女人吞下书籍和艺术品,把它们淹没在她的内在性中;油画变成小摆设,音乐老是一个调,小说像针织的沙发靠头巾一样,是无用的梦幻。正是美国女人要为畅销书的贬值负责,畅销书不仅是为了取悦读者,而且是为了取悦无所事事、一心要逃避生活的女人。至于她们的全部活动,菲利普·怀利这样界定:
但人世没有改变,顶峰依然不可到达,获得的信息—哪怕多么耀眼—难以辨别,内心的光芒熄灭了,在镜子面前,女人比昨天老了一天。继激奋的时刻之后,是衰退的沮丧时刻。机体表明了这种有规律的运动,因为激素分泌减少,由垂体的过分活跃为补偿,但尤其是心理处境支配着这种变换。因为激动、幻想、兴奋只是一种对过去命运的反抗。焦虑重新抓住已经被生活消耗尽的女人,虽然死神还没有迎接她。她非但没有与绝望抗争,反而往往选择被绝望毒害。她反复地斥责、后悔、非难;她想象邻居和亲属在制造阴谋诡计;如果她有一个姐妹或者同年龄的女友与她的生活紧密结合,她们就往往一起构建被迫害的妄想。尤其是她开始对丈夫产生一种病态的嫉妒,她嫉妒他的朋友们、他的姐妹们、他的职业;不管有理无理,她指责某个竞争对手要对她的全部苦恼负责。嫉妒的病理案例正是在五十至五十五岁之间出现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