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已婚女人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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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需要的粗暴满足，并不足以满足人的性欲。因此，在这种被视为最合法的拥抱中，往往有一种恶习的余味。女人时常求助于肉欲的幻想。施特克尔举出一个二十五岁女人的例子，“她同丈夫做爱时，设想一个强壮的、年纪更大的男人不征求她的同意，让她无法抵抗，便占有她，她便感受到轻微性欲高潮”。她设想别人强奸她，打她，她的丈夫不是他本人，而是<b>另一个人</b>。他也抱有同样的幻想：他在妻子身上拥有在杂耍歌舞剧场见过的一个舞女的大腿，他欣赏过的照片上的半裸体美女的乳房，一个回忆，一个形象；或者他想象自己的妻子被人渴望、占有、强奸，这是一种恢复他性的方法。施特克尔说：“婚姻创造出滑稽的换位、倒错、讲究的演员、在两个性伙伴之间演出的喜剧，这喜剧要消除表面与现实之间的一切界限。”在最坏的情况下，会爆发出固定的恶习。丈夫变成窥淫癖者，他需要看他的妻子或者知道妻子跟一个情人睡觉，才重新找到她的一点魅力；或者他像虐待狂那样，竭力让她萌生出拒绝，使她的意识和自由最终向他显示出来，表明他占有的确实是一个人。反过来，在妻子身上出现受虐狂行为，她力图让男人变成主人、暴君，其实他不是；我认识一位太太，她在修道院长大，非常虔诚，白天专横跋扈，晚上热烈地恳求丈夫鞭打她，他满怀恐惧地照做。甚至恶习在婚姻中也具有安排好的、冷漠的、严肃的面目，使婚姻变成最愁惨的权宜之计。

他还说：

此外，即使在婚前或者在结婚初期已经存在肉体的爱，它也很少持续漫长的岁月。当然，由于相爱的一对情侣的欲望包容了他们的特殊性，所以忠诚对于性爱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不让这种特殊性受到外来的体验的质疑，他们希望彼此是不可替代的；但这种忠诚只有是自发的才有意义；肉欲的魔力很快就自发地消失了。不可思议的是，它对每个情人即时地以肉体的在场提供一个存在，这个存在的生存是一个不确定的超越性，<b>占有</b>这个人也许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可以一种特殊的、令人心碎的方式触及这个人。但是由于在个体之间存在敌意、厌恶、冷漠，他们不再希望互相接触，肉欲的魅力就消失了；它几乎也肯定在尊重和友谊中消亡；因为在他们的超越性的运动本身中通过世界和他们的共同事业汇合的两个人，不再需要在肉体上结合；甚至由于这种结合失去了它的意义，他们对此会有反感。蒙田所说的<b>乱伦</b>这个词，含义深刻。肉欲是对<b>他者</b>的一个行动，这是它的本质；但在一对夫妇中，彼此变成<b>同一个人</b>；他们之间任何交换不再可能，任何赠与和任何征服也不再可能。因此，如果他们仍然是情侣，往往要感到羞耻，他们感到，性行为不再是主体间性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每个人都超越自己，是一种共同的手淫。他们彼此认做满足自身需要所必需的工具，这是夫妇之间的礼貌掩盖了的一个事实，而这种礼貌一被拒绝，就会明白无误地凸显出来，比如在拉加什医生的著作《嫉妒的性质和形式》中提出的观察结果就是这样；女人把阴茎看做某种属于她的快感的储备，她表现得非常吝啬，就像对待藏在壁橱里的罐头，如果男人把这些罐头给了女邻居，对她来说什么也不再剩下；她仔细检查他的内裤，看看他是否浪费了宝贵的精液。茹昂多<a id="jzyy_1_822" href="#jz_1_822">⁽³⁵⁾</a>在《丈夫纪事》中指出这种“合法妻子每天进行的检查，她窥伺你的衬衫和你的睡眠，想抓住丑行的痕迹”。男人则无须征求她的意见，便可在她身上满足自己的欲望。

人们发现，自身是一种毒药的牺牲品，但已经习惯了。今后，除非舍弃自身，否则怎么戒除呢？

情欲在爱情的无边荒漠中占有极小的一块炽热之地，它是这样的炽热，以致人们首先只看到它。在这个不牢固的家周围，是未知数，是危险。当我们从短暂的拥抱，甚至从漫长的一夜中重新站起来时，必须开始一起生活，为对方生活。

他又说：

认为建立在门当户对基础上的结合有很多机会产生爱情，这是虚伪的；要求出于实际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利益而结合的夫妇一辈子都避开情欲，这是荒谬绝伦的。理智婚姻的拥护者指出这一点倒是有理有据的：爱情婚姻并不能保证夫妇幸福。首先，理想的爱情往往是少女经历的爱情，通常不能给她带来性爱的体验；她的柏拉图式的爱恋，她的梦想，她将孩子的或青春的困扰投入其中的激情，不能经受日常生活的考验，也不能持久。即使在她和未婚夫之间存在真诚的和强烈的肉欲吸引，这也不是建立终身大事的坚实基础。柯莱特写道：<a id="jzyy_1_821" href="#jz_1_821">⁽³⁴⁾</a>

当我想到她时，我感到，夫妇之爱与同情、好色、激情、友谊、爱情都没有任何关系。它只适合于自己，既不萎缩到这些复杂感情的这一种，又不萎缩到那一种，据此汇聚的夫妇有自身的特性、自身的特殊本质和独一无二的方式。

如果爱情或者欲望使两个性伙伴感到完全满意，最初几次体验的困难就很容易克服；一对情人在他们自由的相互意识中，互相给予快乐并获得快乐，肉体的爱就会得到力量和尊严；于是他们的任何实践都不是可耻的，因为对任何一方来说，它都不是被迫的，而是慷慨地自愿的。但婚姻的原则是淫秽的，因为它把应该建立在自发冲动基础上的交换变成权利和责任；它让身体注定在一般性中互相把握的同时，给予身体一种工具的、因而是可耻的性质；丈夫往往想到要完成责任而变得冰冷，而妻子羞于感到自己被献给一个对她施行权利的人。当然，有可能在夫妇生活的开端这些关系个体化；性入门有时是逐步进行的；从第一夜开始，夫妇之间就可以互相发现肉体的吸引力。结婚有助于女人通过消灭仍然归于肉体的原罪概念而舍弃自身；有规律的经常同居，产生一种肉体的亲密有利于性成熟，在结婚的开头几年，有些妻子已得到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对丈夫保持感激，导致她们以后原谅他可能犯的所有错误。施特克尔说：“不能摆脱不幸婚姻的女人，总是曾经得到丈夫的满足。”少女一辈子只同一个她在性方面并不了解的男人睡觉，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她的性的命运基本上取决于她的性伙伴的个性，莱昂·布鲁姆<a id="jzyy_1_820" href="#jz_1_820">⁽³³⁾</a>在他的著作《婚姻》中正确地揭示了这个悖论。

夫妇之爱<a id="jzyy_1_865" href="#jz_1_865">⁽⁷⁸⁾</a>的辩护者乐于辩解说，这不是一种爱，他们甚至给它一种美妙的性质。因为资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创造了一种史诗风格：常规具有冒险的面貌，忠诚具有崇高的疯狂的面貌，无聊变成智慧，家庭仇恨是爱最深刻的形式。实际上，两个个体互相憎恨，又互相不能缺少，不是属于最真实、最动人的人类关系，而是属于最可怜的关系。相反，理想应是完全自足的人只通过自由赞同的爱互相结合在一起。托尔斯泰赞赏娜塔莎和皮埃尔的结合是“难以定义的，但却是坚实的、牢固的，就像自己的心灵同自己的肉体结合一样”。如果接受二元论的假设，对心灵来说，身体只是纯粹的人为性；因此，在夫妇的结合中，每一方对另一方都会有偶然既定的无可抗拒的沉重；正是必须把它作为荒谬的非选择的在场，作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和物质本身承受和爱。在这两个词之间，形成一种有意的含糊，正是由此产生欺骗，人们所承受的，却不去爱它。人们承受身体、过去、眼前的处境，但爱是朝向他人、朝向与己分隔开的生存、朝向结局和未来的活动；承受一种重负、一种暴虐的方式，不应是爱，而应是反叛。人的关系只要是在直接性中体验，就没有价值；例如，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只有当它们反映在意识中的时候才具有价值；人们不会赞赏夫妇关系重新回到直接性中，配偶在其中消耗他们的自由。这种眷恋、怨恨、仇视、命令、忍让、怠惰、虚伪的复杂混合，被称做夫妇之爱，因为它用做托词，人们才声称尊重它。但是友爱和肉体之爱一样，要让它本真，首先必须让它是自由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任性，感情是超越现时的承诺，但只有个人才去比较其一般意愿和特殊的行为，以便维持他的决定，或者相反，粉碎这个决定；当感情不取决于任何外来的命令，在毫无恐惧的真诚中体验时，它是自由的。相反，“夫妇之爱”的规定让人做出各种克制和说出各种谎言。首先，它不让夫妇真正互相了解。日常的亲密既不产生理解，也不产生同情。丈夫过于尊重妻子，也就难以关注她的心理生活的变化，不然就会承认她有秘密的自主，这种自主会令人难堪和危险；她在床上确实获得快感吗？她真的爱她的丈夫吗？她服从他确实幸福吗？他宁愿不问；他觉得这些问题甚至是令人不快的。他娶了一个“正派女人”；本质上她是贤惠的、忠诚的、忠实的、纯洁的、快乐的，她没有非分之想。有个病人在感谢过他的朋友、亲人和护士之后，对他年轻的妻子（半年中她没有离开过他枕边）说：“你呀，我不感谢你，你只是完成了你的责任。”他对她的任何优点不加赞赏，因为这些优点由社会加以保障，与婚姻制度本身相连；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妻子不是出自博纳尔的一本书，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他把她强加给自己的忠于职守当做既定条件，她要克服诱惑，她也许会陷入诱惑，她的耐心、圣洁、合乎礼仪是艰难的胜利，这些他都不加以考虑；他更加彻底地不知道她的梦想、她的幻想、她的思念、她度日的感情氛围。沙多纳在《夏娃》中就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丈夫，他在几年中记下夫妇生活的一本日记，他细致入微地谈论他的妻子，但仅仅是他看到的如此这般的妻子，对他来说她就是这样的，从来不把自由个体的维度归还她，当他突然获悉她不爱他，要离开他时，他极为震惊。我们常常谈到天真而正直的男人面对女性的负心感到的幻灭：伯恩斯坦笔下的丈夫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生活的伴侣是骗子，恶人，奸妇；他们带着男子汉的勇气承受打击，但作者并未成功地使他们显得慷慨和强有力，我们觉得他们尤其像不敏感和缺乏善意的笨蛋；男人责备女人虚情假意，但只有过分自得才会这样经常受骗。女人注定不道德，因为对她来说，道德就是非人道的实体的体现：强有力的女人、贤妻良母、正派女人，等等。一旦她思索、梦想、睡觉、期待、毫无限制地呼吸，她就会背叛男性的理想。因此，那么多女人只在丈夫不在家时才让自己“成为自己”。反过来，女人不了解她的丈夫；她以为看到他真正的面目，因为她在他日常的偶然性中把握他，但男人首先是在世界上，在其他男人中间所<b>扮演</b>的角色。拒绝了解他超越性的活动，就是抹杀他的本性。艾丽丝说：“嫁给一个诗人，在做了他的妻子以后，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他忘记拉抽水马桶的链子。”<a id="jzyy_1_866" href="#jz_1_866">⁽⁷⁹⁾</a>他仍然是一个诗人，而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的妻子还不如远方的读者了解他。如果妻子不愿共谋发展，这往往不是她的错，她不了解丈夫的事，她没有经验、没有必要的文化“跟随”他，她做不到与他通过他的计划联合起来，他认为这些计划比日子单调重复远为重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丈夫来说，妻子可以成功地变成真正的伴侣，她探讨他的计划，给他出主意，参与他的工作。如果她由此以为实现了个人的作品，她便是以幻想来欺骗自己，他仍然是唯一负责的、行动的自由的人。她必须爱他才能找到为他服务的快乐；否则，她就只感到怨恨，因为她感到被剥夺了自己努力的成品。男人—忠于巴尔扎克提出的把女人看成奴隶，同时说服她，她是女王的论定—乐于夸大女人施加的影响的重要性；其实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说谎。当若尔热特·勒布朗要求梅特林克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写在她认为是合写的书上时，她受到这种欺骗的愚弄；格拉塞<a id="jzyy_1_867" href="#jz_1_867">⁽⁸⁰⁾</a>在置于叙述歌女故事的《回忆录》卷首的序言中，向她坦率地解释，凡是男人都会迅速地把与他共同生活的女人尊崇为一个合作者和启发者，但他仍然把他的作品看做只属于他；他是有理由的。在一切行动中，在一切作品中，选择和决定的时刻才是重要的。女人一般起到算命女人询问的水晶球的作用，换一个女人也会做好这件事。证明是，男人往往以同样的信赖接受另一个女顾问，另一个女合作者。索菲娅·托尔斯泰抄写她丈夫的手稿，誊写清楚，后来他让他的一个女儿做这件事；于是她明白，即使她乐于誊写，她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自主的工作才能够保证女人有真正的自主。<a id="jzyy_1_868" href="#jz_1_868">⁽⁸¹⁾</a>

订婚正是用来让少女逐渐入门，但风俗往往要未婚夫妇极其圣洁。在处女“了解”她未来丈夫的情况下，这期间她的处境与新嫁娘的处境没有很大不同；由于她觉得她的婚约已经像结婚一样最终确定了，所以她作让步，第一次性交保留考验的性质；一旦她献身—即使她没有怀孕，怀了孕则会完全约束她—她一般不敢食言。

夫妇生活根据情况具有不同的面貌。对许多女人来说，白天差不多以同样方式进行。早上，丈夫匆匆离开妻子，她带着愉快的心情听到大门在他身后重新关上；她喜欢重新变得自由，没有禁忌，在家里唯我独尊。轮到孩子们上学去了，她整天一个人待着，在摇篮里蠕动或者在花园里玩耍的婴儿不是一个伴侣。她用较多的时间打扮、做家务；如果她有一个女仆，她会吩咐她做事，一面与之聊天，一面逛到厨房里；要不然她跑到市场，同女邻居或摊主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交谈几句。如果丈夫和孩子回家吃饭，她就利用不了太多他们在场的时间；准备饭餐、上菜、收拾餐桌，有太多的事要做；而他们多半不回家。无论如何，她有长长一个空闲的下午。她带着较年幼的孩子们到公园去，一面看管他们，一面织毛衣或者缝衣服；要么，她坐在窗旁，缝补衣服；她的手在干活，她的脑子不在想事；她反复考虑起自己操心的事；她描绘自己的计划；她在梦想，她感到无聊；她关注的任何事都不能满足自己；她的思绪投向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他们要穿哪些衣服，要吃她准备的哪些菜；她只为他们而活着；他们会为此而感激她吗？她的无聊逐渐变成心焦，她开始焦虑地等待他们归来。孩子们放学回来了，她拥抱他们，问这问那，但是他们要做作业，他们想一起玩耍，他们溜走了，他们不是一种消遣。随后，他们成绩不好，丢失了一条方围巾，他们吵闹，弄得乱七八糟，打架，总是必须多少责骂他们一顿。他们在家是使母亲疲倦，而不是使她心境平静。她越来越焦急地等待丈夫回来。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他还不回来？他工作，接触到不少人，与人交谈，他没有想念她；她开始神经质地反复思考，她为他牺牲自己的青春真是愚蠢；他不知道感激她。丈夫走向妻子蛰居的家时，隐约感到自己有罪；结婚初期，他总是送给她一束花，一件小礼物；但这种礼节不久就失去一切意义；如今，他回来时两手空空，他越是担心每天一样的迎接，就越是不急不忙。事实上，妻子往往以一天的无聊和等待带来的争吵来报复；由此，她也预告了失望，他的在场不能填满等待的希望。即使她停止责备，丈夫那方面也感到失望。他在办公室里并不快乐，他很疲倦；他有一种既想兴奋又想休息的矛盾愿望。妻子过于熟悉的面孔不能让他摆脱自身的烦恼；他感到，她想让他分担她的忧虑，她也等待着从他那里得到消遣和放松，可她在眼前压抑着他，却不能满足他，他在她身边找不到真正的休息。孩子们也不能带给他消遣和平静；吃饭时和晚上大家带着一种隐约的坏脾气度过；阅读，收听无线电广播，懒洋洋地交谈，在亲密的掩盖下，每个人却是孤独的。然而，妻子带着一种焦虑的希望—或者带着一种焦虑的恐惧—寻思，这一晚—终于又来了！—是否会发生一点事。她失望地、生气地或者感到欣慰地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她高兴地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由于女人更为可怜，工作更加超负荷，她们的命运也更艰难；当她们既有空闲又有消遣时，她们的命运就发出光彩了。但这幅图画：无聊、等待、失望，在很多情况下又会出现。

这个女人事实上性欲很强，她后来在一个情人的怀里感到非常幸福。

女人有一些逃避的方法<a id="jzyy_1_869" href="#jz_1_869">⁽⁸²⁾</a>，不过，实际上，这些方法不是人人都能采用的。尤其在外省，婚姻的枷锁很沉重，女人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承受她不能逃避的处境。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女人自视甚高，变成了暴虐的主妇、泼妇。另外一些女人热衷于牺牲品的角色，变成她们的丈夫和孩子的受苦奴隶，从中感到受虐的快乐。再有一些女人延续自恋的行为，我们谈到少女时已经描绘过这种行为了：她们对于不能做出任何事业也感到痛苦，而且由于让自己什么也不是，也因什么也不是而痛苦；她们由于得不到确定，感到自身是无限的，认为自己不被人理解；她们忧心忡忡地自我崇拜；她们逃避到梦想、做戏、生病、嗜癖和吵闹中；她们在自己周围制造悲剧，或者封闭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阿米尔<a id="jzyy_1_870" href="#jz_1_870">⁽⁸³⁾</a>描绘的“笑盈盈的伯岱太太”属于这一类人。她封闭在单调的外省生活中，在傻瓜丈夫身边，既没有机会行动，也没有机会爱，受到空虚感和生活中无所作为的感觉折磨；她力图在浪漫的梦想中，在她周围的鲜花中，在她的打扮和自身中找到补偿，她的丈夫甚至打扰了这些游戏。她最后企图杀死他。女人逃避到象征性的行为中，这种行为可能带来反常，她的困扰可能导致犯罪。有的夫妇之间的罪行不是出于利益，而是出于纯粹的仇恨而犯下的。莫里亚克就是这样给我们表现苔蕾丝·德斯盖鲁的，她试图给丈夫下毒，就像不久前拉法尔日太太所做的那样。最近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在忍受一个可恶的丈夫达二十年之久后，有一天，在大儿子的帮助下，冷酷地把丈夫扼死了。她被宣判无罪。对她来说，没有别的方法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处境。

我曾是一个幸福的未婚妻；我终于感到有了归宿，突然，我成了个受人注意的人。我被宠坏了，我的未婚夫欣赏我，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新鲜的……接吻（我的未婚夫从来不尝试别的温存）使我热血沸腾，以致我等不到结婚那天……结婚那天早上，我是这样的激动，我的衬衫马上被汗水浸湿了。这仅仅是想到我终于要经历我翘首盼望的那件事。我幼稚地想象，男人要在女人的阴道里小便……在我们的卧房里，当我的丈夫问我，他是否要离开时，我已经产生一点失望。我请他这样做，因为我在他面前当真很腼腆。脱衣服的场面在我的想象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我上床时，他非常尴尬地走了回来。后来，他向我承认我的模样使他害怕：我是容光焕发、引颈盼望的青春化身。他一脱掉衣服，便熄灭了灯。他刚拥抱我，便马上想占有我。我非常害怕，请他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希望远离他。没有预先温存，我害怕这样做。我感到他很粗野，后来经常这样责备他：这不是粗野，而是极其笨拙，缺乏细腻感。这一夜，他所有的尝试都是徒劳的。我开始感到很不幸，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羞耻，我以为自己有缺陷，身材不好……最后，我只满足于他的接吻。十天以后，他终于使我失去处女贞操，性交只持续了几秒钟，除了轻微的疼痛，我什么也没有感到。我极度失望！随后，在性交中我感到一点快乐，但很难性交成功，我的丈夫要达到目的还要更艰难……在布拉格，在我丈夫弟弟的单身汉小公寓里，我得知自己睡在他的床上时，设想他的感受。正是在那里，我有了第一次性欲高潮，使我非常幸福。我的丈夫在开始几个星期天天和我做爱。我又达到性欲高潮，但我并不能感到满足，因为时间很短，我激动得哭泣……生过两次孩子以后，性交变得越来越不能带来满足了。它很少带来性欲高潮，我的丈夫总是在我之前达到性欲高潮；我不安地注意每一次性交。（它要持续多长时间？）如果他自己满足了却让我半满足，我便憎恨他。有时，我在性交时设想这是我的表弟，或者是给我助产的医生。我的丈夫试图用手指刺激我……我非常激动，但与此同时，我感到这个方法令人羞耻和不正常，得不到任何享受……在我们整个婚姻期间，他从来没有抚摸过我的任何一处。有一天，他对我说，他不敢对我这样做……他从来没有见过我赤身裸体，因为我们穿着睡衣，他只在黑夜里性交。

对一个想在清醒和本真中体验自身处境的女人来说，往往除了淡泊的骄傲，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她依附于一切和所有人，她只能经历完全是内心的，因此是抽象的自由；她拒绝现成的原则和价值，她下判断，她询问，由此摆脱了夫妇之间的奴役，但她高傲的保留，她对“忍耐与节制”这种箴言的赞同，只构成一种消极态度。她坚持遁世和玩世不恭，并不积极运用她的力量；只要她是热情的、活泼的，她就设法利用自己的力量，她帮助别人，起安慰、保护和奉献的作用，增加自己的事务，但她由于碰不到任何真正需要她的任务，由于她的主动性达不到任何目的而痛苦。她经常受到孤独和枯燥无味的生活折磨，最后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这样的命运的一个出色例子，是由德·沙里埃尔夫人提供的。杰弗里·司各特在关于她的一本动人的书中<a id="jzyy_1_871" href="#jz_1_871">⁽⁸⁴⁾</a>，描绘她“热情的面容，冰冷的额角”。但不是她的理智在她身上熄灭了这生命之火，埃尔芒什对此说过，她会“使拉普人<a id="jzyy_1_872" href="#jz_1_872">⁽⁸⁵⁾</a>的心热起来”；正是婚姻慢慢地杀害了神采奕奕的贝勒·范·楚伊伦；对于忍让，她解释道：必须有英雄主义或者天才，才能创造出另一个出路。她高贵而罕见的品质不足以挽救她，这是历史上能遇到的对婚姻制度最出色的谴责之一。

下面是一个更露骨的证明。这是施特克尔搜集的一个忏悔，我引用的一段关系到夫妇生活。这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她在一个讲究的、有文化的环境中长大。

范·楚伊伦小姐光彩夺目，有教养，聪明，热情，使欧洲惊讶；她令求婚者害怕；她拒绝了不止一打求婚者，其他也许更能被接受的求婚者都退避三舍了。唯一令她感兴趣的男人埃尔芒什，她并不想让他成为自己的丈夫，她同他保持了十二年的通信，但这种友谊，她的学习，最后再也不能满足她。她说，“处女和殉道者”是同义叠用；生活中的约束对她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她想成为女人和获得自由。三十岁时她嫁给了德·沙里埃尔先生；她赞赏在他身上感到的“心灵正直”、“正义精神”，她一开始决定让他成为“得到世上最一往情深的爱情的丈夫”。后来，邦雅曼·贡斯当叙述，“她因想使他赶上自己的步伐，而令他非常痛苦”；她未能成功地战胜自己一贯的冷淡；德·沙里埃尔夫人关在科隆比埃，处于这个正直和阴郁的丈夫以及年老的公公、两个没有魅力的小姑子之间，开始感到无聊；她不喜欢纳沙泰尔那种外省社会的狭隘思想；她以洗涤家里的衣服，晚上玩“彗星”纸牌来消磨时光。一个年轻人短暂地经过她的生活，让她比以前更加孤独。“把无聊看做缪斯”，她写了四部关于纳沙泰尔的风俗的小说，她的朋友圈子更加缩小了。在她的一部作品中，她描绘了一个活泼敏感的女人与一个善良但冷淡迟钝的男人结婚后漫长的不幸，夫妇生活在她看来就像一系列误会、失望和细小的怨恨。很明显，她本人是不幸的；她病倒了，治愈后又回到她的生活与之相伴随的漫长的孤独中。她的传记作者写道：“显而易见，科隆比埃的生活惯例和她的丈夫消极的、顺从的温柔，挖掘出持久的空虚，这是任何活动都不能填满的。”正是在这时，邦雅曼·贡斯当出现了，热情地关心了她八年。当她过于骄傲，不肯同德·斯达尔夫人争夺他时，她放弃了他，她的骄傲变得坚定起来。有一天她写信给他说：“我觉得住在科隆比埃很讨厌，我总是绝望地回到那里。我再也不愿意离开，我让自己能够忍受那里。”她蛰居在那里，十五年未曾走出她的花园；她这样执行主张坚忍的箴言：力图制服自己的心灵，而不是命运。她作为囚徒，只能通过选择自己的监狱找到自由。司各特说：“她同意德·沙里埃尔先生待在她身边，就像她接受阿尔卑斯山一样。”她太清醒，不会不明白这种忍让毕竟只是欺骗；她变得如此沉默寡言，如此痛苦，可以猜度出她是如此绝望，以致令人恐惧。她向涌到纳沙泰尔的移民开放自己的家，她保护他们，援助他们，给他们指导；她写作高雅的、看破一切的作品，德国哲学家胡贝尔在贫困时将这些作品译成德文；她向年轻女人的圈子提供大量建议，向她喜爱的昂丽艾特教授洛克<a id="jzyy_1_873" href="#jz_1_873">⁽⁸⁶⁾</a>的著作；她喜欢在周围的农民中扮演保护人角色；她越来越小心翼翼地回避纳沙泰尔的社会，高傲地缩小自己的生活范围；她“一味要创造惯例，并且加以承受。她无数的慈善举动包含着一点可怕的意味，做出这些举动的镇定是那样冷冰冰……她给周围的人留下一个步入空房间的幽灵的印象”<a id="jzyy_1_874" href="#jz_1_874">⁽⁸⁷⁾</a>。只有罕见的机会—例如一次拜访—生命之火才复燃。但是，“年复一年以枯燥乏味的方式过去。德·沙里埃尔夫妇一起衰老了，被整整一个世界隔开，不止一个来访者走出他们的家时，松了一口气，感到摆脱了一座封闭的坟墓……挂钟发出的滴答声，德·沙里埃尔先生在楼下致力于他的数学；从谷仓升上连枷有节奏的声音……生活在继续，虽然连枷去掉了它的内核<a id="jzyy_1_875" href="#jz_1_875">⁽⁸⁸⁾</a>……小事令人绝望地压缩到填补一天的细小裂隙，而生活充满了这些小事，这就是憎恨卑微狭獈的泽莉德所处的境地”。

……可怜的贝尔纳，不比别人更坏！但欲望把接近我们的人变成一个同他不相像的魔鬼。“我装死，好似我稍动一下，这个疯子，这个麻木的人，就可能扼死我。”

也许有人会说，德·沙里埃尔先生的生活不比他的妻子更快活，可至少他选择了这种生活，似乎这适合他平庸的个性。如果能设想出一个具有贝勒·范·楚伊伦那样异乎寻常品质的男人，那么他肯定不会在科隆比埃的寂寞、乏味中消耗掉自己。他会在事业、奋斗、行动、生活的世界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按照司汤达的说法，有多少淹没在婚姻中的女人“为人类而牺牲了”！有人说，婚姻降低了男人，这往往是真实的，而婚姻几乎总是毁掉女人。婚姻的捍卫者马塞尔·普雷沃也承认这一点。

……在这场半农家半资产阶级家庭的婚礼的晚上，姑娘们的连衣裙争奇斗艳，人群迫使新婚夫妇的婚车放慢速度，人们向他们欢呼……苔蕾丝想到随后来临的夜晚，喃喃地说：“真可怕。”然后振作起来：“不，没有那么可怕。”在这次到意大利湖区的旅行中，她感到非常难受吗？不，不，她在玩这种游戏：不要出卖自己……苔蕾丝懂得约束自己去装假，她在其中尝到苦涩的快乐。这个男人强迫她进入的陌生的感觉世界，她的想象力帮助她去设想，也许对她来说，那里也会有可能的幸福，但是什么样的幸福呢？仿佛面对淹没在雨中的风景，我们设想阳光下的景色是怎样的，这样，苔蕾丝发现了情欲。贝尔纳，这个眼神失焦的小伙子……多么容易欺骗啊！他封闭在自己的快乐中，仿佛这些可爱的小猪，当它们在食槽前面快乐地嗷嗷叫，透过栅栏看着它们很好玩。“食槽就是我。”苔蕾丝想道……他在哪里学会把一切有关肉体的东西分门别类，把正直男人的温存与色鬼的抚摸区别开来呢？从来没有迟疑……

过了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多少次我看到一个少妇，我在她是少女时就认识她，我惊讶于她性格的平庸和生活的无意义。

也许她不是想在婚姻中寻找支配、占有，而是寻找栖身地？使她投向婚姻的难道不是一种惊惶吗？她在小姑娘时就讲实际，在孩子时就要做主妇，她匆匆地获得自己的地位，找到自己最终的位置；她想放下心来，而不用冒什么风险。她从来没像在订婚期间那样理智，她蛰居在家庭的圈子中，“她成家了”，她进入社会秩序中。她逃脱了。婚礼那闷人的一天，在狭小的圣克莱尔教堂里，太太们不合时宜的唠叨，覆盖了呼哧呼哧响的风琴声，她们的香水味压倒了烟火香，正是在这一天，苔蕾丝感到自己完蛋了。她梦游似的走进笼子，听到大门关上的沉重吱嘎声，可怜的孩子突然清醒过来。什么也没有改变，但她有今后不再会一个人迷路的感觉。她要隐藏在一个家的最深处，宛若在树枝底下隐蔽的灯光……

在索菲娅·托尔斯泰婚后半年，从她笔下可以看到几乎同样的字句。

在《苔蕾丝·德斯盖鲁》中，莫里亚克描绘了一个“理智地结婚”的少妇对一般的婚姻，特别是对夫妇责任的反应：

我的生活是这样平淡，这是一种死亡。而他有充实的生活，一种内心的生活，充满才能和不朽。（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事实上，许多女人没有经历过快感，甚至也没有经历过骚动，就做了母亲和外祖母；她们以医嘱，或者以其他借口，力图避免“责任的玷污”。金西的报告指出，在美国，大量的妻子“宣称她们性交十分频繁，希望她们的丈夫不要这样频繁地发生关系。很少的女人期望更经常性交”。我们已经看到，女人的性能力几乎是难以确定的。这种矛盾清楚地表明，企图规范女性性欲的婚姻，反而戕害了它。

几个月以前，她发出另一种抱怨：

屈从于一个不讨她喜欢的主人，对她来说是一种酷刑。我见过一个体面的女人在接近她的丈夫时便恐惧得瑟瑟发抖；我看到她浸在浴缸里，以为自己永远也洗不净服从责任沾上的污秽。这种厌恶是我们几乎不了解的。我们的器官更加宽容。好些女人一生都未曾感受过极度的情欲。我很容易看做是暂时的癫痫的这种感觉，对她们而言是罕见的，当我们召唤这种感觉时，它是必然会来的。当她们在所爱的男人的怀抱中时，至高无上的幸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在一个不讨我们喜欢的随和的女人身边却能找到这种幸福。她们不如我们能控制自己的感官，补偿不那么迅速，不那么确定。她们的等待会上百次受到欺骗。

一个女人怎么能满足于整天坐着，手里拿着一根针，满足于弹钢琴，独自一人，绝对独自一人，而且她想到丈夫不爱她，把她永远压制到奴役的地位呢？（一八六三年五月九日）

“新婚之夜”把性体验变成一次考验，双方都焦虑地不知道如何克服这考验，由于自己的问题而过分不安，以致没有空闲去慷慨地想到对方；这新婚之夜给她庄严感，这庄严感使她变得可怕；往往它使女人变得永远性冷淡，这并不令人奇怪。对丈夫提出的难题在这里：如果他“过分淫荡地挑逗妻子”，她可能感到气愤和侮辱，例如，看来这种担心就使美国的丈夫们束手无策，据金西的报告指出，尤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中更是如此，因为女人更加意识到自身，更深地受到抑制。如果他“尊重”她，他就挑不起她的肉欲。这种左右为难是由于女性态度的模糊性引起的：年轻女人既向往又拒绝快感；她想克制，却又因此难受。除非极少的侥幸情况，丈夫必然会显得像浪荡子，或者显得笨拙。因此，“夫妇的义务”对女人来说往往只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徭役，这并不奇怪。狄德罗说<a id="jzyy_1_819" href="#jz_1_819">⁽³²⁾</a>：

十一年以后，她写下如今许多女人都同意的这几句话（一八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个女病人习惯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她以某种方式铺桌布，打铃叫女仆过来，女仆不得不走近桌子，然后她又把女仆赶走……当她想解释这种困扰时，她想起这块桌布有一个污迹，每一次她都铺得让女仆一眼就能看到污迹……这一切是新婚之夜的再现，丈夫在那一夜表现得性无能。他多少次从自己的房间跑到她的房间，重新尝试一下。他羞于让铺床的女仆知道真相，把红墨水倒在床单上，让她相信上面有血。

今天，明天，几个月，几年，总是、总是同样不变。早上我醒来，没有勇气起床。有谁会帮我振作起来呢？是什么在等待着我？是的，我知道，厨子就要来了，然后，轮到尼娅尼娅来。再然后我静静地坐下，拿起我的英国刺绣活儿，然后我让孩子复习语法和音阶。夜幕降临时，当小姑妈和皮埃尔玩他们没完没了的拼板游戏时，我又拿起英国刺绣活儿……

过分狂暴会吓坏处女，过分尊重又会侮辱她；女人永远憎恨以她们痛苦为代价自私地得到快感的男人；而她们对蔑视她们的男人也感到永久的怨恨，<a id="jzyy_1_816" href="#jz_1_816">⁽²⁹⁾</a>也往往怨恨在新婚之夜不想使她们失去处女贞操或者是性无能的男人。海伦妮·多伊奇指出<a id="jzyy_1_817" href="#jz_1_817">⁽³⁰⁾</a>，有些丈夫要么胆小，要么笨拙，要求医生通过外科手术让他们的妻子失去处女贞操，说是妻子的构造有问题，一般说这个动机是不成立的。她认为，女人对不能正常地插入她们体内的丈夫会永远藐视和怨恨。弗洛伊德的一个观察<a id="jzyy_1_818" href="#jz_1_818">⁽³¹⁾</a>表明，丈夫的性无能会在妻子身上造成创伤：

蒲鲁东太太的抱怨准确地还原同样的说法。她对丈夫说：“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我呢，当你工作的时候，当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我什么事也没有。”

那些结婚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到十分羞愧，他们不能最终完成夫妇间的行为，对此受到羞愧和失望的困扰，有谁不了解他们呢？去年我们看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悲喜剧场面，当时那个气愤的岳父把他谦卑而忍让的女婿拖到萨尔佩特里埃尔医院<a id="jzyy_1_815" href="#jz_1_815">⁽²⁸⁾</a>，这个岳父要求得到一份病历证明，让他能提出离婚。可怜的小伙子解释说，以前他的性能力没有问题，结婚后困扰和羞耻感使得他变成完全性无能。

在结婚的头几年，妻子常常抱着幻想，她力图无条件地赞赏丈夫，毫无保留地爱他，感到自己对他和孩子们是必不可少的；随后，他真正的感情暴露出来了；她发现，她的丈夫可以没有她，她的孩子们生来是要脱离她，他们多少总是忘恩负义的。家庭不再保护她对抗空洞的自由，她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独和被抛弃的从属者，她找不到工作要亲自去做。爱和习惯可能仍然是巨大的帮助，但不是拯救。所有真诚的女作家都注意到驻留在“三十岁女人”心中的这种忧郁，这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多萝西·帕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主人公的一个共同特点。塞西尔·索瓦日<a id="jzyy_1_876" href="#jz_1_876">⁽⁸⁹⁾</a>在结婚和做母亲的初期如此快乐地歌唱，后来却表达了一种微妙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对比一下单身女人和已婚女人自杀的人数，就可以发现后者在二十岁至三十岁（尤其是二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能有效地抵御对生活的厌弃，而在其后的岁月则不行。阿尔布瓦克斯写道<a id="jzyy_1_877" href="#jz_1_877">⁽⁹⁰⁾</a>：“至于婚姻，它保护外省妇女，也保护巴黎妇女，尤其直到三十岁以前，但在随后的年龄则越来越少保护。”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处女为了完成她的性的命运，必须克服的所有抗拒，她的启蒙，要求一整套既是生理又是心理的“磨炼”。企图在一夜之间来完成是愚蠢和野蛮的，把初次性交如此困难的过程变成一个责任是荒谬的。女人由于她屈从的古怪过程是神圣的，而且社会、宗教、家庭、朋友都庄严地把她给予丈夫，就像给予一个主人那样，她就更感到恐惧；由于这个行动在她看来要约束她整个未来，婚姻就有一种最终的性质。正是在这时，她真正感到自己显现在绝对之中，她注定与之永远相连的这个男人，在她看来代表了全部<b>男人</b>；他又以陌生的面目向她显现，他极为重要，因为他是她一辈子的伴侣。然而，男人本身却被压在他身上的规定弄得焦虑；他有自己的困难，自己的情结，使他变得胆小和笨拙，或者相反，变得粗暴；有许多男人由于结婚的庄严在新婚之夜变得性无能。雅内在《困扰和精神衰弱症》中写道：

婚姻的悲剧性，不在于它不向女人保障它许诺过的幸福—没有幸福是可以保障的—而是因为婚姻摧残她，使她注定要过重复和千篇一律的生活。女人生活的头二十年是极其丰富的，她要经历月经、性欲、结婚和怀孕的体验，她发现世界和自己的命运。在二十岁时，作为家庭主妇，永远和一个男人联结在一起，怀抱里有一个孩子，这就是她一成不变的生活。真正的活动，真正的工作，是属于她丈夫的特权，她只能做些使人疲乏不堪的、但永远不能令她满足的事。人们赞扬她舍得和忠诚，但她往往觉得投入到“照料两个人直到生命终了”是非常徒劳的事。忘我固然很美，但仍然需要知道是为谁，为了什么。最糟的是，她的忠诚本身显得很讨厌；在丈夫看来，它转变成一种专制，他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正是他把忠诚当做最高的和唯一的理由强加给妻子；在娶她的时候，他强迫她完全献身于他；他并不同意接受与赠与相应的义务。索菲娅·托尔斯泰的话：“我通过他、为了他而生活，我为自己要求同样的东西”，无疑是有反抗性的；但托尔斯泰实际上要求，她只为他和通过他而生活，这是唯有相互性才能为之辩护的态度。正是丈夫的双重要求注定妻子不幸，他却抱怨自己是不幸的受害者。如同他期望她在床上又热烈又冷淡，他要求她完全献身又不成为负担；他要求她使他在人间安定下来，又让他自由，保证每天单调的重复又不使他厌烦，始终在眼前又绝对不讨厌；他希望完全拥有她又不属于她，结成夫妇生活又仍然是独立的。这样，从他娶她那一刻起，他就欺骗她。她度过一生才能衡量这种背叛有多大。戴·赫·劳伦斯关于性爱所说的话，在普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两个人的结合，如果是一种为了互相补充而作出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这令人想起原来就有的残缺；婚姻必须是两个自主的存在的联合，而不是一个藏身之处，一种合并，一种逃遁，一种补救办法。当娜拉<a id="jzyy_1_878" href="#jz_1_878">⁽⁹¹⁾</a>决定在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前，必须先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理解的。夫妇必须不自认为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封闭的单位，而应该让个体作为如此这般的一分子融合到社会中，在社会中无须援助便可以充分发展；这时，个体就可以和另外一个同样适应于群体的个体极为慷慨地结成联系，这些联系会建立在承认双方自由的基础之上。

H. N.太太被培养得非常害臊，一想到新婚之夜便瑟瑟发抖。她的丈夫几乎是用暴力把她衣服脱光，不让她睡觉。他脱掉自己的衣服，要求她看赤身裸体的他，欣赏他的阴茎。她用双手掩住脸。于是他喊起来：“你干吗不待在家里，蠢货！”然后，他把她扔到床上，粗暴地让她失去处女贞操。她自然而然变得永远性冷淡。

这种达到平衡的夫妇不是一种乌托邦；它有时存在于婚姻的范围本身之中，而更往往是存在于婚姻之外；有些夫妇是通过强烈的性爱结合的，性爱使他们自由决定他们的友谊和事务；另外一些夫妇通过不妨碍他们性自由的友谊联结起来；更为罕见的是，有些夫妇既是情侣又是朋友，但不在彼此身上寻找他们唯一的生活理由。在男女关系中可能存在大量的细微差异，他们在友情、愉悦、信任、温情、合作、爱情中，彼此能成为提供给对方的快乐、财富、力量的最丰富源泉。承担婚姻失败责任的并不是个体，这是因为—与博纳尔、孔德、托尔斯泰所认为的相反—婚姻制度本身一开始就是反常的。不是互相选择的一男一女，无论如何<b>应该</b>在他们的一生中同时互相满足，这是一种必然产生伪善、谎言、敌视、不幸的怪论。

在上一章中，读者已经看到许多初次性交的不幸例子。以下是施特克尔引用的又一个案例：

婚姻的传统形式正在改变，可是，它仍然构成夫妇两人以不同方式感受到的一种压迫。如果只考虑他们享受到的抽象权利，今日他们几乎是平等的，他们比从前更自由地互相选择，他们分手更容易得多，尤其在美国，离婚是常事；夫妇之间年龄和文化差别比以往少；丈夫更乐意承认妻子所要求的自主；有时，他们平等地分担家务；他们的消遣是共同的：野营、骑自行车、游泳，等等。她不用一天到晚等待丈夫归来，她进行体育锻炼，加入某些社团、俱乐部，在外忙碌，她甚至有一个小小的职业，给她带来一点钱。许多年轻夫妇给人完全平等的印象。但只要男人继续负担夫妇经济的责任，这便是一个幻想。正是男人根据他的工作要求，确定夫妇的居住地：她<b>跟随</b>他，从外省到巴黎，从巴黎到外省，到殖民地，到国外；生活水平根据他的收入来决定；每天、每周、每年的生活节奏按照他的事务来安排；交往和友谊往往由他的职业决定。他比妻子更加积极地融合到社会中，他在智力、政治和精神方面执掌夫妇的领导权。如果女人没有办法自己谋生，对她来说，离婚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如果说在美国<b>赡养费</b>对男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那么在法国，被抛弃却只有很少生活费的女人或母亲的命运则是可怜的。极端的不平等来自男人在工作或者行动中具体地自我实现，而对妻子来说，这样的自由只有消极的一面，其中，美国的年轻女人的处境令人想起衰落时期解放了的罗马女人的处境。我们已经看到，她们可以在两类行为中作出选择：一类是延续她们的祖母的生活方式和品德；另一类是在空忙中虚度她们的光阴；同样，大量美国女人仍然是适应传统模式的“贤内助”；其他女人中大部分只是在耗费她们的精力和时间。在法国，即使丈夫极其真诚，一旦年轻的妻子成为母亲，家庭负担仍然像以前一样压得她难以忍受。

男人获得他的所有权利的最初一刻，往往决定整个一生。没有经验和过分激动的丈夫，这时会播下女性性冷淡的种子，而且由于他持续的笨拙和粗暴，把她变成持久麻木。

宣称在现代家庭中，尤其在美国，女人把男人压制到奴役状态，这是一种陈词滥调。这种说法并不新鲜。自从古希腊人以来，男性就抱怨克桑蒂普的专制，事实是，女人涉足从前对她列为禁区的领域；例如，我认识一些大学生的妻子，她们以狂热的激情促成丈夫的成功；她们安排他的时间表、他的饮食制度，她们监督他的工作；她们剥夺他的一切娱乐，她们几乎把他锁起来。男人面对这种专制和从前相比显得有点无能为力，这倒也是真的，他承认女人的抽象权利，他明白，她只有通过他才能使这些权利具体化，他要付出代价来弥补女人被迫接受的无能为力和一无所成；为了在他们的结合中实现表面的平等，由于他拥有的更多，付出更多的必须是他。如果她接受、获取和要求，正是因为她最贫穷。主人和奴隶的辩证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最具体的应用：通过压迫变成被压迫者。男性正是因为他们的至高无上，受到了束缚；这是因为只有他们挣钱，妻子才要求开支票，又因为只有他们在从事一门职业，妻子才硬要他们获得成功，而且因为只有他们体现了超越性，妻子才想通过把他们的计划和成功变成自己的，剥夺他们的超越性。反过来，妻子施行的专制总是表现出附属性，她知道，夫妇的成功、未来、幸福、存在的理由，都落在另一个人手上；如果她顽强地企图要他服从她的意愿，这是因为她已在他身上异化。她以自己的软弱制造成一种武器；然而事实是她是弱者。对丈夫来说，夫妇的奴役状况更经常，更令他不快；而对妻子来说，它更根深蒂固；妻子把丈夫留在身边几个小时，因为感到无聊，就会刁难他，压抑他；但说到底，他没有她比她没有他会容易些；如果他离开她，她的生活会毁掉。重大的不同在于，附属性在女人身上已经内化了，即使当她以表面上的自由行动时，她其实<b>是</b>奴隶；而男人本质上是自主的，他只是从外边被缚住。如果他感到他是受害者，是因为他承受的负担更为明显：女人像一个寄生者那样靠他供养；而一个寄生者不是一个获胜的主人。事实上，同生物学上雄性和雌性从来不是彼此的受害者一样，夫妇也一起忍受着不是他们创造的婚姻制度的压迫。如果有人说，<b>男人</b>压迫<b>女人</b>，丈夫会感到愤怒；感到受压迫的是他，确实如此；事实是，男人的法规，男性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制定的社会，以这样一种形式确定了女性的处境：这种形式如今对两性来说是痛苦的源泉。

米肖<a id="jzyy_1_814" href="#jz_1_814">⁽²⁷⁾</a>的诗《新婚之夜》的这个片断，相当准确地描述了这种处境。今日，许多少女更加内行，但她们的赞同仍然是抽象的，她们失去处女贞操，保留了被强暴的性质。哈夫洛克·蔼理士说：“在婚姻中肯定比婚姻外犯下更多的强暴。”诺伊格鲍尔在他的著作《产科学月刊》（一八八九年第九卷）中汇集了一百五十多例性交时阴茎插入对女人造成伤害的病例；原因在于粗暴、喝醉酒、位置不当、器官不相称。哈夫洛克·蔼理士的报告说，在英国，有位太太询问六个聪明的中产阶层的已婚女人，她们在新婚之夜的反应，所有人的性交都像打击一样突然而至；她们中间有两位一无所知；其他人以为了解，但心理上仍然受到伤害。阿德勒也强调失去处女贞操对心理影响的重要性。

正是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必须改变这种处境，不让婚姻成为女人的一种“职业”。借口“女人这样已经够令人厌恶的了”和宣称反对女性主义的男人，其议论是没有多少逻辑的，正是因为婚姻把她们变成“螳螂”、“蚂蟥”、“毒药”，才必须改变婚姻，因此改变一般的女性状况。女人这样沉重地压在男人身上，是因为人们不允许她自立，男人在解放她的同时—也就是说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有事可<b>做</b>时—才能解放自身。

但即便恼火，她仍然一声不吭。因此你可以长时间和多次把她浸在井里，而不会在邻居中引起任何丑闻。

有的年轻女人已经尝试获得这种积极的自由，可是，长期坚持研究或者从事职业的女人是不多的，她们往往知道，她们对工作的兴趣要牺牲给她们丈夫的职业；她们只给家庭带来补充工资；她们只是胆怯地进入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不能让她们摆脱婚姻的奴役。甚至那些有严肃职业的女人也得不到与男人一样的社会权利，比如，律师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后有一笔抚恤金；人们拒绝对称地在女律师死亡时给她们的配偶一笔抚恤金。就是说，人们认为工作的女人不能与男人同等地维持夫妻关系。有些女人在她们的职业中感到真正的独立，但对许多女人来说，“在外”工作只代表在婚姻生活中追加疲劳。况且，一个孩子的出生往往迫使她们满足于主妇的角色；当今，将工作和生儿育女协调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啊，她心里想，结婚就是这样啊。怪不得做起来这样神秘。我被拖进这种事里了。

根据传统，正是孩子应当保障女人具体的自主，免除女人致力于任何其他目的。如果作为妻子，她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作为母亲，她就能成为这样的人：孩子是她的快乐和生存理由。正是通过孩子，她在性方面和社会方面完成自我实现；因此，正是通过孩子，婚姻制度具有它的意义，达到它的目的。所以，让我们考察一下女人发展的这个最高阶段。

如果你举行婚礼那天回到家，夜里把你的妻子浸到一口井中，她会大吃一惊。她徒劳地产生了朦胧不安……

<a id="jz_1_788" href="#jzyy_1_788">(1)</a>参阅卷Ⅰ第二部第五章。—原注

小女孩在孩子的不安中，感到在家庭节日的奢华和封闭的大床动物性的神秘之间的鲜明对比。婚姻滑稽和猥亵的一面，不大显现在不将女人个体化的文明中，在东方、希腊和罗马，动物功能像社会礼仪一样普遍地出现，但今日在西方，男女都被把握为个体，婚礼的宾客在浪笑，因为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要在极其特殊的体验中，完成在礼仪、讲话和花朵掩饰之下的行为。当然，在盛大葬礼的豪华和坟墓的腐烂之间，也存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对比。可是把死人埋进土里以后，死人不会醒过来；而当新嫁娘发现区长的三色绶带和教堂的管风琴允诺她的<b>真正</b>体验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时，她会感到极度的惊讶。人们不仅在轻松喜剧中看到年轻女人在新婚之夜泪水涟涟地回到娘家，精神病学的著作有大量这样的叙述；有人直接告诉过我好几个例子，这是一些家教过好的少女，她们没有受过任何性教育，突然发现性这件事使她们惊慌失措。在上一世纪，亚当夫人<a id="jzyy_1_812" href="#jz_1_812">⁽²⁵⁾</a>设想，嫁给一个吻过她的男人是她的责任，因为她以为这就是性结合的最终形式。最近，施特克尔叙述一个新嫁娘的经历：“在蜜月旅行时，她的丈夫破坏了她的处女膜，她把他看做疯子，却不敢说出来，生怕与一个疯子打交道。”<a id="jzyy_1_813" href="#jz_1_813">⁽²⁶⁾</a>甚至有时少女相当天真，嫁给一个女同性恋者，同她的假丈夫长期生活，没想到不是在跟一个男人打交道。

<a id="jz_1_789" href="#jzyy_1_789">(2)</a>参阅卷Ⅰ第二部。—原注

新婚夫妇的婚房……在土耳其红棉布的帐幔下，是窄而高的床，塞满羽绒、堆放着鹅绒枕头的床，度过充满汗味、香气、牲口呼吸和烹调气味的一天后到达的床……待会儿年轻的新婚夫妇要来到这里。我以前没有想过这种事。他们要沉浸在这深深的羽绒中……他们之间会有这种难以理解的争斗，我母亲的大胆直言和牲畜的生活告诉我的既太多又太少了。然后呢？我害怕这个房间和这张我没有想过的床。<a id="jzyy_1_811" href="#jz_1_811">⁽²⁴⁾</a>

<a id="jz_1_790" href="#jzyy_1_790">(3)</a>这个演变断断续续地进行。它在埃及、罗马和现代文明中一再出现，参阅卷Ⅰ第二部。—原注

从前，在母权制的共同体中，不对新嫁娘提出处女贞操的要求，甚至出于神秘的原因，她一般应该在婚礼前失去处女贞操。在有些法国农村地区，还能观察到这些古老的许可的残余；人们不要求少女婚前守贞操；“失足过”的姑娘和未婚母亲甚至有时比其他少女更容易找到丈夫。另外，在接受妇女解放的环境中，人们承认少女和男孩子一样有性自由。但维护父权的伦理专横地要求，未婚妻交到丈夫手上时必须是处女；他要确定，她不能怀上他人的种子；他要属于自己的这个肉体全部和唯一的所有权<a id="jzyy_1_809" href="#jz_1_809">⁽²²⁾</a>；处女贞操具有道德的、宗教的和神秘的价值，这种价值今日仍然获得普遍的承认。在法国，有些地区，丈夫的朋友们待在洞房的门后，又笑又唱，直到新郎得意洋洋地将染有血迹的床单展示给他们看；或者他的父母在早上展示给邻居看。<a id="jzyy_1_810" href="#jz_1_810">⁽²³⁾</a>“新婚之夜”的习俗以不那么粗俗的形式延续，仍然非常广泛。它促使色情文学产生，并不偶然，社会性和动物性的分离，必然产生淫邪。人道主义的道德要求一切活生生的体验都要有人性意义，它要享有自由；在真正道德的性生活中，有着欲望与快感的自由假设，或者至少有在性欲中重新获得自由的感人斗争，但只有在爱情中或欲望中承认他者是<b>特殊的</b>，这才有可能。当性欲不再需要得到个体的拯救，而是天主或社会力图为它辩护时，两个性伙伴的关系就只能是一种动物关系。人们理解，有正统思想的主妇厌恶地谈起肉体的艳遇，她们贬之为淫秽之事。也因此，人们在婚宴上听到那么多的浪笑。将华丽的仪式叠加在粗俗实在的动物功能之上，其中有着淫秽的悖论。婚姻呈现出普遍和抽象的意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按照象征的仪式在众人的注视下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婚床的秘密中，这是具体的、特殊的个体在对抗，大家的目光见不到他们的拥抱。柯莱特在十三岁时参加过一次农民婚礼，当一个女友带她去看婚房时，她感到可怕的不安：

<a id="jz_1_791" href="#jzyy_1_791">(4)</a>年轻寡妇在色情文学中的特殊性由此而来。—原注

但在法国，世纪末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不怎么相信圣事的效力，力图通过更有人情味的方法保证夫妇幸福；他们比巴尔扎克更加大胆，考虑将肉欲和合法爱情相结合的可能性。波托—里什在《恋妇》中断定性爱和家庭生活不可调和，对妻子的热情感到厌倦的丈夫在一个较温和的情妇身边寻找平静。可是，在保罗·埃尔维厄<a id="jzyy_1_806" href="#jz_1_806">⁽¹⁹⁾</a>的挑动下，人们在法律中写上，“爱情”在夫妇之间是一个责任。马塞尔·普雷沃<a id="jzyy_1_807" href="#jz_1_807">⁽²⁰⁾</a>向年轻的丈夫宣扬，必须把妻子当做情妇来对待，他用有节制而淫荡的语言描绘夫妇的情欲。伯恩斯坦<a id="jzyy_1_808" href="#jz_1_808">⁽²¹⁾</a>是描写合法爱情的剧作家：丈夫在不讲道德的、爱说谎的、淫荡的、手脚不干净的、凶恶的妻子身边，表现得像一个明智而宽容的人；也可以在他身上看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很有手腕的情人。为对描写通奸的小说做出反驳，出现了大量为婚姻辩护的小说。甚至柯莱特也对这股道德化的浪潮让步，在《天真的荡妇》中，她描写了一个被笨拙地夺去处女贞操的新嫁娘玩世不恭的体验，然后决定让她在丈夫的怀抱里经历快感。同样，马丁·莫里斯先生在一本引发了点反响的作品中，描写年轻的妻子短暂地待在一个灵活的情人的床上，然后被引回她丈夫的床上，让他利用她的经验。今日的美国人同时尊重夫妻婚姻制和个人主义，出于其他理由，以另外的方式加强将性欲与婚姻相结合的努力。每年都出现大量用于教育两夫妻彼此适应，特别是教导男人怎样与女人创造幸福和谐的夫妻生活的入门著作。精神分析学家和医生起到“婚姻顾问”的作用；女人有权获得快感，而男人也应该了解能够让她获得快感的技巧。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性生活的成功不仅是技术上的事。年轻男人即使背得出二十种指南，诸如《丈夫须知》、《夫妇幸福揭秘》、《放心的爱情》，仍无法确定是否能让新婚妻子爱他。她面对整个心理处境做出反应。传统婚姻远不能创造最有利于唤起女性性欲，并使之充分发展的条件。

<a id="jz_1_792" href="#jzyy_1_792">(5)</a>Bocchoris，生卒年月不详，埃及第二十四王朝的创建者和唯一法老（前725—前720）。

至于女人，理智不是她的命运，她没有“思考”，因此，“她从爱情的直接性过渡到宗教的直接性”。这种理论用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意味着一个恋爱的男人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决定结婚，上帝应该保证他感情和承诺一致；还意味着女人一旦恋爱便希望嫁人。我认识一个信天主教的老妇人，她更天真地相信“神坛前的一见钟情”；她断定，一对夫妇在祭坛脚下宣称决定性的“我愿意”时，他们会感到彼此的心十分激动。克尔恺郭尔承认，应该先有“爱慕”，但保证爱慕要持续一生仍然是奇迹。

<a id="jz_1_793" href="#jzyy_1_793">(6)</a>英文，<b>赡养费</b>。

“思考是自发性的毁灭天使……如果思考后不得已而选择爱慕，也许就永远没有婚姻了。”但是，“决定是一种通过思考获得、以纯粹理想的方式感受到的新的自发性，这是恰好与爱慕的自发性相连的自发性。决定是建立在伦理条件之上的严谨生活观念，可以说应该给爱慕开辟道路，保证它抵御一切内外危险”。因此，“一个丈夫，一个真正的丈夫，自身是一个奇迹！……当生存在他及意中人身上汇聚了严肃的全部力量时，要能够保持爱情的快乐！”

<a id="jz_1_794" href="#jzyy_1_794">(7)</a>拉丁文，<b>作为女儿</b>。

这就是说，爱不是嫁娶，很难理解爱情怎样才能变成责任。但这个悖论吓不倒克尔恺郭尔，他所有关于婚姻的随笔，是为了澄清这个谜而写成的。他承认，这样理解是不错的：

<a id="jz_1_795" href="#jzyy_1_795">(8)</a>参阅卷Ⅰ。可以在圣保罗、教父、卢梭、蒲鲁东、奥古斯特·孔德、戴·赫·劳伦斯等的作品中找到这个论点。—原注

困难是这样的：爱情和爱慕是完全自发的，结婚是一个决定；然而，爱慕应该由结婚或想结婚的决定激发起来的；这意味着，最自发的东西应该同时是最自由的决定，而自发性是这样不可解释，以致要归于神灵，应该同时根据思考和竭尽全力的思考，从中产生决定。此外，一件事不应紧随着另一件，决定不应蹑手蹑脚跟随在后面到达，一切应该同时产生，两样东西应该在结局那一刻汇合在一起。<a id="jzyy_1_805" href="#jz_1_805">⁽¹⁸⁾</a>

<a id="jz_1_796" href="#jzyy_1_796">(9)</a>拿破仑的遗骸在1840年运回法国，葬入巴黎的荣军院。

婚姻是多么古怪的创造啊！使它更加古怪的是，它被看做一种自发行为。然而，任何行为都没有起这样决定性的作用……像这样有决定性的行为就必须自发地去做。<a id="jzyy_1_804" href="#jz_1_804">⁽¹⁷⁾</a>

<a id="jz_1_797" href="#jzyy_1_797">(10)</a>见《克罗蒂娜的家》。—原注

将婚姻和爱情协调起来不是易事，没有神灵干预很难成功，克尔恺郭尔经过复杂的迂回手法才得出解决方法。他喜欢揭示婚姻的悖论：

<a id="jz_1_798" href="#jzyy_1_798">(11)</a>见克莱尔·勒普拉《订婚》。—原注

这美好的奇迹并不经常重现，因为在后来的几封信中，我们看到蕾内泪流满面：“从前我是一个人，如今我是一个物”；她阅读博纳尔的书，聊以自慰，不再为“夫妇之爱”的那些夜晚感到痛苦。可是，读者想知道，在女性初试性交最困难的时刻，丈夫是通过什么方法变成一个迷人的男子的；巴尔扎克在《婚姻生理学》中提供的方法很简略。“决不要以强制的行为开始婚姻”，或者模棱两可：“巧妙地抓住快感的微妙之处，加以发展，给以新的式样，崭新的表现构成丈夫的才能”。另外他马上补充说：“在不相爱的两个人之间，这种才能属于淫荡。”然而，蕾内恰好不爱路易，他所描绘的这种“才能”来自何处？事实上，巴尔扎克狡猾地回避了问题。他不了解没有中性的情感，缺乏爱、强制、无聊，只能产生怨恨、不耐烦、敌意，而不能产生温柔的爱情。他在《幽谷百合》中表现得更真诚些，不幸的德·莫尔索夫夫人的命运显得不那么说教。

<a id="jz_1_799" href="#jzyy_1_799">(12)</a>参阅克莱尔·勒普拉《订婚》。—原注

根据你的说法，我们把丈夫称为野兽，这头野兽消失了，蕾内对她的女友写信说。在一个我难以述说的温馨之夜，我看到了一个情人，他的话直达我的心灵，我怀着难以形容的快乐倚在他的臂弯里……好奇心在我的心里升起来……要知道，无论是最细腻的爱情所需要的，还是有时候这一刻的荣誉所意料不到的东西，什么都不缺乏，我们的想象要求他显出神秘的优雅，作为借口的冲动，获得的同意，盼望已久得到的理想快感，这种快感在我们任凭自己回到现实之前便征服了我们的心灵，所有这些诱惑以其迷人的形式汇聚在一起。

<a id="jz_1_800" href="#jzyy_1_800">(13)</a>当然，“一个洞总是一个洞”的格言具有粗俗的幽默意味，男人追求的不是粗俗的快感，然而，某些“廉价香巢”的兴盛足以证明，男人能够跟随便哪个女人得到满足。—原注

然后，巴尔扎克陈述婚姻这门科学。但他很快发现，对丈夫来说，问题不在于被爱，而在于不受骗，丈夫迟疑不决是否将使人消沉的制度强加于他的妻子，是否拒绝给她文化，让她变得粗鲁，唯一的目的是拯救他的荣誉。这还是爱情吗？如果想在这些含糊的、不连贯的思想中找到意义，看来是男人有权选择一个女人，他在她身上能够满足一般性的需要，这一般性是她忠实的保证，然后，他要运用某些方法，唤起他妻子的爱情。不过，如果他结婚是为了财产和后代，他确实是在<b>恋爱</b>吗？如果不是的话，他的激情怎样才能不可抗拒，引起相互的激情呢？巴尔扎克确实不知道，单方面的爱情远远不能不可遏止地吸引对方，相反，令人讨厌和反感吗？在《两个新嫁娘的回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自欺，这是一部书信体的主题小说。路易丝·德·肖利厄力图将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由于过度的激情，她杀死了第一个丈夫；由于她对第二个丈夫感到强烈的嫉妒，她死去了。蕾内·德·莱斯托拉德为了理智而牺牲感情，但做母亲的快乐足够弥补她，她建立了稳定的幸福。读者首先纳闷，是什么诅咒—如果不是作者本人的决定—禁止多情的路易丝如其所愿成为母亲呢？爱情绝不妨碍怀孕；另外，读者会想，为了快乐地接受丈夫的拥抱，蕾内必须表现出司汤达憎恶的“正经女人”身上的那种“虚伪”。巴尔扎克这样描绘新婚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