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女同性恋者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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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孤女，突然寻找到一个母亲，我开始感到对成年人不那么敌对了，对他们产生了尊敬……我对她的爱完全是纯洁的，我像想到母亲一样去想她……我喜欢她触摸我，有时她把我抱在怀里，或者让我坐在她的膝上……我睡觉时，她过来对我说晚安，吻我的嘴。

事实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蓄意的反常，也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诅咒。<a id="jzyy_1_787" href="#jz_1_787">⁽¹⁸⁾</a>这是一种<b>在处境中选择的</b>态度，就是说，既是被激起的，又是自愿采纳的。主体通过这个选择所承担的任何因素—生理条件、心理史、社会环境—都不是决定性的，虽然各种因素都有助于解释它。对女人来说，这是解决她的一般状况，特别是她的性处境所提出的问题的方法之一。正如一切人类行为一样，同性恋会导致做戏、失衡、失败、谎言，或者相反，它将是丰富体验的源泉，这取决于它被体验的方式—是自欺、怠惰、非本真或者清醒、慷慨和自由。

精神分析学家指出了女同性恋者与母亲早年保持的关系的重要性。在两种情况下，少女很难摆脱母亲的影响：如果她受到焦虑的母亲的热烈关怀，或者她受到“坏母亲”的虐待，母亲灌输给她一种深深的犯罪感，在第一种情况下，她们的关系往往卷进同性恋，她们睡在一起，相互抚摸，或者相互拥吻乳房；少女后来在别人的怀里寻找这同样的愉悦。在第二种情况下，她会感到强烈需要一个“好母亲”，保护她抗拒第一个母亲，回避她感到落在自己头上的诅咒。哈夫洛克·蔼理士的一个病人叙述自己的故事，她在整个童年时期憎恶她的母亲，她这样描绘十六岁时对一个年长女人的爱：

<a id="jz_1_770" href="#jzyy_1_770">(1)</a>女异性恋者很容易对某些男同性恋者产生友谊，因为她在这种无性欲的关系中感到安全和有趣。但总体而言，她对这些男人感到敌意，他们在自己身上或者在他人身上把占支配地位的男性贬低到被动的物的地位。—原注

桑多尔没有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但从对事实的简单陈述中，可以推导出几个重点。看来，她没有“男性化的抗议”，她以最本能的方式，依仗所受的教育和身体构造，始终自认为是一个男人；她的父亲与她一起出游，把她与他的生活结合的方式，明显有决定性影响；她的男性气质非常确定，以致她对女人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矛盾：她像男人一样爱她们，并不感到受她们牵连而影响名誉，她以纯粹支配和主动的方式去爱她们，不接受存在相互性。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憎恶男人”，特别喜欢年龄大的女人。这就暗示桑多尔对她的母亲有<b>男性的</b>恋母情结；她延续着幼年时的儿童心理，小姑娘和她的母亲结成一对，怀着保护母亲和有朝一日支配母亲的希望。当孩子被剥夺母爱温情时，往往对这种温情的需要会在她成年的生活中缠绕她，桑多尔由父亲抚养长大，也许梦想有一个慈爱温馨的母亲，于是她在其他女人身上寻找这个母亲；这就解释了她对其他男人深深的嫉妒，又加上她对年长的单身女人的尊敬和“诗意的”爱，在她看来，她们具有神圣的性质。她的态度正好是卢梭对德·华伦夫人、年轻的邦雅曼·贡斯当<a id="jzyy_1_778" href="#jz_1_778">⁽⁹⁾</a>对德·沙里埃尔夫人的态度，“女性化”的、敏感的少男也会转向有母爱的情人。这种类型的女同性恋者常常会受到指责，她从来不与母亲等同—因为她赞赏母亲，或者过于憎恨母亲—她拒绝成为女人，却期待在她周围有女性保护的温馨；她从温热的子宫中，带着男孩的大胆出现于世界上；她像男子一样行动，但作为男人，她有脆弱的一面，这种脆弱使她期望得到更年长的情人的爱；这样的一对重现了传统异性恋的情人：年长的妇人与少年。

<a id="jz_1_771" href="#jzyy_1_771">(2)</a>Johann Tserclaes Graf von Tilly（1559—1632），巴伐利亚将领，与华伦斯坦一起成为神圣同盟最重要的将领。

萨洛塔出生于匈牙利一个以怪癖闻名的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把她当做男孩子来培养：她骑马，打猎，等等。这种影响延续到十三岁，家里才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当时她爱上了一个英国小女孩，认为自己是个男孩，把她劫走了。她回到母亲家，但不久，她身穿男装，以“桑多尔”的名字与她的父亲一起出游，她投身于男性的体育运动，喝酒和逛妓院。她感到自己特别受到女演员或单身女人的吸引，而且她们大都不是豆蔻年华；她确实喜欢她们是“女性化的”。她说：“我喜欢在诗意面纱下的女性激情。凡是来自女人的厚颜无耻都使我产生厌恶……我对女人服装、一般说对凡是女人的东西都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但仅仅是对我和在我身上的东西而言，因为相反，我对女性怀有热情。”她和女人有许多联系，为她们花费许多钱。她为首都的两家大报撰稿。她和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女人同居了三年，她好不容易才让她接受分手。她唤起强烈的激情。她爱上一个年轻的小学女教师，通过一次假结婚和她结合；她的未婚妻和她全家把她当做一个男人；她的岳父以为在他未来的女婿身上看到勃起的肢体（可能是阴茎）；她照样让人刮胡子，但女仆曾经在她的内裤上发现月经的血迹，并且偷窥锁孔发现桑多尔是女人。她被揭发以后，被关进监狱，但获得释放。她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玛丽分手感到巨大的悲伤，她在狱中给玛丽写了一些热情洋溢的信。她的身体结构不完全是女性的：骨盆很窄，没有腰身。乳房发达，生殖器官完全是女性的，但发育不完全。桑多尔直到十七岁才来月经，她对此感到深深的厌恶；和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想法令她厌恶；她的羞怯感只针对女人，以致她更喜欢同男人共床，而不是同女人共床。当人们把她当做女人对待时，她感到很难受，当她不得不重新穿上女装时，她苦恼极了。她感到自己“像被磁力吸向二十四岁至三十岁的女人”。只有在抚摸她的女友时，她感到性的满足，她从来不让人抚摸。有机会时，她用塞满废麻的袜子当做阴茎。她憎恶男人。她对别人的道德评价十分敏感，拥有很高的文学才能，知识广博，记忆力惊人。

<a id="jz_1_772" href="#jzyy_1_772">(3)</a>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法律惩罚男子的同性恋，而不把女人的同性恋看成是有罪的。—原注

女同性恋者会很容易接受丧失女性气质，如果她由此获得自豪的男性气质的话。但是不行。她仍然显而易见缺乏男性器官；她可以用手或者利用人造阴茎去模仿占有，让她的女友失去处女贞操；她仍然是一个被去势的人。她会为此深感痛苦。作为女人，她没有达到完成阶段，作为男人，她是性无能，她的苦恼有时表现为精神病。有个女病人对达尔比耶说<a id="jzyy_1_777" href="#jz_1_777">⁽⁸⁾</a>：“如果我有东西能插入，事情就会好多了。”另外一个女病人希望她的胸部是硬挺的。女同性恋者常常试图通过狂妄和裸露去补偿缺乏男性特点，其实表现了一种内心失衡。有时她也成功地与其他女人创造某种类型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女性化的”男人或者尚未定型的少男同女人保持的关系完全一样。这样的遭遇最鲜明的例子之一，就是克拉夫特—埃宾提供的“桑多尔”的案例。她通过这种迂回的方法，达到完美的平衡，而只有社会干预才会摧毁这种平衡。

<a id="jz_1_773" href="#jzyy_1_773">(4)</a>Alfred Ernest Jones（1879—1958），英国医生、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英国的第一个门徒，著有《弗洛伊德的生平和作品》等。

读者已经看到，她只同男孩子在一起才愉快，不想“女性化”。十六岁时，她同少女建立最初的关系；她对她们深深地蔑视，这马上给她的性欲一种虐待狂的性质；她热烈地、却是柏拉图式地追求自己所尊敬的一个女同学，对于她能掌握的女孩子，她感到厌恶。她狂热地投身到高难度的学业中。由于在第一次同性恋中感到失望，她狂热地投身到纯粹肉欲的体验中，并开始喝酒。十七岁时，她认识了一个年轻男人，嫁给了他，但是，她认为他是她的妻子；她穿男装，继续喝酒和学习。她先是有阴道痉挛，性交从来不能引起性欲高潮。她感到她的地位是“屈辱的”；她总是扮演攻击性的主动角色。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同时又“疯狂地爱他”，她重续跟女人的关系。她认识了一个艺术家，献身给他，但同样没有性欲高潮。她的生活分成不同的几个阶段；有一段时间她写作、创造，感到自己完全是男性；她断断续续地、虐待狂似的同女人睡觉。随后，她有一个女性时期。她接受心理分析，因为她希望达到性欲高潮。

<a id="jz_1_774" href="#jzyy_1_774">(5)</a>Angelo Louis Marie Hesnard（1886—1969），法国精神病科医生，在法国传播弗洛伊德的理论，实施“开放的精神分析”，与雷吉斯合作著有《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的精神分析》。

然而，对一个有支配欲的女人来说，同性恋并不总是显得像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既然她寻求肯定自己，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女性能耐令她不满；对她来说，异性恋关系同时是一种贬低和一种充实；在拒绝接受她的性别带来的限制时，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她以另一种方式限制自己。同性欲冷淡的女人既拒绝快感又期望快感一样，女同性恋者在不想做一个正常而完整的女人的同时，又时常希望做这样的女人。这种犹豫在施特克尔研究的女扮男装的例子中很明显。

<a id="jz_1_775" href="#jzyy_1_775">(6)</a>Denis de Rougemont（1906—1985），瑞士作家，用法文写作，1940至1947年在美国居住，1950年在日内瓦建立欧洲文化中心，著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失业日记》、《魔鬼的份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