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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jz_1_4" href="#jzyy_1_4">(2)</a>Saint Thomas Aquinas（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
<a id="jz_1_28" href="#jzyy_1_28">(26)</a>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人文主义者，著有《随笔集》等。
<a id="jz_1_3" href="#jzyy_1_3">(1)</a>如今这本杂志已经寿终正寝，杂志名为《坦率》。—原注
<a id="jz_1_29" href="#jzyy_1_29">(27)</a>Saint Angustine（354—430），非洲主教、神学家，著有《忏悔录》等。
毋庸置疑，如果我们假设，有种生理、心理或经济的命运压在女人身上，这个问题就会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将以讨论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女人的观点开始。随后我们将力图从正面指出，“女性实在”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女人被界定为<b>他者</b>，按男人的观点看，其后果是怎样的。我们将按女人的观点描绘她们固有的世界<a id="jzyy_1_43" href="#jz_1_43"><sup>(41)</sup></a>；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女人竭力摆脱至今给她们划定的范围，尽力参与到人类的<b>共在</b>中遇到怎样的问题。
<a id="jz_1_30" href="#jzyy_1_30">(28)</a>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自由》、《论女人的屈辱》等。
但是，毫无疑问，没有一定之见是不可能谈论任何人类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所采纳的角度，已经设定了关注问题的级别；凡是优点都包含着价值；所谓客观的描述，不会不突现于一个伦理学的背景上。我们不会力图掩藏原则，多少总要明显地暗示出来，不如最好还是首先提出这些原则；这样，我们不必在每一页定义每个词是什么意思：高等的、低等的、更好的、更差的、进步、退步，等等。如果我们查阅一下某些研究女性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最常采用的观点之一，就是公益、普遍利益的观点，实际上，人人都是将这些概念理解为社会的利益，就像希望保持它或者安排好它。而我们认为，除了保证公民的私有财产以外，没有其他公益；我们正是从给予个体具体机会的观点来评判制度。但是我们也不混淆私人利益的概念与幸福的概念，这正是人们常常遇到的另一个观点；闺房中的女人难道不比一个女选民更幸福吗？家庭主妇难道不比一个女工更幸福吗？幸福一词的涵义还不太清楚，更不清楚的是它包含哪些真正的价值；决不可能衡量他人的幸福，而且宣称别人强加于他的处境是幸福的，这总是很容易的事，特别是那些被束缚于困境中的人，有人以幸福是静止不动为借口认为他们是幸福的。我们不会参照这种概念。我们采用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道德观。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它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除了向无限开放的未来扩张，没有其他为当下存在辩解的方法。每当超越性重新回到内在性，存在会贬抑为“自在”、自由贬抑为人为性；如果这种堕落为主体所赞同，那么它就是一种道德错误；如果它是被强加的，它就会采取侵占和压迫的形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绝对的恶。凡是处心积虑要为自身存在辩解的人，都感到他的存在是一种自我超越的不确定需要。然而，以特殊的方式去界定女性处境的是，她作为整体的人，作为一种自主的自由，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认为<b>他者</b>的世界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选择的，人们企图把她凝固为客体，把她推至内在性，因为她的超越性不断被另一种本质的和主宰的意识所超越。女人的悲剧，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一个人在女性的条件下怎样才能自我实现呢？向她打开的是什么样的道路呢？什么样的道路会导致死胡同呢？怎样在附庸的状态中重新获得独立呢？什么状况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呢？她能超越这些状况吗？这就是我们想澄清的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个体的机遇感兴趣，将不用幸福这个词，而是用自由这个词去界定这些机遇。
<a id="jz_1_31" href="#jzyy_1_31">(29)</a>参阅卷Ⅰ第二部第167页。—原注。
那么，我们怎样提出问题呢？首先，我们以什么身份提出问题？男人是法官和当事人，女人也是。哪儿能找到天使？实际上，天使并不能胜任，天使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各种论据；至于阴阳人，这是非常特殊的个案，这种人并非雌雄同体，更确切地说，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我相信，要廓清女性的处境，仍然是某些女人更合适。企图将埃庇米尼得斯<a id="jzyy_1_42" href="#jz_1_42"><sup>(40)</sup></a>封闭在克里特人的概念里，又把克里特人封闭在说谎者的概念里，那是一种诡辩，因为促使男人和女人要真诚或者自欺的不是一种神秘的本质；是他们的处境多少促使他们去寻找真理。今日，许多女人有机会为自己恢复人类的一切特权，能够让自己显得不偏不倚，我们甚至感到这种需要。我们不再像比我们年长的女斗士；大体上我们是获胜了；在最近关于女性地位的讨论中，联合国从未停止过迫切要求性别平等最终实现，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必要感到女性身份是一种困惑或者障碍；许多问题对我们而言，显得比跟我们切身有关的问题更为本质，而这种超脱本身使我们期待，我们的态度将变得客观。但我们比男人更深入了解女性世界，因为我们扎根其中；我们能更直接把握，作为女人的事实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更加关切地要知道这一点。我说过，有更为本质的问题；这并不妨碍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保留一定重要性：成为女人的事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准确地说，这给予我们什么机会？又拒绝给我们什么机会？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我们的妹妹们呢？必须引导她们朝什么方向走呢？引人瞩目的是，今日整个女性文学远远不是受到要求权利的意愿的激励，而是受到获得辨明是非的努力的激励；本书写作处于混乱笔战时代的结束时刻，其中一个意图就是加以总结。
<a id="jz_1_32" href="#jzyy_1_32">(30)</a>英文，<b>种族隔离</b>。
然而，我们仍然应该怀疑女性主义者的论断，出于论战需要，人们往往把它们的价值一扫而光。“妇女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如此被人视为废话连篇，是因为男性出于狂妄，把它变成一场“争吵”；争吵时是不再讲理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力求证明的是，女人究竟高于、低于男人，还是与男人一样：女人在亚当之后被创造出来，显然是次等的人，有些人这样说；正相反，另外一些人说，亚当只是一个泥团，上帝创造出夏娃以后，才完美地创造出人类；亚当的脑袋较小，但他身材相对更高；耶稣让自己成为男人，这也许是出于谦卑。每个论据立即招来反驳的意见，往往两种论据都失之偏颇。如果试图明察秋毫，那就必须摆脱这些尺矱；必须拒绝高等、低等、相等这些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搅乱了所有的讨论，必须重新开始探讨。
<a id="jz_1_33" href="#jzyy_1_33">(31)</a>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英国戏剧家，著有《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