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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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强调这个例子，是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男人的天真令人无法生气。还有其他许多更妙的方式，男人以此利用女人的他性。对于那些忍受着自卑情结的人来说，这里有一种具有奇效的涂擦剂：没有什么比一个要表现男子气概的男人对待女人时更狂妄、更咄咄逼人、更目空一切的了。那些不被同类气焰压倒的人，反倒更乐意把女人看作同类；甚至对这些人来说，<b>女人</b>的神话、<b>他者</b>的神话，出于许多理由是值得重视的<a id="jzyy_1_39" href="#jz_1_39">⁽³⁷⁾</a>；人们不会责备他们不肯自愿放弃从女人神话中得到的所有好处：他们知道放弃自己所梦想的女人会失去什么，他们不知道明天出现的女人会带给他们什么。必须克己忘我才能拒绝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的和绝对的<b>主体</b>。再说，绝大多数男人都不能明确地接受这种想法。他们不把女人<b>确立为</b>低一等，毕竟今日他们头脑里过分渗进民主思想，以致不会不承认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家庭内部，在孩子和年轻男人看来，女人具有同成年男子一样的社会尊严；随后，男人在欲望和爱情中感受到自己所爱的女人的反抗和独立精神；结婚后，男人尊重他的女人是妻子、母亲，而在夫妇生活的具体体验中，她面对他作为一种自由确立。于是他说服自己，在两性之间再也没有社会等级，尽管有差别，女人大体是一个平等的人。但是，由于他察觉到某些劣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作能力稍逊一筹—他视之为天性使然。当他对女人采取合作和善待的态度时，他看重的是抽象平等的原则；至于他察觉到的具体的能力不相等，他没有<b>提出来</b>。但一旦他同她发生冲突，处境就翻转过来了，他会看重具体的能力不相等，甚至放纵自己去否认抽象的平等<a id="jzyy_1_40" href="#jz_1_40">⁽³⁸⁾</a>。正因此，许多男人几乎真诚地断言，女人同男人<b>是</b>平等的，她们没有什么可要求的，<b>同时又说</b>，女人永远不会同男人一样，她们的要求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男人很难衡量社会歧视的极大分量，从表面看来，社会歧视微不足道，其伦理、智力的反响在女人身上却极为深远，以致社会歧视的根源仿佛在原初的自然状态中<a id="jzyy_1_41" href="#jz_1_41">⁽³⁹⁾</a>。对女人最有同情心的男人，却根本不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因此，当男人尽力捍卫特权—他们甚至衡量不出这些特权有多大时，是没有必要相信男人的。因而我们不会被男人对女人发动攻击的次数和激烈程度所吓倒；也不会被给予“真正的女性”的有利害关系的赞美所迷惑；也不会被女人的命运在男人身上激起的热情所征服，其实这些男人根本不想同女人共命运。

<a id="jz_1_34" href="#jzyy_1_34">(32)</a>Claude Mauriac（1914—1996），法国评论家、小说家，著有《普鲁斯特自评》、《现代反文学》等。

许多男人希望这样，并非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保守的资产阶级继续在妇女解放中看到威胁其道德和利益的危险。某些男人害怕女性的竞争。在《拉丁周刊》中，一个大学生最近宣称：“凡是要选择医生或律师职业的女大学生，都<b>窃取</b>了我们的一个位置”；这个大学生并没有对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提出质疑。不仅仅经济利益在起作用。压迫者实行压榨，取得的利益之一是，他们之中最平庸的人也感到自己<b>高人一等</b>：美国南方一个“贫穷的白人”会欣慰地想，他不是一个“肮脏的黑人”；更富有的白人巧妙地利用这种自豪感。同样，最平庸的男性面对女人也自以为是半神。蒙泰朗先生在同女人（自然是处心积虑地选择的女人）接触时，比起在男人中间要扮演男人角色，更容易自认为是一个英雄，而其实许多女人比他更出色地履行这个角色。正因此，一九四八年九月，克洛德·莫里亚克<a id="jzyy_1_34" href="#jz_1_34">⁽³²⁾</a>—人人都赞赏他的独具一格—在《费加罗文学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女人竟能<a id="jzyy_1_35" href="#jz_1_35">⁽³³⁾</a>这样写道：“<b>我们</b>以彬彬有礼的、无动于衷的口吻（原文如此！）倾听……她们之中最光辉夺目的人说话，深知她的头脑以或多或少出色的方式反映来自<b>我们</b>的思想。”由于女发言者并不了解克洛德·莫里亚克先生的任何思想，显然，她反映的不是他个人的思想；她反映来自男人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因为甚至在男人中间，也有不止一人把不是自己创造的见解当做自己的见解；人们会想，克洛德·莫里亚克先生是不是没有兴趣谈论笛卡儿<a id="jzyy_1_36" href="#jz_1_36">⁽³⁴⁾</a>、马克思、纪德<a id="jzyy_1_37" href="#jz_1_37">⁽³⁵⁾</a>的好想法，而是更喜欢同自己交谈；令人注目的是，通过<b>我们</b>一词的模糊含义，他和圣保罗<a id="jzyy_1_38" href="#jz_1_38">⁽³⁶⁾</a>、黑格尔、列宁、尼采并列，他从他们的崇高地位出发，轻蔑地俯视这群女人，她们竟敢跟他平等地对话；说实话，我知道不止一个女人不会耐心给予莫里亚克先生“彬彬有礼的、无动于衷的口吻”。

<a id="jz_1_35" href="#jzyy_1_35">(33)</a>或者至少他认为有能力。—原注

这些问题远非新提出来的，人们已经做过不胜枚举的回答，但恰恰女人是<b>他者</b>这个唯一的事实，对男人可能做出的一切辩解提出了异议，因为显而易见，这些辩解是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不太为人所知的女性主义者普兰·德·拉巴尔在十七世纪说过：“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在所有地方，在任何时代，男人都炫耀他们感到自己是创造之王的满足心情。犹太男人在他们的晨祷中说：“感谢我主和宇宙之主上帝没有让我成为女人。”而他们的妻子忍气吞声地低语：“感谢我主按照他的意愿创造了我。”在柏拉图感谢神祇的恩惠中，第一个恩惠是，神祇创造的他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第二个恩惠是，创造了他是个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是，如果男人不将这个特权看做是绝对和永恒地确立的，他们就不能充分地享受它：由于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男人竭力编制一部法律。普兰·德·拉巴尔还说：“那些制订和编纂法律的人，作为男人，使他们的性别有利，法学家又把法律变成准则。”立法者、教士、哲学家、作家、学者都热衷于表明，女人的从属状况是上天安排的，有利于人间。男人炮制的宗教反映了这种统治意愿：他们从夏娃和潘朵拉<a id="jzyy_1_25" href="#jz_1_25">⁽²³⁾</a>的传说中，汲取了武器。他们使哲学、神学为他们所用，如同上述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句子中所见到的那样。自古以来，讽刺作家和道德学家乐于勾画出女性弱小的图画。众所周知，整部法国文学史对女人提出了多么激烈的指控：蒙泰朗<a id="jzyy_1_26" href="#jz_1_26">⁽²⁴⁾</a>重拾让·德·默恩<a id="jzyy_1_27" href="#jz_1_27">⁽²⁵⁾</a>笔下的传说，虽然没有那么激烈。这种敌对有时看来振振有词，往往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这种敌对掩盖了一种多少巧妙地隐藏起来的自我辩解的意愿。蒙田<a id="jzyy_1_28" href="#jz_1_28">⁽²⁶⁾</a>说：“指责一个性别比原谅另一性别更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发展过程十分明显。例如，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当家庭走向衰败，女人要成为男性继承者的威胁时，罗马法为了限制女性权利提醒人注意“女性的愚蠢和脆弱”。令人注目的是，在十六世纪，为了将已婚妇女置于受监督的地位，人们援引圣奥古斯丁<a id="jzyy_1_29" href="#jz_1_29">⁽²⁷⁾</a>的权威，宣称“女人是既不坚定又不稳定的畜生”，而单身女人被认为能够管理她的财产。蒙田非常明白落在妇女身上的命运是专横和不公平的：“女人拒绝接受传入人间的法规一点儿也没错，因为这是男人撇开她们制定的。在她们和我们之间，自然存在阴谋和不公”，但是他没有发展到成为她们的捍卫者。直到十八世纪，极为主张民主的男人才客观地考虑问题。其中，狄德罗竭力表明，女人同男人一样都是人。稍后，斯图亚特·穆勒<a id="jzyy_1_30" href="#jz_1_30">⁽²⁸⁾</a>热情地捍卫妇女。这些哲学家异乎寻常地不偏不倚。十九世纪，关于女性主义的争论重新带有偏见；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女性参加生产劳动，当时，女性主义的要求在理论领域产生，女人找到了经济基础；其对手因此变得特别咄咄逼人；虽然土地所有制部分失势，但是资产阶级抓住一种古老的道德，这种道德视家庭的牢固结合为私有制的保证，由于女性的解放变成真正的威胁，它便更为严厉地要求女性待在家中；在工人阶级内部，男人力图阻止这种解放，因为在他们看来，女人是危险的竞争对手，尤其因为她们习惯于拿低工资干活<a id="jzyy_1_31" href="#jz_1_31">⁽²⁹⁾</a>。为了证明女人低人一等，反女性主义者于是像不久以前那样，不仅求助于宗教、哲学、神学，而且求助于科学，如生物学、实验心理学等等。他们至多同意给予<b>另</b>一性别“有差别的平等”。这种很有市场的说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正是Jim Crow<a id="jzyy_1_32" href="#jz_1_32">⁽³⁰⁾</a>法规对美国黑人所运用的说法；然而，这种所谓平等的隔离法只用来引进最极端的种族歧视。这丝毫不是出于偶合，无论关系到的是被迫处于低层的种族、阶层、阶级，还是性别，辩解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永恒的女性”，就是“黑人灵魂”和“犹太人性格”的对等物。犹太人问题在总体上截然不同于其他两个问题：对反犹主义者来说，犹太人与其说是低等民族，不如说是敌人，他们不承认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属于他们的位置；更确切地说，是想消灭他们。可是，在女人的处境和黑人的处境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两者今日都从相同的家长统治中解放出来，不久以前还是主宰者的阶层，企图把他们保持在“原来的位置”，就是说保持在它为他们选择的位置；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阶层对头脑不清的、幼稚的、笑容满面的“好黑人”，对逆来顺受的黑人，以及对“真正是女人”的女人，也就是肤浅的、幼稚的、轻率的女人，屈从于男人的女人的品德，散布或多或少真诚的赞美。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阶层以它制造的事实状态为论据。大家知道萧伯纳<a id="jzyy_1_33" href="#jz_1_33">⁽³¹⁾</a>的这句俏皮话：“美国白种人大体上把黑人降低到擦皮鞋的一类人中，由此可以得出，黑人只能擦皮鞋。”可以在各种各样相似的情况中找到这种恶性循环：当一个个体或者一群个体被控制在低人一等的处境中，事实是他或他们<b>就是</b>低人一等的；但是必须理解<b>就是</b>这个词的含义；从自欺出发，会给它实质的含义，而它有着黑格尔式的鲜活意义：<b>就是</b>即变成，也即成为显现出来那样；是的，大体上，女人今日<b>就是</b>低男人一等，换句话说，她们的处境给她们展现的可能性很小，问题在于要知道这种状态是否应该持续不变。

<a id="jz_1_36" href="#jzyy_1_36">(34)</a>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数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唯理论的倡导者，著有《方法论》等。

但随即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整部历史是怎样开始的？人们明白，性别的二元论就像一切二元论一样，是由一个冲突体现出来的。人们明白，倘若两者之一成功地确立了优势，这种优势就应该作为绝对优势得到确立。剩下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开始是男人取胜。女人似乎本来可以取得胜利，或者斗争会永远得不到解决。这个世界怎么会总是属于男人呢？怎么会仅仅到今日事情才开始改变呢？这种改变是好事吗？它会不会使得男女之间平分世界呢？

<a id="jz_1_37" href="#jzyy_1_37">(35)</a>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作家，著有《窄门》、《梵蒂冈地窖》、《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

可以想象，这种互相依存有助于女人的解放；当赫拉克勒斯<a id="jzyy_1_21" href="#jz_1_21">⁽¹⁹⁾</a>在翁法勒的脚边纺羊毛时，他的欲望把他缚住了，可为什么翁法勒没有成功获得永久的权力呢？为了向伊阿宋复仇，美狄亚杀死了她的两个孩子<a id="jzyy_1_22" href="#jz_1_22">⁽²⁰⁾</a>，这个野蛮的传说表明，女人从把她与孩子联结起来的纽带中，可以汲取可怕的巨大影响。阿里斯托芬<a id="jzyy_1_23" href="#jz_1_23">⁽²¹⁾</a>在《吕西斯忒拉忒》中有趣地想象出一场妇女集会，她们为了社会的目的，力图共同利用男人对她们的需要，但这只是一出喜剧。有一则传说，说是快活的萨宾<a id="jzyy_1_24" href="#jz_1_24">⁽²²⁾</a>女人坚持不生育来对付她们的劫持者，还叙述男人用皮带抽打她们，神奇地战胜了她们的反抗。生理需要—性欲和延续后代的愿望—使男性处于女性的支配之下，却没有从社会上解放妇女。主奴双方因互相的经济需要而团结起来，这种需要却没有解放奴隶。这是因为在主奴关系中，主人没有<b>提出</b>他对另一方的需要；他掌握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力，但没有从属于这种权力；相反，处在附属地位的奴隶，出于期望或恐惧，将对主人的需要内化；虽然这种需要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却总是有利于压迫者而不利于被压迫者，这就解释了，比如，为什么工人阶级的解放会如此缓慢。然而，女人如果不是男人的奴隶，至少始终是他的附庸；两性从来没有平分过世界；今日仍然如此，虽然女人的状况正在变化，但仍是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几乎在任何国家里，女人的合法地位与男人不一样，男人往往让女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即便女人的权利得到抽象的承认，但长期养成的习惯也妨碍这些权利在风俗中获得具体表现。在经济上，男女几乎构成两个阶层；凡事都一样，男人拥有更有利的处境，工资更高，成功的机会比他们新近遇到的女竞争对手更多；男人在实业、政治等方面占据多得多的位置，正是男人掌握最重要的岗位。他们除了握有具体的权力以外，还拥有这样一种威信，孩子的全部教育都维持着这种威信的传统：现今包含着往昔，过去的全部历史是由男性创造的。当女人开始参与规划世界时，这个世界仍然是属于男人的世界，男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而女人也几乎觉察不到。拒绝成为<b>他者</b>，拒绝与男人合谋，对女人来说，就等于放弃与高等阶层联合给她们带来的一切好处。男人—君王在物质上保护女人—忠君者，前者负责保证后者的生存，所以女人在回避经济上的危险的同时，也回避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这种自由要孤立无援地创造目的。凡是个体都力图确定自身是主体，这是一种伦理上的抱负，事实上，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可这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这样，将女人确定为<b>他者</b>的男人，会发现女人扮演了同谋的角色。这样，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女人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因为女人感受到与男人相连的必要联系，而不再提出相互性，还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b>他者</b>的角色。

<a id="jz_1_38" href="#jzyy_1_38">(36)</a>Saint Paul（约5—62），基督教使徒。

存在另外一些情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种范畴成功地绝对主宰了另一种范畴。往往是数量上的不等造成了这种特权：多数人将律令强加于少数人，或者迫害少数人。但是女人不像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她们不是少数人，地球上女人和男人一样多。往往是，彼此相对的两部分人先是独立的，以往他们互不知晓，或者其中一部分人承认另一部分人的自主；是一次历史事件使弱者屈服于强者：犹太人散居各国、奴隶制引入美洲、殖民者的征服，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在这些情况下，对受压迫者来说，有过一个<b>前史</b>：他们共同拥有一个过去、一个传统，有时是一种宗教、一种文明。在这方面，倍倍尔<a id="jzyy_1_19" href="#jz_1_19">⁽¹⁷⁾</a>在女人和无产者之间所做的比较，得到最有力的佐证：无产者在数量上也不处于劣势，他们从来没有构成彼此分离的群体。然而如果缺乏<b>一个</b>事件，就应根据历史的发展解释他们作为阶级而存在，并了解这个阶级中<b>这些</b>个体的分布。不是从来就有无产者的，女人却始终存在；她们因生理结构而成为女人；在历史可追溯的年代，她们就一直从属于男人，她们的从属地位不是一个事件或者一次变化的结果，这不是<b>应运而至的</b>。部分是因为她们的从属地位不是出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所以他性就像一种绝对。处境随着时间发展，在另一个时代会自行解体，例如，海地的黑人证实了这一点；相反，自然条件似乎不容许改变。其实，同历史现实一样，自然不是不可变更的。女人之所以变成非本质，再也回不到本质，是因为女人不会自动进行这种返回。无产者说“我们”。黑人也这样说。他们自我确定为主体，把资产者、白人变成“他者”。女人—除了在某些抽象示威的代表大会上—不说“我们”；男人说“女人”，她们重复这个词，以表明自身；可是她们并没有本真地自我确定为<b>主体</b>。无产者在俄国闹革命，黑人在海地闹革命，印度支那人在印度支那打仗，但女人的行动从来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骚动；她们只挣到男人肯让给她们的东西；她们什么也没有夺取到：她们接受<a id="jzyy_1_20" href="#jz_1_20">⁽¹⁸⁾</a>。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具体的方法汇聚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只可能在对抗中自我确立。她们没有过去、历史、适合她们的宗教；她们不像无产者那样在劳动和利益上是一致的；她们甚至不混杂居住，而混杂居住使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区的犹太人、圣但尼或者雷诺汽车厂的工人结成一个团体。她们分散地生活在男人中间，通过居所、工作、经济利益、社会条件和某些男人—父亲或者丈夫—联结起来，比和其他女人联结得更紧密。资产阶级妇女与资产者而不是与无产阶级妇女联结起来；白种女人同白种男人而不是同黑种女人联结起来。无产者会提出屠杀统治阶级；一个狂热的犹太人、一个狂热的黑人会梦想夺取原子弹的秘密，将人类全变成犹太人或黑人，但即使在梦中女人也不会消灭男人。将女人同她的压迫者联结起来的纽带，是任何别的纽带不可比拟的。性别的区分实际上是一种生理上的既定，而不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在原始的<b>共在</b>内部，已形成他们的对立，但对立并没有使这<b>共在</b>破灭。夫妻是一个基本单位，这两个一半彼此是并列的，通过性别对社会进行任何划分都是不可能的。女人的基本特征就在这里：她是整体中的<b>他者</b>，这两者互相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