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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作用或许是原因之一。事实上,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此必须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不过这样一来,所有举措便都得立竿见影,卓有成效,由此证明改革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否则红口白牙的,谁相信呢?
问题是,就算工于谋身又如何?严嵩倒是会这个,结果怎么样呢?他跟张居正的区别,只是活着被打倒,或者死后被清算,活受罪的严嵩还要更惨一些。就连同样工于谋身的徐阶,也不过保全了性命,但体统无存,颜面尽失。
因此他雷厉风行急于求成,就应该另有原因。
那个时期的风云人物,不是身败,就是名裂。<sup><a id="noteref_59" href="#footnote_59">[59]</a></sup>
操切就是鲁莽急躁。操切而且苛严,几乎是当时朝臣对张居正改革的同感和共识。这就有点像王安石。不过王安石本来就是急性子,张居正却是胸有城府的。他甚至还这样劝过海瑞: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好嘛!一省尚且如此,况乎全国,况乎举朝?<sup><a id="noteref_54" href="#footnote_54">[54]</a></sup>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关系链:夏言攻倒张璁,却被严嵩暗算。徐阶扳倒严嵩替夏言复仇,退休后又被高拱打击。张居正驱逐高拱为徐阶出了气,自己则差点被开棺戮尸,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反倒广为流传。
张居正却比火暴脾气的高拱还要操切。
这就是嘉靖十四年到万历十二年,大明王朝内阁的连台好戏,时间跨度半个世纪。亲操权柄的万历皇帝也没有兴奋多久,很快就从“事事由朕独断”变成三十年不朝,以至于清人异口同声: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sup><a id="noteref_60" href="#footnote_60">[60]</a></sup>
高拱说这些话,目的当然是要继续整治徐阶。但“极弊之余”四个字,却也无意中道出官场真相:贪腐也好,懈怠也罢,都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岂能毕其功于一役?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