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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切都给你们了。”在离世的前几天，她一直不停地重复这句话。
她希望我们记住这句话，而这句话也刻进了我的心里。这句话好像给了我一个承诺，让我觉得她的确就在身边，而墓碑则实实在在地让我觉得她就在我身边。我们几个人把墓碑立好，然后开始把她的骨灰撒进泥土里。但是我没有全撒掉。我留了几块大些的骨骼握在手心里，站了良久，却不愿意放手。我不会放手的，永远不会。
再一次上路的时候，我已经不再记恨母亲了。实际上，即便过去有过不愉快，她仍然是一个很出色的母亲。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一点。她病入膏肓的时候我明白，现在我也明白。我明白这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有几个朋友，他们的母亲比我的母亲长寿，却不曾给予他们全身心的爱，而我的母亲做到了。她一直认为这种爱是她最伟大的成就。当她明白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爱是她能够依赖的东西，也是让她挂怀我们姐弟几个、难以安心上路的原因。
我把这几块未燃尽的骨头放进嘴里，然后吞了下去。
“去他妈的！”接下来的几英里我大声地喊着这句话。因为生气，我走得很快。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放慢了脚步，停下来坐在一块卵石上。脚边生长着一丛野花，浅粉色的花瓣从石缝中探了出来。“藏红花”这个名字立即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因为母亲之前教过我。在播撒她骨灰的地方，也长着这样的花。我伸出手，碰到了一枝花的花瓣，怒气慢慢地烟消云散。
到了那天晚上，在本应是母亲50岁生日那天晚上，我又开始爱她了，但是我仍然不能让茱迪·科林斯的歌曲在脑海里回响。天气很冷，但不如前一晚冷。我戴着手套，裹着厚厚的衣服，坐在帐篷里，读着新书《1991年散文精选》。之前我一般会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把前一晚看完的部分烧掉，但是这一晚，我却爬出帐篷，把刚刚读完的部分烧掉了。我看着纸张燃烧着，大声地说着母亲的名字，好像是在为她举行某种仪式。她叫芭芭拉，昵称是芭比。我没有喊“妈妈”，而是喊她的昵称，这让我醍醐灌顶般明白，她不仅仅是母亲，她对我还有更多的意义。她去世的时候也把这些都带走了。但是，现在她似乎又来到了我面前，她人性中的完美与不完美，就像一幅全景壁画——我了解的她和不了解的她，属于我的她和不属于我的她——在我面前一览无余地铺展开来。
命运残酷地把母亲从我身边带走，跟我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这是不对的。我恨母亲的原因甚至都不对。我在没有长大时就逐渐跟她疏远，然后在朋友面前说她坏话，或者质疑她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然后随着年纪增长，我渐渐明白她已经尽了力，也知道她所做的已经够好了，最终我们母女和好。但是她的离世让这一切都变成了回忆，也让我一下子茫然了。这件事让我青春期的傲慢还没来得及发泄就被拦腰截断，让我被迫一夜长大，原谅了她作为母亲犯下的种种错误——但同时也几乎让我永远无法长大，让我尚未成熟的人生死去，又让我开启另一段尚未成熟的人生。她是我的母亲，但是她却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她永远地困住了我，但我却成了一个人。她永远是我心里填不满的那个洞。而我要一直去填补，一遍又一遍。
母亲想用自己的器官帮助别人的意愿并没有实现，或者说，并没有完全如她想的那般实现。她去世的时候，身体里除了癌细胞就是吗啡，所以最后能用的只有眼角膜。我知道这只是眼睛的一部分，就是一块透明的薄膜而已。但当我想到母亲的眼角膜时，想到的并不是两片薄膜，而是她深蓝色的眼睛在别人的脸上继续看着这个世界。母亲离世几个月后，我们收到了来自器官捐助基金会的一封感谢信。信上说正是因为她的善举，别人才得以重见光明。我突然不可遏制地想要跟那个人见一面，要看看他或她的眼睛。那个人不必说话，我想做的就是让他或她看我一眼而已。我按照信上的电话号码拨过去咨询，但是很快就失望到了极点。我被告知，保密是最重要的原则，而且也是受助方的权利。
然后，我痛哭起来。但是没有眼泪，只是一阵阵的怒吼，似乎贯穿了我的全身，让我无法站立。我不得不弯下身来，把手撑在双膝上，继续号啕。肩上的包越发沉重，滑雪杖挂在身后，戳到了地上。所有的辛酸与委屈，所有愚蠢的回忆，都在大声哭喊中释放出来。
“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您母亲捐献器官的实际情况。”电话那边的女人耐心地说着，声音里满是安慰。这让我想起来那些情绪咨询顾问、临终关怀志愿者、护士、医生还有那些在母亲奄奄一息的几周和去世后的几天一直跟我联系的殡仪馆工作人员。他们的声音都有一种刻意的甚至是过分的同情，所传递的信号就是——我要无依无靠了。“我们移植的不是整个眼睛，”她耐心地给我解释道，“只是眼角膜，就是——”
我简直要气疯了，不得不停下来整理思绪。
“我知道眼角膜是什么。”我感觉自己一下子爆发了，“我就是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可以的话就去看看他或她。这是你们欠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