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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接下来会怎么办？”
北中城分局离我住的旅馆有几个街区。晚上九点刚过，我来到那里，雨还在半心半意地下着。我到前台问路，值班的年轻人留着小胡子，头发用吹风机吹过，他指点我走楼梯。我爬上一段楼梯，找到刑警队的大开间。办公桌前坐着四个穿便衣的警察，房间另一头还有两个在看电视。拘留室里有三个黑种年轻男人，他们扫了我一眼，发现我不是他们的律师，顿时失去了兴趣。
“唉，天哪，”他说，“咖啡真难喝，对吧？”
离家还有半程的时候，我拐进一家熟食店，要了浓汤、三明治和咖啡。《邮报》上有一篇离奇的报道。皇后区的两个邻居争吵了几个月，因为其中一个人养的狗在他出门后就叫个不停。前一天晚上，狗主人出来遛狗，狗在邻居家门口的树底下拉屎。邻居碰巧看见了，从楼上窗口用弓箭射那条狗。狗主人跑回家，拿着一把瓦尔特P38手枪出来，那是他参加二战的纪念品。邻居也拿着弓箭跑出来，狗主人开枪打死了他。邻居八十二岁，狗主人六十二岁，两个人在小颈区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邻居。文章里没说狗几岁，但报纸上有它的照片，一位制服警官牵着狗绳，它使劲挣扎。
“还行。”
也许他偶尔会感到愧疚，想着有一位艺术品修复师守在电话旁等他打来。也许他会为自己的草率而备感后悔，其实根本没必要扔掉她的号码嘛。他本来可以时不时地抽空找她约会，她没理由非得知道他有妻子和孩子嘛。妈的，有人偶尔能带她离开颜料和松节油，她该感激涕零才对。
“我以前认为是杯子不对，后来有一天我自己带了个杯子来，你明白的，我用陶瓷杯喝，而不是一次性塑料杯。当然了，也不是什么好陶瓷，就是咖啡馆里用的一般陶瓷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也许他本来就没打给过她，因此也就一直不知道那是个假号码。也许他在飞机卫生间里扔掉她的号码，然后回家去和妻儿团聚。
“当然。”
他发现她留了个假号码，也许很受伤害。得知她不想见他，他或许就也不想见她了。但他的第一反应难道不该是她不小心写错了吗？他会打给查号台，会猜测那个查不到的号码和她留给他的号码会不会只有颠倒了两个数字的差别。所以他为什么不会追根究底呢？
“用真正的杯子喝，也还是一样差劲。带杯子来的第二天，我在填一个人渣的逮捕报告，他妈的不小心把杯子从桌上碰到地上摔碎了。你有地方要去吗？”
要是他愿意，他就能找到她。他知道她叫什么。电话公司不会透露她的私密号码，但他只要稍微有点门路，就能找到有关系的人帮他从电话公司那儿搞到号码。假如这条路走不通，他还可以通过她住的旅馆追查她，费不了多大力气。旅馆可以告诉他她用的是哪个旅行社，一路问下去，他就能知道她的住址。我当过警察，我会不由自主地思考这种事，但任何人都能想到这些办法，不是吗？在我看来，它们算不上特别复杂。
“没有。”
我离开伊莱恩家时，天色正在变暗，街道上挤满了下班高峰的车辆。又开始下雨了，恼人的细雨弄得通勤车辆慢如龟爬。我望着膨胀的车流，心想说不定伊莱恩那位税务律师就在其中。我琢磨他这个人，猜测等他发现伊莱恩留下了一个错误的号码会如何反应。
“那咱们下楼，”他说，“拐个弯，找个地方坐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