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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是城市。在巴拿马、哥伦比亚或厄瓜多尔，否则房东不会租房间给他。我猜是在哥伦比亚。”
我的衣柜抽屉里有一把点三二；旅馆房间的窗户离人行道很远，保证能摔死我。但我从没尝试过这种行为，不知为何我一向知道我永远不会这么做。我可能太害怕，可能太顽固，也可能我的绝望根本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深入灵魂。总有些事情能让我坚持下去。
“那是哪儿？一座城市还是某个小岛？”
当然了，要是我喝酒，那就很难说了。一次戒酒会活动上，我听一个男人讲述他喝断片儿后如何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清醒过来。他已经翻过栏杆，一只脚伸到虚空中，这时忽然恢复神智。他收回那只脚，重新翻过栏杆，然后落荒而逃。
“有人说卡塔赫纳。”
假如他再过一秒钟才醒过来，双脚都已经悬空。
“很好，算这个小浑球有良心。要么我去查一查过去三天从肯尼迪起飞的航班。他是哪儿人？”
要是我喝酒，我的感觉会好一些。
“卡尔德伦有工作。”
我没法把这个念头赶出脑海。最不妙的一点在于我知道这是真的。我感觉很不好，要是喝一杯，这种感觉就会不翼而飞。从长远角度说，我肯定会后悔；从长远角度说，我还会感觉很不好，甚至更差劲，但那又怎样呢？从长远角度说，咱们都会死。
“也许他回家去了，”德金说，“你要知道，他们动不动就回家去。现如今世道不一样了。我祖父母来到美国，除了缔约石酒铺子送的年历上，再也没见过爱尔兰。这些混账东西，他们一个月一次飞回那些小岛，带着两只鸡和又一个该死的亲戚回来。当然了，我的祖父母认真工作，也许这就是区别。福利部门可不会出钱请他们周游世界。”
我记得我在一次戒酒会上听到的话。那是圣保罗教堂的一名常客玛丽说的。她长得像只小鸟，声音很小，总是打扮得体、外貌整洁，说话柔声细气。我听过一次她的见证，她曾经离沦落街头只有一步之遥。
“我就是这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