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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逻辑在哪儿？这种债务的本质是什么？我是怎么欠上它的？我在偿还借来的资金吗？还是我自己捏造了某种贿赂阴谋，向天国缴纳保护费？
那么，我到底亏欠了谁呢？上帝？
以前我总能毫不费力地找到理由。这只是一个习惯，一个小小的怪癖。我不申请退税，于是我转而去付什一税。
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为什么会觉得我欠任何人钱？我到底欠谁的钱？不是教堂，我不属于任何教会。我的什一税总是捐给适时出现在眼前的随便哪个礼拜场所。
我从没允许过自己问其中的原因。
然而我已经把大部分现金存进了银行。钱包里有几百块，假如我捐给教堂两百八十五块，那我就会只剩下一丁点交通费。我算了算再跑一趟银行的麻烦程度，这时我这个小小把戏的病态程度忽然像一记后腰重拳似的击中了我。
因为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喜欢答案。我也记得在圣尼古拉斯大道旁的小巷里闪过脑海的念头：我会被这个小子杀死，因为我没付什一税。倒不是说我真的相信，或者我认为这个世界真的这么运转，稀奇的是我居然会产生这种念头。
我忽然想到我还欠教堂的钱。钱斯办案费用的一成是两百五十块，我从企图抢劫我的那小子身上拿走了三百多块，这笔钱同样该缴什一税。我没仔细数那笔钱究竟有多少，但三百五这个数字估计差不离，于是我给了教堂两百八十五块，就当我们平账了吧。
过了一会儿，我取出钱包，数出两百八十五块。我拿着钱坐在那儿，然后我把钱全部放回钱包里，只留下一块钱。
我走到圣保罗教堂，为桑妮亚·亨德莱克斯点了支蜡烛。我坐在长凳上，给了自己几分钟缅怀桑妮。然而没什么可供回想的。我们几乎没有交集，我甚至不太记得她的相貌了，因为她的死状一脚踢开了我记忆中她在世时的模糊形象。
至少我要为蜡烛付钱。
第二天早晨，我吃了顿简单的早饭，然后去银行存钱，顺便买了张汇票。我去邮局把汇票寄给安妮塔。过去我没怎么想到过儿子的牙齿矫正，现在可以忘个一干二净了。
下午，我一直走到金住的公寓楼。天气不坏，我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从门房身旁走过，自己开门进房间。
一件事你尝试得多了，迟早能找到出路。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瓶野火鸡倒进水槽。
我回到旅馆，没有我的留言。前台人员说有几通电话找我，但都没留姓名。我上楼，尝试梳理桑妮自杀给我带来的感受，但目前我感觉到的似乎只有麻木。假如我没有把她留到最后去问话就好了，我甚至能说些或做些什么去阻止她自杀，拿这种念头自虐固然很诱惑人，但朝这个方向走毕竟没什么前途。我和她通过电话有所交流。她可以说些什么，然而她没有。而她毕竟已经至少尝试过两次自杀了，很可能还有一两次没留下记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