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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起来肯定不难。”
“上次他登记入住中城区的高级酒店，打电话叫了个美艳的应召女郎。这次他挑了个站街女，开车带她去情人幽会的汽车旅馆，结果被鸡巴和卵蛋吓了一大跳？”
“嗯，当然不难。事情要是都这么容易查就好了。唉，我们会查的，知道我们会查到什么吗？结果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琼斯。”
“开什么玩笑，这里都是来偷情的。‘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得走了。’就算她尖叫了几嗓子，在这么一个地方，人人都会以为那是找到了新办法取乐。前提是他们没忙着自己取乐，还有闲心思听别人的。”
我上楼回房间，脱衣服上床。十分钟后，我又爬了起来。我觉得身上不干净，头皮发痒。我用热得发烫的热水冲澡，把身体擦得生疼。我走出淋浴房，对自己说上床前刮脸不合逻辑，然后还是涂上泡沫刮脸了。做完这些，我穿上浴袍，呆坐在床沿上，然后换位置到椅子上。
“其他客人说了什么没有？她肯定弄出了不少响动。”
医生叫我别饿着自己，别动怒，别太孤独，也别太累。四个因素都有可能让你失去平衡，倒向烈酒的怀抱。我觉得四垒我全都跑了一遍，一天一夜之间我在这个罗盘上转了一圈，但说来奇怪，我却没有感觉到要喝一杯的欲望。
“我知道。”加菲因说。
我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手枪，正要放回抽屉里，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坐回椅子上，翻来覆去把玩那把枪。
德金说：“你知道咱们撞上了什么，对吧？这他妈的是开膛手杰克啊。”
我上次开枪是什么时候？
他和德金你来我往地聊了一阵。技术人员在我们周围忙活，测量各种东西，拍照，扑粉取指纹。我们出去站在旅馆停车场上，免得碍他们的事。
我根本不需要认真回忆。就是那天晚上在华盛顿高地，我追赶两名劫匪跑到街上，朝他们开枪，结果打死了一个小女孩。事件发生后我还在警队里待了一段时间，但再也没得到机会掏出佩枪，更别说开枪了。离开警队后我就更没开过枪了。
“她很快就要做剩下的手术了，很可能连时间都预约好了。法律规定，他们必须以女性身份生活一年，医保才会开始付账单。当然了，她们全都有医保，也全都有社会福利。她们一个晚上能接待十个甚至二十个嫖客，就在嫖客的车里，只做口交快餐，一发十块二十块，她们一个晚上能挣两百块，一周工作七天，收入全都免税，她们还有医保和社会福利，有孩子的能领贫困儿童补助金，有一半皮条客在领社保补助金。”
今晚我无法让自己开枪。因为有某些因素提醒我，我瞄准的那辆车里是几个喝醉酒的小子而不是刺客？因为某些微妙的直觉让我等待，先确定我在瞄准什么再开枪？
我点点头。
不。我无法强迫自己相信这些。
“萨拉·布劳施泰因，又名萨拉·布鲁，又名小饼干。注意到她的手脚了吗？对姑娘来说稍微大了点。这是辨认变性人的特征之一。当然了，也不是板上钉钉，到处都有大手大脚的姑娘和小手小脚的男孩。她能骗过你，对吧？”
我只是僵住了。就算我见到的不是拿酒瓶的年轻人，而是端着机关枪的匪徒，我也还是一样无法扣动扳机。我的手指失去了行动能力。
“谁知道呢？又没有邀请我。但我想说的是她是个花卉公园<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出身的犹太好姑娘。一个犹太好姑娘，曾经是个犹太好男孩。”
我打开枪膛，从弹仓里抖出子弹，然后重新合上。我用空枪瞄准房间另一头的垃圾篓，扣动了几次扳机。在我狭小的房间里，击铁落在空弹仓上的咔咔声出奇地响亮和尖厉。
“她有过成人礼？”
我瞄准梳妆台上的镜子。咔嗒!
“你说的是哪个名字？她们都有不止一个名字。她的街头花名叫小饼干，我看见她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这个名字。然后我打电话到五十街和弗农大街路口的分局，找人调出她的案卷。她自称萨拉，但她成人礼那时候记录的名字是马克·布劳施泰因。”
什么都证明不了。枪是空的，我知道它没装子弹。我可以拿着枪去靶场，装上子弹，对着目标射击，但同样什么都证明不了。
“知道她叫什么吗？”
我没法开枪，这让我感到苦恼。但另一方面，事情如此发展也让我感到庆幸，否则我就会把枪里的子弹倾泻在那一车年轻人身上，很可能会杀死其中一两个，这对我的心理状态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尽管筋疲力尽，我还是和这个难题搏斗了几轮。我很高兴我没朝任何人开枪，但无法开枪的意义又让我恐惧，我的脑子就这么转了一圈又一圈，追逐自己的尾巴。
“嗯，一眼认出。没多久以前，我还在长岛市的扫黄组做事。他们那儿还有人站街，同一个地方从四五十年前就有街头卖淫，但最近搬过去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把厂房改造成通层公寓楼，买下古老的褐砂石大宅，从寄宿公寓重新翻修成舒适的住宅。他们白天签了买房合同，搬进来后晚上一看周围环境，结果就不太高兴了，于是上面施压要我们清理街道。”他指着床上的死人说，“我逮捕过她，呃，至少三次了。”
我脱掉睡袍躺下，却无法放松。我重新穿上外出的衣服，用指甲刀的尾巴当螺丝刀，拆开左轮手枪开始清洁。我把手枪零件装进一个口袋，再把四颗没用过的子弹和我从劫匪那儿抢来的两把刀装进另一个口袋。
我说：“你认出了她？”
外面已经是早晨，天色大亮。我走到第九大道，拐弯走向五十八街，我把两把刀塞进下水道的格栅。我穿过马路，来到另一个格栅前，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它旁边，我一只手拿着四颗子弹，另一只手抚摸被我拆开的手枪的零件。
“一样的。”德金说。
既然没法开枪，你又何必带枪呢？既然没法带枪，又何必留着呢？
“幸运的是我认出了她，”加菲因说，“所以我立刻知道她是妓女，于是我在脑子里把她和你的案子联系在了一起。乔，你那次也和这儿一样血腥吗？”
回旅馆的路上，我拐进一家熟食店。我前面的顾客买了两件六瓶装的老英国800麦芽酒。我拿了四板花生糖，路上吃掉一板，回到房间吃完剩下三板。然后我掏出口袋里的手枪零件，重新装配好。我填满六个弹仓里的四个，把枪放进梳妆台抽屉。
到处都是血迹，房间中弥漫着新鲜的死亡气息。不是隔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的尸体的怪味，也不是腐烂分解的恶臭，而是屠宰场的可怖气味，是让你喉咙发紧的赤裸裸的鲜血气味。致密而温暖的空气压抑着我，我感到的更多是不堪忍受，而不是反胃。
我上床，对自己说，无论睡不睡得着，你都给我好好躺着。正在嘲笑这个念头的时候，我感觉到意识开始模糊。
“她能骗得过你。”加菲因说，“你看，她已经做了初步的整形手术。胸部植入、喉结切除、削过颧骨。当然还有激素注射，能遏制胡须和体毛生长，保持皮肤光洁，具有女性特征。你看左胸的这个伤口，都能看见硅胶囊了。看见了吗？”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花卉公园：纽约市内犹太人聚居区之一。
尸体还在原处，手脚摊开地躺在特大号的床上。尸体失血过多，变得煞白，皮肤有古老瓷器的那种半透明质感。生殖器官被砍得几乎无法辨认，只有这东西能证明受害者是男性。面部特征是女性的，没有汗毛的光滑皮肤和乳房丰满的苗条身体也是女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