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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你的意思，无论谁把他指给你看，他恐怕都会对那个人产生强烈的反感？”
我走到最里面，钻进男洗手间。一个块头足以打职业篮球赛的男人在梳他拉直了的头发。发油的香味和大麻的呛人怪味争奇斗艳。我洗好手，然后在热风烘手机下搓了几下手。我出去的时候，高大男人还在整理头发。
“我不觉得他会那样。”
我很容易就能听见他们的演奏，因为我刚跨过门槛，店里立刻变得非常安静。酒吧里只有我一个白种男性，所有人都放下手里的事情，长时间地凝视我。店里有两个白种女性，她们和几个黑种男性坐在卡座里，还有两个黑种女性占据了一张酒桌，男人有二十几个，肤色各异，唯独缺少我这种的。
“马特，那么你要付出的代价就不是一张门票钱，而是两张门票钱了。还好那是在小剧场的非周末比赛，而不是在花园主场馆的称号争夺战。拳台周围的票价顶多十到十二块，最多算它十五好了，咱们俩加起来顶多三十。”
凯文·斯茂酒吧开在莱诺克斯大道的一二七街路口。狭窄的店堂里，吧台纵向占据了一面墙，对面是一排卡座酒桌。最里面是个小小的乐池，台上有两个深色皮肤的黑人，他们剪着贴头皮的短发，戴角质框的墨镜，穿布克兄弟牌的正装，演奏安静的爵士乐，一个坐在小型立式钢琴前，另一个用鼓刷扫钹。他们从打扮到音乐都像半个世纪以前的现代爵士四重奏<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乐队。
“你陪我一起去？”
轮到我了，我说：“我叫马特。今晚我只想听你们说。”
“有什么不好？三十块买门票，五十块买我的时间。相信你的预算能承担这些费用吧？”
发言者是个家庭主妇，丈夫每天去办公室上班，孩子去学校上学，她就喝得自己精神恍惚。她说她的孩子好几次发现她躺在厨房地板上不省人事，她说服孩子相信她在练瑜伽，对腰背有好处。所有人哈哈大笑。
“有必要就肯定能。”
我在第八大道一家古巴中餐馆吃了猪肉蔬菜炒饭，再次回旅馆查留言，去阿姆斯特朗酒馆喝了杯咖啡。我在吧台和别人聊天，考虑要不要多待一会儿，但到了八点半，我逼着自己出门过街，走下楼梯，参加戒酒会活动。
“很抱歉，但我不得不向你收费。假如是田径比赛，我一分钱都不会要你的，但我一向不喜欢拳击。稍微安慰下你吧，还好不是去看冰球，否则我至少收你一百。”
下午快要结束时，我钻进时代广场的一家电影院。有两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在搭配放映，他在电影里扮演暴力警察，用开枪打坏人来解决问题。观众似乎全都是他开枪打的那种人。每次他把一个人轰上西天，他们就狂呼乱喊叫好。
“好像确实挺安慰人的。咱们直接去那儿碰头？”
我离开旅馆，整个下午都待在外面。我坐了几次地铁，但以步行为主。天色总像是要下雨，但雨就是不下，风越吹越嚣张，却始终没能刮走我的帽子。我去了两个警察分局、几家咖啡馆和五六家下等酒馆。我在咖啡馆喝咖啡，在酒吧喝可口可乐，和几个人聊了聊，做了一些笔记。我打了几次电话给我住的旅馆的前台。我估计钱斯不会打电话来，但我想保持联络，以免金打来电话。然而一直没人打给我。我打过两次金的电话号码，两次接电话的都是自动答录机。如今人人都有这种机器，机器迟早会开始自己拨号，互相交谈。我没给她留言。
“正门口，九点钟，时间应该很充裕。听起来如何？”
我打给他的应答服务，又留了个口信给他，没什么理由，就因为我乐意。
“行啊。”
没有钱斯的留言，这也在意料之中。
“我看看我能不能穿一身显眼的，”他说，“这样你一眼就能认出我了。”
我的邮件还是老一套，几封广告信，一封本选区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没什么非读不可的。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现代爵士四重奏：Modern Jazz Quartet，美国著名爵士乐乐队，成立于1952年。
你说我为什么不先全收下那一千块呢？我想到我说过的激励动机云云。好吧，这下我有个激励动机了。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茅坑：从罗亚尔·沃尔德隆(Royal Waldron)到同花顺(Royal Flush)到冲马桶(Flush Toilet)到茅坑(The Crapper)。
我都快走到银行了，才想起来金的预付款已经所剩无几，没必要一本正经地去做金融交易了。于是我拐回旅馆，付了下个月的一半租金。百元大钞只剩下一张还没动，我干脆顺便把它换成十块和二十块的零钱。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菲尔·克朗菲尔德：开设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高档成衣店，位于百老汇大街和四十九街路口。
天色灰蒙蒙的，天气有点凉，感觉还要下雨。一阵寒风吹来，像飞毛腿后卫似的刮过路口。竞技场大楼门口，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追他的帽子，我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拉了拉自己的帽檐。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中庸：moderation，古希腊哲学概念，指去除极端和过度的一种生活态度。
十点半我爬起来，在睡眠边缘浮沉了六个小时，我居然休息得出奇地好。我冲澡，刮脸，吃了咖啡和面包卷当早餐，然后去圣保罗教堂。这次不是去地下室，而是去上面的教堂部分。我在条凳上坐了十分钟左右，然后点了两根蜡烛，把五十块钱塞进捐款箱。我走到六十街的邮局，换了两百块的汇票，买了个印着邮票的信封。我把汇票寄给住在赛奥西特的前妻。我想写个字条附在信封里，但无论怎么写都像在道歉。钱太少，寄得太晚，但不用我说她也习惯了。我用一张白纸包好汇款单，就这么寄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