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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上铺为减肥吃下大量牛黄解毒片以至于尿失禁。她和暗恋她的男生在宿舍楼门前站着吃蛋挞，尿流进鞋里，幸而她穿的是宽松的牛仔背带裤，裤子没湿。她发短信告诉我这事，误发给了那个男生。结果如今上铺和我都靠所谓的健康行业领工资。她大学读了僧伽罗语专业，在北京一家私立医院市场部工作。我们在电话里的常规娱乐是她让我猜又有哪个演员去做了确认怀孕的检查，之后我们观察新闻，往往发现演员平坦地出现，婴儿神秘地消失。不过最近她认为这份工作的边际乐趣已递减到趋近零，现在丑闻和新闻都发生在医疗美容诊所。
当年我和上铺一起从清华东门外回学校，坐355路，把终点站三义庙看成三文鱼。
她问我，你猜冯绍峰实际是哪年出生的？
也有些时候上铺会打电话给我。她是我中学同学，当年与我同寝室，家在顺义，学校规定家在十公里外就可以申请寄宿——当年完全没有人住在顺义，现在北京不一样了。十公里在当年显得非常之远，仿佛足以从学校走去密云水库，也足以走去火星。那时我们觉得密云水库、悉尼、火星都差不多一样远。
我不知道冯绍峰是谁。于是她说，在一年半的努力后，她离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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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铺说，假如有记者来采访我，我就会说我婆婆每次来北京都送给我南航休息室里的小袋装蟹黄味豌豆。手提包里抓出一把，特意给你拿的，留着，好吃。
邻居家的狗趴在窗台上。它认真地期待我活着。
当年住同一间寝室时，我们预计以后的生活势必会轰轰烈烈，某天会有记者来采访我们。其他人为了作文高分，记下好词好句，我们则为未来的访谈和演讲做准备，积累如同灵机一动随口说出的妙语，相互保证要不时提及对方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有时我拿出一七三的信来看。我们一起长大，初一入学时他是全年级最高的男生，一米七三，令人景仰，高三毕业时还是同样高。这几年他在各地旅行时会寄明信片给我，有几张写得密密麻麻拥拥挤挤，就像信。它们竖着站在一只蓝色系缎带的鞋盒里。他离我最近的一次是他前年去华盛顿DC出差。如果我有钱，或者如果他的明信片文字段首有了称谓，我就会去看他。
对生活的看法？“西班牙风格的大摆裙”。
有时我在住处用手机自拍，敷以各种各样的背景和贴纸，去办公室打印，回来贴在冰箱上，感觉自己去过许多地方。
最喜欢的食物？牛油曲奇和水蜜桃。
在大多数日子里，用一端有个圈的长长的不锈钢针给自己的鼻子去黑头是我生活中最靠近性的东西。左侧鼻翼有一个黑头挖了又长，愈来愈大，愈来愈像陪伴我的宠物。
最喜欢的颜色？一切颜色，我们热爱生活。
吧台上坐在我的冰可乐右手边的陌生人问什么是我的理想生活。我说，早起，过高效率的一天，晚上十点到家，吃一袋薯片，被一个小哥操死。夜里晚些时候，去他家的路上，他问我职业。我说，健康行业，不过不是医生护士。他以为我是那种写健康食品博客的人。贴绿色蔬菜图片，吃素，煮鹰嘴豆，不吃有脸的动物？我说我从事理论方面的养生工作。他又以为我是瑜伽教练，东亚人天生柔曼。我说，对，我不需要学瑜伽，我天生就会。他说，真难想象。我说，我的姿势有时会让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出租车里他的脸上燃起火星。
最喜欢的女演员？Nicole Kidman。那时她还毫不女权，漂亮得惊人，一座大雕塑，仿佛自身不怀感情却能折射出所有情感，最美的装饰物。我已经忘了当年我们是向往成为她，还是向往拥有她。
我说，你看错了，一定是<i>Wolves and Cubs</i>，狼和小狮子。
假如有记者采访，上铺说，我就把离婚说成是生活赐予我的机会，把衰老说成是女性通向自由的道路。我会告诉记者外表根本不重要，我最好的朋友在美国，我们只电话，从不视频。
那是我以前写论文用的苏童《妻妾成群》的英文译本。
假如有记者问起我的生活，我会说，我单身并且贞洁。
他说，但你的书架上有一本<i>Wives and Concubin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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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这是以《末代皇帝》的遗风来误读中国的毛病。一时间我欲为整个亚细亚张目，于是我又说，只有变态才会对这点有兴趣。
我们想要获得幸福的冲动，那种多多少少也相信能够得到幸福的幻梦，和买保健品、喝下药汁、企望长生的老人，和竭力要证明自己足够青春的老人，是一样的吧。难道我们就更“科学”吗？
听这个故事时，他的兴趣在于妾的传统，concubines，问我如今在中国是妻多还是妾多。
比如爱上一个人，想要结婚，后来梦碎了。
分手前，我还有过一次责其以种族歧视，是我向他讲起王映霞。郁达夫以爱欲蛊惑她，以脱离家务与育儿烦恼的新妇女之形象激励她，与她结合，然始终未与发妻正式离婚。十数年后二人取别，王映霞言，此后谢绝名士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她终生思索出的哲理是一句简·奥斯汀式的箴言，婚姻的美满程度总是与最初典礼的分量相匹配的——她所指的应不是婚礼的盛大奢靡，而是受公开认可的性质。可叹被剥夺的渐渐就变成人最想望的，人的命受了命运的摆弄，人的心逐渐就受命运的定义，你的幸福圈住你，你的反抗与不满也锁住你。简直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比如养一个小孩，做梦盼着他能在社会阶梯上高爬几格，自己过得贫苦，送他去一年学费几万块、混日子、要学生去工厂倒班无薪实习换证书的假冒伪劣学校。
另一个男朋友无聊，傻气，让我神经失常。他问，你在床上对我十分有礼貌，这是东方式的性爱特点吗？我说，你在种族歧视。之后合情合理与他分手。
比如一个工程师，辛辛苦苦的，也有成就感也受折磨，也高兴过也喝过酒，为了光荣和稳定，为了无尽的子孙后代能够出生在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每天去上班，直到裁员。
我还有过一名已婚男友。晚上八九点我打电话给他，他按断。我拨视频过去，他又按断。再拨，已经是列入黑名单无法接通。过了几周，我喝醉后还从办公室给他电话留言过一次，问他是否需要我。我只想知道他是否需要我。
一桩幻梦破灭了，又换一桩。爱情，到工作，到后代，到发财，到长命，就是不肯放弃，也不愿意长眠。资本和商业和强力都盯着我们这些有幸福、稳定、健康、后代的幻梦，因此而脆弱而值得被掠夺的人，像饿狼一样盯着我们，吃掉我们，控制我们，摆布我们。失望、伤心、命运、衰老、贫困一道道地来羞辱我们。别人（比如听新闻的人，比如尼采？）看我们可笑也可怜，但我们因此就能从在生活里获得幸福的梦中挣脱吗？仍旧做不到的。
有个傍晚我们看到有黑影从路边蹿过，他辨明是一只郊狼，停下车打给野生动物保护热线。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去救那只郊狼。他这个人视力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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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们讲讲他吧？
感恩节时老板和萨拉邀请留在城里的员工到家里吃晚餐，最终出席者只有我、印度裔同事斯皮瓦克，还有老板的堂兄弟一家。我穿了胸口绣着猫头鹰的毛衣和裙子，看着一群皱着眉头的高加索玩笑向我走来。斯皮瓦克努力和我谈了一会儿科技，说他的新年愿望是去买到音乐剧《汉密尔顿》原版卡司的票。我在视频网站上看过导演兼编剧兼主演的婚礼片段，我喜欢他，像那种能翻白眼但带着信念生活的人，婚礼很简单，设在一个挂彩灯的棚子，没什么名人出场，镜头摇晃，就像普通人的婚礼。进行到中段，他和岳父突然唱起歌跳起舞，作为送给新娘的礼物。那个视频让我哭了三天。
假如他们真的逼问我的感情生活，我会说我和一个男人同住过一段时间。
火鸡吃起来像铅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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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收到一七三的短信。以前他也发过短信，是为了寄明信片而问我地址。我以为他不信赖有来有往的对话。这次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北京。他想见我。
有时我觉得他们害怕跟我说话。
老板举杯问，圣诞假期你怎么过？
假如他们问我对恋爱或者婚姻的打算，我会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