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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说，没办法，我就是对笨人敏感。
我则忍不住为他哭。那剧本和小说写得太差了。不是不熟练，是平庸俗气。剧本写的不知是否是他自己的故事，一位官员，在繁重的工作外，认识了一名下属单位招待他的年轻女性，又在活动中遇见一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电视台主持人，谈得来，发生了情感纠葛。读起来略有一点现实中的痕迹，不过我没有和父母交流过，当然也没问过大嫂。他写剧本说明，××露出酥胸，皮肤雪白，还有由于土地出让而起的一场明争暗斗，开会，出游，钻营的疲惫感与成就感。小说中那两篇长一些的也是官场故事，另外一篇片断杂记是写下围棋的几个人物，中间提到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的向往，但读起来还是百舸争流，下棋的人像在参加锦标赛。
W说，幸亏你没有再在美国教书。这是种族歧视。
我父母和大嫂各自去给他烧纸。我母亲仔细，不仅担心他在那边寒冷、缺钱，给他烧衣服，烧纸币，烧纸狗作为宠物，烧了纸叠的汽车，还想象他依然在写报告。她可能认为这是他的职业和生活习惯，我倒觉得，他到了那边应当无需再写报告了。总之她带了钢笔、他生前常用的棕色皮面小笔记本、稿纸到殡仪馆去，放在装他骨灰盒的小隔间里。按照这个惯例，如果我死去，她可能会烧纸制的笔记本电脑、登机牌，还有Zoom软件。
在W和数学家结下友谊的读书年代，他们都不能忍受当助教时的义务，在office hours接待学生答疑。W是因为外语不够好，这种时刻往往觉得自己笨。他说他摸索出了让本科生满意的诀窍，“探究式学习”，不给出答案，用小棍子戳他们，你感恩节假期过得好吗，你觉得这门课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吗，你写作业时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对于这个困难，你觉得该如何解决？告诉我你在这篇论述中看到的不足。学生带着更多问题离开，感到彷徨在学院高贵、神秘、硬邦邦的大门之外。数学家则相反，他不能忍受他所见到的笨蛋。美国的本科生有一些太笨了，当面算给他们看也不理解，答疑时间让他仰天长叹。
一年后定下了墓地，给全家都留了位置，我自己和太太未来也会以碎裂的形态躺在这里。大嫂告诉我，她最近去扫墓时发现我父母在大哥墓前摆了一部太阳能念经机，橙色叶片，莲花形状，中间是电池板，连续不断播放阿弥陀佛。她去的那天下雨，机器仍旧念经不止，想来功能强大，储能兼防水。她很气愤，说大哥是党员，信的不是这套，但也未敢把念经机挪走，担心我母亲有意见。我建议，如果我父母问她，就说从来没见过。老人会以为念经机是被别人偷走的，我父母总觉得别人会偷拿东西，每次有快递员把包裹放在家门口的脚垫上，我父亲都会生气。
他说话时夹带英文，比如他说自己离开学界时scared，害怕了，恐惧于自己缺少才能，逐渐决定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到如今，和数学家重新认识以后，我会觉得他与他未竟的梦想之间有一种奇特的缱绻——他度假时会在一个网站读学者在线发表的论文草稿，他说平时也想读，可惜杂事令他难以维持数学需要的专注。我想可惜现在没有苏武了，天选者历经磨难被放逐到荒漠草原，又在某个时刻令人意外地再次归来的故事，只属于古典时代。况且谁能说自己是天选者呢？你真正经历的唯有放逐，并且是由你自己主动走上马车。
大哥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我常梦到死亡。就在第二年，我做了那个交易，多了一点钱和行业里的名气，也做好了日后某天兴许会坐牢的准备，但这不像高血压那样令我害怕，血压倒更像头顶上真正随时可能到来的威胁。
退役数学家一度拥有的雄图是在学术界。别人眼中他是十足的成功者，在他自己的故事里，他则是个受挫转行的失败者，人生道路一度简单，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条直线，之后那年他未能找到教职。有些人会再试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或者四年，继续做博士后，去差一些的学校教书，带着某种坚持，非要继续做研究不可，直到做出些东西来。他则放弃了，认为这是他并没有研究方面真正才能的一种根本证明，他说，在那之前几年他已经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始终不愿承认，到这时他必须要承认了。他去了华尔街，后来回国，一直做金融，跑马拉松，T大和T二每年都参加美国数学和科学的天才营。不过他坚持认为孩子不如自己小时候聪明，自己三十岁前无需在电话本里保存任何电话号码。
到目前为止，女儿与我，与我大哥一样，人生平顺，无甚艰难之处也缺乏杰出的才能。她说话早，在幼儿园时就擅长编故事，仙女星上住有十九位不同的公主，每一位有独特的性格和家谱，大小宠物加起来构成一个完整而超乎寻常的奇幻动物园，其中一位公主，我记得，拥有贝壳形状的洗手间，马桶是一颗洁白无瑕的珍珠。当时她计划未来成为动物园饲养员，我则揣测她可能会成为戏剧家。
我和W太熟了。其实我想讲的是数学家。如今他和我是广义同行，有时我们会聊聊行业里的事，不过有不合作的默契。他比我成功，比我年轻，一度是超级交易员，我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常看历史，赵高与李斯合谋篡改秦始皇遗诏、扶苏之死、苏武的谋略、王安石、袁世凯登基过程中的秘闻，谈的最多的大概是明代和清代，红顶商人和洋务运动的故事，就仿佛他也多少有要以什么改良什么的雄图。
随着换牙，她的这些爱好一并消失了。一年级时，她在学校的跳绳测验上遭受了重创，拼命训练，后来始终专心体育。这就是我的女儿。
退役数学家原本是W的朋友，以前在国外的同一所大学，因为W的关系曾做过我两个星期的室友，后来不再联系，最近几年又重新认识。他有三个孩子，英文名都以T开头，Tommy、Teddy、Tiffany。最年幼的T和我女儿在同一所小学，我们曾经试着相约一起出游，不过后来发现那更需要两位母亲建立友谊。于是还是回归到W、数学家、我一起吃饭，加上其他不固定的朋友，一般由W带来。
12. 命名
我早就知道他会成为学者，以归纳与表达概念为生。那时我没有看出来的是W会成为愤世嫉俗者。他说他的手稿不会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他的研究没什么价值，并不会擦亮什么东西，他本以为能在知识的金字塔上垒一块新的石头，逐渐发现连擦干净一块石头都颇为困难。受折磨已经够了，职称也够了，现在他不申请研究项目，写一写钟意的题目，在会议中和老朋友碰面。他说，有些学科是团体作业，得养活别人，幸亏他只需要为自己负责，他还说，改文章是最愉快的，改第二稿比第一稿舒适，改到第三稿更舒适一些，他情愿永远都改文章，但那样的话，什么时候去写呢？这可能是一种存在的困境。
W有一对双胞胎，由他前妻抚养。他离婚比较早，当时他说若不离婚，就是僵尸一般的生存，与他心目中的伴侣状态距离太远。我认识他前妻，在他们谈恋爱前就认识。离婚时她说W是懦夫，不敢面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中人应当真正放松下来，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在平衡中获得抗压能力，少一些自我观看。他说他不离婚才是懦夫。那时他给我发电子邮件，没有标题的意大利人的诗，关于欢乐和羞愧。
我们一起长大。W是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我们还是孩子时，有一种糖叫“大虾酥”，家里有人去北方出差时才会带回来，上海本地是没有的。它表面的酥皮是橙色的，形状接近大白兔奶糖的长圆筒形，上面划着一道一道的深红宽斜线。我是到长大以后才意识到它是因为颜色像煮熟了的大虾，甚至像龙虾，才有了这个名字。这种糖有馅，比我们平时吃的酥糖要甜，几乎像水果糖一样甜了。当时W说：“这个糖，甜度很高。”他不会说“这个很甜”，他说：“甜度很高。”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过。
我的朋友W在一所大学教艺术史。他在飞机上改文章，因而他反对如今高空也布置Wi-Fi的做法，说少了最后一块清静之地。他也不喜欢好舱位，更愿意连续几个小时挺直后背面对笔记本电脑，他说像待在图书馆，连旁边的人会和他的手肘抢位置这一点，也像图书馆。
他和我讨论过自己是否应当争取一个孩子。但后来都交给前妻抚养了，那大概既是她的意愿，也是两个孩子的意愿，不过他前妻因为他的这个决定而更认定他没良心，“他一个也不要”。
6. W
我猜双胞胎的问题在于你先是不容易区分他们，之后又不容易分开他们。如果长幼有序，还有可能父母双方各抚养一个孩子。当时W总结心得：双胞胎表面上是两个孩子，实际是一个孩子。
这是不现实的。在飞机上的屏幕中，我看男人的梦。
和数学家熟悉起来后，概念和表里之别在我们三个人聚会的饭桌上变得重要，数学家很计较概念。有一次，就是数学家说3+5=5+3才是数学之后，我想起W谈孩子的话。
偶尔我在旅行中看电影。西方电影经常有郊区家庭主妇或中年女性与水管工、园丁、雇来割草的年轻人之间发生轶事的桥段，水管工敲门，主妇走出厨房，配乐都情色起来。我现在明白，与其说那是女人的幻想，不如说是男人的。男人幻想自己年轻力壮，轻易取得一切，男人想在水管工身上看到自己，仅凭借纯粹的自身，就既得到成熟的女人（而且是由她们主动自窗内窥视和追求！），也得到年轻女人（毫无疑问又缺乏难度而没必要呈现其过程）。
如今W更喜欢猫。外出开会时，学生去给他喂猫。他也像猫一样越来越具有神秘的禀赋，认为自己能看穿一切，他说这是长期专注于某个问题之后人必定拥有的特质，“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我刚刚见到他的这次，他说飞机上他等洗手间，十几分钟后一位老先生走出来，“抱歉这么久，我在刷牙”。他想，别扯了，当然是消化道问题，以为我看不出吗？
后来那对小情侣也安静下来，睡得像昏迷过去，依旧握着手。绿叶和青春都刺痛我的生命，有时我觉得这个国度的青春太多了。
当人到了某一个年纪，牙齿可能成为消化系统的委婉语。这不是谎言，而正表达了命名的关键性，有些事情，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是3+5=8不是数学的意思。
她说她不得不尽快手术，但她决定坐高铁去，让这个过程略慢一些。
可能我在胡思乱想。我越来越常胡思乱想。昨天陪女儿在日式快餐店吃亲子饭，我想到英语世界里也有亲子饭，chicken sausage with eggs，煎鸡肉香肠配炒蛋，那是比鸡肉与煎蛋更为惨烈的亲子关系，双双打碎到无葬身之地。中餐也一样，莲藕、莲子和排骨炖在一起，汉语中不介意这些，喝汤时你不需要虚伪地惦念这些配料生前的关联。
她告诉我她还不知道，她猜想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生孩子是最疼痛的，她没有生育过。“不过我很快就会知道了。”她说，她此行是去上海做乳腺癌的乳房切除手术，她三十七岁，在活检发现恶性肿瘤前，她的乳房从来不疼，看到报告后的这些天来她开始感受到明确的无法遏止的疼痛，就在左侧乳房的两点钟方位，恶性肿瘤的位置，越到晚上越明显。医生告诉她这多半是焦虑而不是病灶所致，如果疼得厉害，可以在安排手术前这些天里吃止疼片，冰敷乳房。冰敷乳房让我想象了一阵子，不过这时我对艳遇的设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想她知道此前我在尝试某种口头的挑逗，尴尬中我责怪自己，只是此刻不可能再换座位了。
13. 太太
“你呢？”我问。
有一种说法是，屠格涅夫始终没有结婚的原因是他只爱过一次，而那是个已婚女人。波琳·维亚尔多夫人是一位美丽、有才华的夫人，在屠格涅夫认识她前早已经是位太太。更要命的是，她婚姻幸福。沿着这种思路下去，屠格涅夫就是一个心中怀着盼望而毫无指望的人，有奉献精神、受折磨、高尚、可怜、忠实——像许多人想要拥有而无法拥有的丈夫，比现实中会犯错而不会反省、会杳无音信、会欺骗而欺骗得并不顺利的丈夫要好一些。
其他人的成功令我最痛苦。不过我回答她，我还是小男孩时，放学后发现父亲已经把我的小火车送给了他同事的孩子，这是我曾忍耐的痛苦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很多人也是这样考虑金岳霖的，他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妻比邻而居。人们会认为，这种无望的高尚让屠格涅夫拥有创造力，擅长写让爱情走向悲剧性结局的小说，也让金岳霖成为不凡的哲学家，在现实中缺乏直接的慰藉，便在文学或逻辑学中建筑出私人的天堂。
我告诉她我的观察，希望和她进入话题暧昧一些的水域。她说，她觉得人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少机会去做以不适去换取乐趣的交易，三十岁后的不适往往只是命运派来的不得不忍受的痛苦。她顿了一下，转而问我，你有没有经受过什么痛苦的事，必须忍过去又难以排解。
不过有另一种说法：屠格涅夫二十四岁时就爱上了女佣并有了私生女。屠格涅夫生长在俄国贵族家庭，这样的儿子常常与女佣私通，也常常有私生子女，其中一部分私通也许和爱情有关，同时与性和权力有关。屠格涅夫暴怒的贵族母亲驱逐了女佣，孤零零的女孩独身前往莫斯科，赁屋，大着肚子当裁缝，生下女儿别拉盖雅。有权力的人往往想要占有可以属于自己的一切，又同时隔绝那些会玷污自己的东西。因此屠格涅夫的母亲派人前往莫斯科，以一些赡养费掠走了女婴别拉盖娅，在庄园内抚养长大。
应该是一种默契，要屏蔽或是对抗走道另一侧那对情侣的亲热情话和调笑声音，我和她逐渐开始聊天。她说她去上海办事。那么，不是出差或者探亲了。我想象了一下艳遇的可能性。从洗手间走回来时，我发现那对年轻情侣接吻时，鼻子和下巴会碰到一起，凑成个倒三角形，嘴巴双双撮起来像小鸟。这青春的光晕，这肉体的合金！或许我应当不好意思看，但这场景真是奇特，我不禁再瞟一眼。没错。这样鼻子不会疼吗？
屠格涅夫本人在几十年中则始终住在波琳·维亚尔多夫人家附近。女儿五岁时，他把女儿送去她的家，请维亚尔多夫人代为抚养，直到女儿成年、出嫁。当维亚尔多夫人自己的两个女儿出嫁，屠格涅夫也送上嫁妆。他仿佛在她们的帮助下扮演一位更好的父亲，当他让维亚尔多夫人扮演一位比女佣更好的母亲。
我的经验是，有一些钱的女人常有一点愁怨。而男性比较简单，不那么穷困就不那么苦恼。
这些听起来既残忍得令人惊讶又慷慨大度。也许残忍、令人惊奇、慷慨这三样都是爱情的本质，是另一种变形的不离不弃，是一夫一妻制、鞭打出轨者、颂扬一生真爱、向往青梅竹马、要求已婚者一生一世未曾斜觑过路上行人的世界所不太能接受的。
我另一次换座位的经历是在高铁上。一个系蓝绿丝巾的女人临近开车时走过来，有对黏腻的情侣已经坐了她的座位，她换座坐到我身边。我正帮助她把旅行箱放上行李架，车就开了，我踉跄一下，险些抓住她肩膀。现在想来，她的年龄和外表不好形容，换我的朋友W也许会说她看起来像那种对生活有渴望的成熟女性。我想《新龙门客栈》里的老板娘若穿上套装走进CBD就会像是带有一张经历过风霜的创业者的脸。我也见过好几名女律师隐藏着美国人眼中酒吧招待式的身材，人就是这样，能与环境达成新的协调与新的格格不入。
第三种说法称，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源于真实，他还是个孩子时爱上了一位比他年长的贵族公主，她对他的亲热与冷淡让男孩子饱受折磨，后来他发现这位公主是他父亲的情妇。这种故事是今日读者容易接受的——权力、金钱、交换、野心、无知、进化论、丛林法则，纯洁的恋慕由现实打败。
5. 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