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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四种说法是屠格涅夫在晚年深深地爱慕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她在他的剧作里扮演少女韦罗奇卡。他六十岁，她二十五岁，二人曾坐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跨越三十公里，这是他们一生中仅有的独处。他写热烈的信给她：“我不会改变我的爱慕之情——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他迅速去世了。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回报过，或者以何种方式回报过这位将死之人的爱情，她嫁给了一位轻骑兵军官，这是她一生三次婚姻中的第二次。
她说：“问题不在音乐类型，在于年龄——辈分。”她比我小十三岁，我原本觉得我们是同辈。
凡人的爱情形态多样，有的样子难看，有的是难解的谜团，有的是变了形的医院看护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凸透镜下倒立成像的不离不弃。凡人在一再重复的生活中寻找爱情，在爱情中寻找突破生活的希望，而故事往往是这样：
大多数时候我觉得生活是幸福的。不过年纪大一点后我难以忍受的东西越来越多：不及时作结的发言、金属勺子碰撞马克杯、并线迟疑的人。我们有一户年轻邻居，有时夜晚放音乐，我打给物业投诉，太太则不满于我的不满。我告诉她，如果是古典乐，响亮一些似乎也说得过去，然而他们放的那种流行音乐，听来实在难受，隔墙微细也有如噪声。
你与一个轻骑兵结婚，分手，又与另一个轻骑兵军官结婚。
现在每次出差时间没有以前那么久了，还是不少，短暂、密。有时回家过一夜也不需要打开电脑包或登机箱。太太和我之间也有仪式感，不是每天一束花的那一种，她说她对花已经看够了。以前她会打开我的箱子，取出脏内衣和衬衫，换进干净的。后来我把脏衬衫都交给酒店洗。上个月我在酒店健身房总共跑了110公里。我们形成了生活节律，每次出差不超过十天；不能连续误过两个周末陪女儿的“家庭时间”。
你热烈地喜欢一个乐队，又热烈地喜欢另一个歌手。
我爱我太太，我喜欢我女儿，我们像三位室友，其中两位更友好一些。我太太有过不大快乐的人生阶段，女人是怒气的将领，情绪说来就来又工于表面的心计。到这几年，看起来，我太太应该是大体愉快的，矫健，比她的年龄显得年轻，一家人走在一起时，镜中我像她必须承受的损失。我女儿身上有一种顽强的东西，擅长好几种球类运动，比赛中会拼命。我相信她以后会是某个人的好女友，寂静时才会独自脆弱的那种。但愿我不是她身上的错误。
你在工程师中挑选你的伴侣，失败了，你选择了一名基金经理。
简单地讲，她和我不一样。和她妈妈也不太一样，虽然更类似一些。有时她和她妈妈看起来像双胞胎，两个人会因为我不能分享的某个小秘密一起笑起来，也一起自拍。合照中，我太太往往躲在后侧，收起下巴露齿而笑，法令纹成为一对扣住酒窝的括号，两个人的五官轮廓一模一样。有时我也给她们拍照，我看漂亮，太太通常不满意。她说，别重拍了，删掉，受不了。又说，还是全发给我，我来挑。她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恐怕也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不要什么。
你和丈夫一起打工，他是瓦工，你和电工偷情。
今天，我用转机前的一个钟头，在东京成田机场的礼品店给女儿买了生日礼物。逛了一阵子，无从下手，在书、芭比娃娃、耳机、项链之间选择，最终选了珍珠项链。我意识到这往往是给成年女性的，她才十二岁，但我弄不清以她的年龄该送些什么，她想要什么。
你嫁给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他和你都觉得此生漫漫无绝期也缺乏希望。有一年他决定用晚上和周末准备法律考试，你更累了，也有些惊喜，你以为将会是和另一种丈夫过的另一种生活了。第一年他失败了，差得不多，第二年他成功了，不过你们讨论之后决定还是不辞职的好，在这座小城，法律收入不稳定，另外他的年纪也多少有些大了。他感到在单位里有升迁的希望，你想一想后意识到一旦他成为律师，可能会频繁出差，你会更累。两年后他没有升迁，不过有了新爱好，种多肉植物，后来专事蝴蝶兰，家变得浓密深绿。生活多少算是不一样了。
曾以为离开体制内出国再回国是我能够做的最大决定，为此俱犹豫经年，现在看来稀松平常。我常常踏晚一步。现在我五十一岁，对于创业又太老了。我留恋国外的唯一一点是，我希望voicemail能取代微信，让人别随时随地找到我。
有一次太太给我发来这篇文章，图片版的，不知道是她从哪里存下来的。她确实选择了一名基金经理，但她应该没有和电工偷情。我想她大概是发错了人。
4. 继承
许多年前，刚认识她时，我告诉她，生活在“9·11”事件后很快就回复原状。我以此抚慰她。她说生活不可能和原本一模一样，一定有什么你看不见的东西在改变，或者表面上看起来相同的那些要素于眼睛看不见之处重组，小振荡让人对巨变丧失警惕，如同海浪潮汐规律来去掩盖着大海深处发生的无限变化。她是建筑师，她为结构着迷，她总想重组。或许现在她的看法有所不同。
二十年来，我一直想听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14. 异质
其实刘盛的事，我还记得的很少。他好开玩笑，激越而不算精明，容易喝醉，喜欢书法，那也是大领导欣赏他的原因。我们银行有个“书法室”，是大领导的爱好，在那里布茶、下棋，招待贵客，常找刘盛在午休时去切磋书法，刘盛说，多数时候并不写，只是谈谈，谈诗论道，谈古论今。现在我年纪大了，逐渐懂得写字是一种养生方式。刘盛还能背杜诗。如今看到人们辩论下雨天是考虑外卖员的安全更为善意，还是更应当叫外卖，为外卖员提供收入才更为道德时，我会想起刘盛有一次颇怅然地说“心忧炭贱愿天寒”。有一次接近春节时聚餐，忘了什么话头，他有点喝多了，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了解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和死，生可以随意，死要死得妥当。他斩钉截铁，说他认为二十世纪以来关于家庭的改革政策里，实际计生不是大问题，而丧葬改革则是剧烈的改变，取消了“如仪”，不成话，对不起祖先，这样下去会很麻烦。一个女同事接话说，在她看来婚姻也需要仪式感，有西方男性会每天给妻子送一束花，几十年不懈怠。对此大家无话可讲，沉默下来。话题岔过去了，不知道刘盛为什么那样说。
上周我刚刚因为女儿和太太吵了一架。或者说，我和太太做了一场关于伦理的讨论，在女儿在场的情况下。
小刘说她成为了手机安全的理论家。刘盛出事后她一直认为有人在监控她，不敢接电话或者发文字，只允许他打网络电话。她怕刘盛的事连累儿子，小刘有时发消息给她，已经按照懂行的人的教导，把涉及案情和人名的文字先处理成图片，再划一道道红蓝线条，不仔细辨别就看不清。她转发给别人，还是担心，打来网络电话问：“别人看到图片，能倒追出来是你发给我的吗？”
出租车到达雅加达机场时已经有些迟了。她们在我身后出关，海关官员认为女儿的入境章有问题，把她和我太太带去海关办公室盘桓了近一个小时，几位工作人员来来回回，最后是一位职级高一些的警员解决了问题，护送她们来登机口，道了歉。这时女儿跑去咖啡店，排了相当久的队，买了热可可回来，递给警员，说感谢他。
我说：“我记得你父亲年轻时容易出汗。”有次一起出差，刘盛说，在家要每晚换床单，老婆常抱怨。那时出差都是二人分一个标间，和现在不同，大概也是国力发展的证据之一。我问：“你母亲现在怎么样？”
女儿在那里排队时我相当无奈。快要登机了，印尼的效率已经被证实是个笑话，更何况警员没什么值得感谢，是他们犯错耽误我们的时间。她和警员其乐融融地告别后，我教育女儿：“马上要登机了，你不应该去买饮料。这样做礼貌但不负责任。”
我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一时震荡中，险些说成“要是我早些知道就好了”。在我的年纪，认识过的人消失越来越常见。有的人已经在你的生活中消失十几二十年了，对方去世的消息反而令其在你的生命中复活。也有不算少的人入狱，或者在看守所期间设法避免了入狱，判X年缓Y年，或者，在自由或非自由状态下接受一段调查后，大家都避免再知道其消息。
“现在是5点35分，5点45才结束登机啊。”她指指登机牌，受了冤枉似的。
他说，他父亲几年前在一场调查前自杀了。
“什么都可能发生，登机口可能会提前关闭。”
我问他父亲的近况。刘盛比我只年长几岁，当年是体制内的冒险家，让人担心会捅出娄子但又相信他总能弥补上的那种人。大领导喜欢他。我出国后几年，他也离开银行，听说过他在一家同业机构，后来逐渐没有消息了。
“Don't lie to her!”太太焦急地吼起来。
他说他正是刘盛的儿子。五官确实是像的，让我联想起老领导的还有他身上那种几乎是和盘托出的无知无觉的霸道与天真的气势。
着急或生气时我太太喜欢讲英文，我听起来会觉得不如同样意思的母语那么愤怒，好像隔一层过滤网。是文化差异吗，还是年龄代沟，用她的话说，“辈分”？也许我有夸张和吓唬女儿的成分，但我也确实觉得什么都可能发生。既然入境时可能会无由盖错章，登机时间当然可能无由提前，世界与命运的不确定性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主义，尤其在刚刚由海关带来一场教训之后。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学习能力，不是吗？太太说，that's a lie。按这种逻辑你同样可以告诉女儿说机场有可能爆炸，我们一家人需要待在一起，永远别分开。那也有亿万分之一的概率。当你有心夸张，为了吓唬人而设定出微妙的界限和目标时，当你敢于说登机可能会提前，而不敢说机场可能爆炸时，那么，前一个说法就是谎言。简简单单，一个要让她尽快回来的谎言，还顺便归咎于她，把海关的错误转变成好像是她做了什么错事似的，硬要让她担心、恐慌、负疚。你根本不是因为担心赶不上飞机，而是因为你觉得那个在努力礼貌地弥补不知谁人错误的警员，这个犯了错误的海关，配不上一杯热可可，配不上让你在登机口等待。你不愿意等她，撒了一个登机口的谎。
“请问，你是不是姓刘？我可能认识你父亲或者你叔叔。”我说。
我太太有适当剂量的愤世嫉俗，我有适当的笃定，只要她不太尖锐，不把怒气变成怨气。有李宗盛在，我生活中的愤世嫉俗已经够了。
他撞了我一下，我咳嗽一声。他抬眼一瞥，嘟哝着说，哦，不好意思。我说，不是，我可能认识你。
我认识她时她刚从建筑专业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经常加班和旅行，喜欢音乐、小说、“各种有结构的东西”，没有宗教信仰，关心已经死去几百年的外国人胜过身边的人。回国后，尤其女儿上小学后，她热心公益，最近在为一家全国连锁的早教机构做设计。这种机构该叫作学校吗？可能更像公司，多数分支机构设在CBD写字楼里或者酒店式公寓底层，正与它的学生家庭——客户、顾客、购买者——活动的地点相符。它拉到了C轮风险投资，其中有两个娱乐明星投资人，他们的脸出现在电梯里的幼儿园广告上，让人感到发型才是教育的关键环节。这家机构也为偏远山村捐献了两座公益幼儿园。她耐心研究该在村庄什么位置摆放“触摸式游戏平台”。我问她，谁会去教呢？那些支教大学生第二年就会离开，而所谓的触摸式游戏可能更适合于有家长阳光咖啡厅和双语教学的地方，在村庄里孩子的身边本来也都是大自然。
我站在内侧。新走进来的年轻男人走到中间的小便池前，解开裤子。当有三个空位时，大家通常都会下意识选择两侧的，无论为卫生、为隐私，还是为了避免某种有共识的不适，不是吗？到洗手时他仍然选择了中间的盥洗池，水溅到我衣袖上，我看了他一眼，我认识他。
——你预备让谁为你的游戏平台除尘？
拍卖会近半时，我有近乎窒息的感觉，冲去洗手间的路上不得不两次停下，扶住椅背和墙壁。年过五十后，血压不稳定，我有时会突然胸闷，感到空气沉滞，越来越清晰地听到自己耳道深处的声音。
我们因此有了另一场关于伦理的争论，不过此次女儿不在场。太太指出我没去过那些地方，大自然已经不自然，周围的农田改造成了工业园，小溪如今是漂着塑料袋的水沟。她说，你其实又是认为人家不配。这时我想起大伯曾经告诉我，村里人并不喜欢树、植物、自然这些东西，在还没有下发造林补贴时，山上的树要卖钱，院子里的树要砍掉，开辟成菜园。
在上海，离我家不远一家酒店里举行的慈善拍卖会上，我买了两幅素人艺术家的画。价格都低，也不会升值，他们有的相当老了，有的年轻一些，但都会默默无名地去世。如果你预算不高，我的朋友W说，与其买这样的画，还不如买著名画家遗孀的作品，总会有人说，那是某某的某某某，愿意拿去送礼或者挂在客厅墙面。性价比更好的选择是著名画家的著名小妾或女学生，艳闻能保值。但我喜欢这些通常看来算不上学徒或民间艺术家的爱画画的人的作品，其中一位画家是个疯子，另一位是年事已高的农民，用类似我小时候看的连环画的笔法记录六七十年代跳广播操、秋收、开会的场面。他像是怕自己会遗忘掉什么似的，在作品背面用指甲大的密排小字写下对画面的长篇说明。
——而我们为什么为我们都不了解的人争辩？
3. 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