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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达雅带回来她首次当选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得意洋洋地拿给我看。对她来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意观察她，看到一个新人正在不断成长，我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她。总有一天，她会被一个大工厂，一个工人集体接受，并在那儿变得完全成熟。目前，我们住在这里，她只能沿着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前进。
现在我的生活就是学习。除了书，还是书。阿尔青，我已读了很多书。我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修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且通过了考试。晚上和党内青年小组一起学习。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进步，当然，还有我这好伴侣对我的爱和亲切的照顾。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和美。我们的经济收入也很简单，就是靠我的三十二个卢布的抚恤金和达雅的工资过活。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在争取入党，以前她做过女佣人，现在在食堂里做洗碗女工（这个小城市里没有工厂）。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总想拉达雅的后腿，想让她回到那个狭窄孤独的小圈子里去，仍然去过那种忙于个人琐事的庸俗生活。我曾经竭力说服她的母亲，告诉她，她生活中的黑暗不应成为女儿前进道路上的阴影，但是徒劳无益。我觉得，达雅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女儿走向新的生活道路上的障碍，同她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握你的手。
不过，我仍然相信，我能归队，在冲锋陷阵的队伍里还会出现我的刺刀。我不能不相信这点，我没有权利不相信。十年来，党团组织教给了我反抗的本领，我们的领袖说过：没有布尔什维克攻克不破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同样适用。
你的保尔
我已不再出门，只能从窗子里望见大海的一角。当一个人的肉体背叛了他，不再听他使唤，但他那颗布尔什维克的心、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却仍然渴望劳动，渴望和你们在一起，加入正在全线进攻的大军，走上展开滚滚铁流般巨大攻势的战场，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这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建造在从悬崖上开辟出来的一块平场上。周围绿树环抱，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通往山下。房间的窗户敞开着，阵阵微风，吹来了山下硫磺矿泉的气息。保尔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明天有新同志来，那时他又有伴了。窗外传来了脚步声，有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人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深厚的男低音呢？他竭力思索着，忽然想起那在记忆中藏得很深但并没有忘记的名字：“列杰涅夫，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肯定是他，决不会是别人。”保尔确信不会弄错，就喊了他一声。不一会儿，列杰涅夫已经坐在他的身边，高兴地握着他的手了。
我受到的打击一个接一个。一次打击之后，刚刚站起来，另一个更厉害的打击又落到我头上。最可怕的是我无力反抗，左臂已不听使唤，这本来够沉重的了，可接着我的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本来我就只能勉强在室内走动，现在连下床走到桌子旁边都困难，要知道这大概还不算结束。今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不得而知。
“呵，你还活着？有什么让我高兴的事说给我听听？呵，你怎么，当真成了重病号了吗？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医生早就预言我该退休了，但我好像故意同他们为难似的，还在坚持工作。”说着，列杰涅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我想把我经受的一切都告诉你。我想，除你之外，我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你了解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能理解。生活仍然对我有很大的压力，我继续在为健康而斗争。
保尔在他的笑声里察觉出隐含的同情和忧虑。
阿尔青：
他们兴奋地谈了两个小时。列杰涅夫讲了许多莫斯科的新闻。保尔从他那儿第一次了解到党内一些重要的决议：农业的集体化、农村的改造等等。他如饥似渴地听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保尔在信上写道：
“我还以为你在你家乡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忙着呢，哪知道这么糟糕。不过，没关系，我原先的情况比你还糟，已经完全卧床不起了。可现在，你看，精神抖擞。现在，你要知道，决不能无精打采地过日子。这样不成！我有时有过不该有的念头：是不是应当休息休息，喘口气啦！毕竟已经上了年纪，再一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时，有时真感到吃力。可是，每次考虑到这个问题，甚至已经着手要卸掉部分担子，但结果都是一样：你想卸些担子，办移交就得花很长时间，晚上在十二点之前都别想回家。机器转得越快，它的轮子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前进的速度与日俱增，结果我们这些老头儿也只好像青年人一样生活了。”
“呵，保夫鲁沙，保夫鲁沙！要是我跟你住在一起，那就好了。小兄弟啊，你可以经常替我出出主意，对我一定大有帮助。”
列杰涅夫用手摸了摸他那高大的额头，用慈父般的口吻亲切地说：
阿尔青很少收到他弟弟的来信。每当他在市苏维埃办公桌上见到一个灰色信封和他所熟悉的有棱角的字体时，就会失去往常的平静，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读信。现在，他一边拆开信封，一边深情地想道：
“好了，现在说说你的情况吧！”
若尔日回来两个星期以后，廖莉亚在邻区找到了工作，她带着母亲和儿子一起离开了。保尔和达雅也搬到了离这儿很远的一个海滨小城。
列杰涅夫仔细听着保尔叙述他自己的生活，保尔觉察到列杰涅夫看着他的目光很有生气，含有赞许的神情。
若尔日一回来，家庭关系大大恶化。他毫不犹豫站到父亲一边，而且还同那个有反苏维埃情绪的岳父一家串通一气，搞阴谋诡计，想方设法要把保尔从家里赶出去，让达雅同他断绝关系。
在浓密的树阴下，在凉台的一角，聚集着几个疗养员。赫里桑夫·切尔诺科佐夫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紧皱着浓眉，在读《真理报》。他穿了件黑色的竖领衬衫，戴了顶老式的便帽，瘦削的脸庞，晒得黑黑的，胡子很久没刮了，一双蓝眼睛深深凹陷进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个地道的矿工。十二年前，他被调到边区担任领导工作，放下了铁镐，可是他的样子就好像才从矿井里出来一样。他不改矿工本色，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以及使用的语汇里都可以看得出来。
突然，那个不走运的大学生若尔日带着妻子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在沙皇时代当过律师的岳父家里，但不时回来从母亲那儿刮钱。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区党委委员和政府委员。他腿上生了坏疽，这种痛苦的疾病不断消耗着他的体力。切尔诺科佐夫痛恨这条病腿，就因为这条腿，他已经在床上躺了差不多半年了。
但是生活中的麻烦事接踵而来。每次遇到波折，他都十分不安，担心这些麻烦事会影响他实现自己的目标。
坐在切尔诺科佐夫对面，抽着烟卷，若有所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列娃。日吉列娃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人们都叫她“金工姑娘舒罗奇卡”。几乎还是个孩子，她就已经尝过流放西伯利亚的滋味了。
现在，保尔的双手又把住了舵轮，而生活呢，经过几番波折，又朝着一个新的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通过学习，掌握文学知识，然后重新归队。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在埋头读德文杂志，间或扶正鼻梁上那副好大的玳瑁眼镜，他头部的侧影很美，有点像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人像。当你看到这年方三十的大力士抬起他那不听使唤的右腿时竟那么费劲，真会觉得难以置信。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位编辑、作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他熟悉欧洲，通晓几门外语。他的知识很丰富，就是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敬重。
这是工人党员积极分子学习小组的聚会。保尔写信给当地党委，要求承担点宣传工作，党委就让他负责这个小组。保尔就是这样打发时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