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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随他去吧！你说说，我们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没有？他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刚刚接岗，营长同志。”红军哨兵报告说。
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一面揉着两条疲劳的腿。莉达向他讲述了所有的情况。
波兰哨兵从远处注视着他们。两个红军军官像好朋友似的向一个普通士兵问好。一瞬间，他仿佛觉得是他在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问好，出于这个荒唐的想法，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了一下。
“……前天已经批准拉基京娜当候补党员了。这使我们波杜布齐支部的力量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她。你看，教师中间已经起了变化，他们有些人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
“同志，您好！你们地段上有什么情况吗？”营长伸手给哨兵，他几乎不用弯腰，因为红军战士的个子很高。哨兵赶紧脱下手套。营长和他互相握手问好。
晚上，在利西岑家的大桌子旁有三个人常常坐到深夜，他们是利西岑本人，柯察金和新到任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
有两个人迎面向他们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枪上的法国刺刀的刀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另一个身材高大，披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马感到主人的小腿紧夹了一下，就跑了起来，两个骑马的人很快就到了那两个巡逻人的跟前。红军哨兵整了整肩上的皮带，把烟蒂吐到雪地上。
通往卧室的门关着。阿纽特卡和利西岑的妻子已经睡了，而他们三人却在桌旁埋头钻研一本不太厚的书——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史》。利西岑只有夜里才有时间学习。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在利西岑家。当他看到其他两人学习进程跑在前面，心里就很苦恼。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嘟哝着说，“又是在三排的防区里出的漏洞，可是早晨的报告上只字没提。这些鬼东西！”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威严地挂在嘴唇上。他的胡子本来有些花白，加上呼出的热气凝成的白霜，就变成银白色了。
有一天，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夜里，格里沙·霍罗沃季科给人暗害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忘记了腿疼，一下就冲到执委会的马厩里，发疯似的急急忙忙备好马，用鞭子从两边猛抽着马肚，向边界疾驰而去。
加夫里洛夫紧紧地勒住了缰绳，柯察金也拨转马头，想知道他为什么停下。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弯下身子，仔细察看雪地上一连串奇怪的痕迹，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从这儿过去留下的，它走的时候，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来绕去，弄乱了它的足迹。很难辨别，脚印是从哪儿来的。但是营长停下来察看的不是这些野兽的脚印，而是两步以外的另一些足迹。足迹上面已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有人从这儿走过。这个人并没有故意弄乱他的脚印，径直朝树林里走去。脚印清楚地表明，他是从波兰那边来的。营长驱马往前，循着脚印——一直走到巡逻线上。在波兰境内十步之外的地方，脚印还清晰可见。
在村苏维埃那间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躺在一张饰有绿色枝叶的桌上，身上覆盖着红旗。门口有一名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站岗。上级机关来人之前，任何人都不准进屋。保尔进了屋子，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吁！”
格里沙躺在那里，脸色苍白如蜡，两眼睁得大大的，依然是临死前的痛苦表情。头歪向一边，后脑被利器击碎，已用枞树枝盖上了。
夜里下过雪。地上的积雪又松、又软，既没有马蹄印，也没有人的足迹。那两个骑马的人已经走出了小树林区，开始在旷野上策马小跑。侧面四十步左右的地方又是两根界标。
是谁对这个青年人下了毒手？他是独生子，母亲守寡。父亲从前是磨坊主的雇工，后来是村贫农委员会的委员，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
马鞍有节奏地吱吱作响，马儿平稳、轻快地小步跑着。那匹黑色公马的鼻孔周围已结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白色水汽渐渐消失在空气之中。营长骑的那匹花马跨着优美的步子，不时弯下纤细的脖子，玩弄它的辔头。两个骑马的人身上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束着武装带，他们的袖口上都有三个标志军衔的红方块。不过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他的同伴的领章却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个边防军人，他指挥的那个营就分布在这长达七十公里的防区的各个哨位上，他是这儿的“主人”。他的同伴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军训营的政委柯察金。
老母亲一听到儿子的死讯，立刻昏倒在地。现在，邻居们照看着不省人事的老人。可她的儿子却在这儿，一言不发，无法揭开自己的死亡之谜。
波兰士兵继续和红军战士并排巡逻。在这荒无人烟的旷野上，他一个人感到太孤寂了。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个年轻的共青团的领导人，雇农的保卫者，在村子里他的朋友多于敌人。
“是的，确实如此，这东西给他是不合适。”
拉基京娜对格里沙遇害十分震惊，她在自己房间里不住地哭泣。保尔走进房间时，她连头都不抬。
红军战士看看这个盒子：上面印了一架飞机，飞机头上画了一只有力的拳头代替螺旋桨，上面还写着：“最后通牒”。
“拉基京娜，你看是谁杀害了他？”保尔沉重地坐在一张椅子上，低声地问她。
“不，谢谢！我要是留下这盒火柴，就得坐两年牢房。”
“除了磨坊老板那伙人，还会有谁！因为格里沙卡住了这些走私商人的脖子，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了。”
但是从国界那边传来了这样的答话：
两个村子的人都来参加格里沙的葬礼。柯察金带领他的军训营和全体共青团员也来向自己的同志诀别。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的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把覆盖着红旗的棺木抬了出来，安放在广场上。内战时期人们在这里埋葬了布尔什维克的游击队员，如今在烈士墓旁又掘了一个新的墓穴。
“火柴你留着吧，我这儿还有。”
格里沙的死使受他保护的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了。贫苦的青年和村民保证坚决支持团支部。在葬礼上致悼词的人个个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严惩凶手，抓住他们，并且就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对他们公开审判，让每个人都看清敌人的真面目。
红军战士仔细看着他旁边的这个人。“看样子，寒气已钻进了‘波兰先生’的肝脏里去了。尽管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但他的日子也真够呛的。这么个大冷天，赶他出来放哨，只穿了一件又破又薄的军大衣，瞧他老像兔子似的蹦蹦跳跳，要是再没烟抽，可真要不行了。”于是，他连头也不回，就把一盒火柴扔过去了。波兰士兵急忙用手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划了几根，却总是弄断，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他又把那盒火柴用同样的方法扔过边界。这时，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国际法，他说：
接着，放了三次排枪。新的烈士墓上铺盖了长青的松柏树枝。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了新的书记——拉基京娜。柯察金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边防哨所得到了消息，他们那里已经发现凶手的线索。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根烟，丢一盒火柴给我吧！”这次波兰哨兵说的是俄语。
一星期以后，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召开了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利西岑向大会作报告，他的神态严肃庄重：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可是边防军条令明文禁止战士同境外的任何人交谈，再加他也不完全明白那士兵说的波兰话，因此，他继续走他的路，穿着暖和而柔软的毡靴的一双脚用力地踩在吱咯发响的雪地上。
“同志们，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向代表大会报告，一年来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许多工作。我们大大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清剿了土匪，狠狠打击了走私活动。各村的贫农组织发展壮大，进一步巩固了。共青团组织扩大了，团员人数增加了九倍。党的组织也大大发展了。最近富农分子在波杜布齐杀害了我们的霍罗沃季科同志，这个血案已破，凶手磨坊老板和他的女婿，已经逮捕归案，不久就要由省法院的巡回法庭进行审判。大会主席团收到了各村许多代表团的建议，要求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将这些杀人犯判处死刑……”
“同志，借用一下火柴。”他首先违反了神圣的公法。他把那支插着刺刀的法国制造的连射步枪背到肩上，费力地用冻僵的手指从军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卷烟来。
会场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喊声：
波兰哨兵想要抽烟，但是他把火柴忘在军营里了，可风儿好像有意跟他过不去，把苏维埃边境上红军战士抽的马合烟的诱人香味吹了过来。波兰人不再搓那冻僵了的耳朵，他回头看了一下——有时候骑兵班长或是中尉会带领骑兵巡逻队突然从小山岗后面出现，到边界上来检查岗哨的。但这时周围空无一人，只有白雪在阳光下发亮，令人目眩。天空中，一片雪花儿也没有。
“我们赞成，处死这些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边界上禁止交谈。但是，周围荒无人烟，一公里之外才有人影，有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背了国际法呢？
这时，波列维赫出现在大厅边门的门口。她向保尔招招手。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的巡逻线迎面朝红军战士走来。他穿了双粗制的士兵军靴，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缀有两排亮纽扣的黑色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呢制的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也是鹰，可是这些老鹰并不能使士兵暖和一些。寒气凛冽刺骨，他搓着冻得麻木了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跟踢着另一只脚跟。他的一双手，只戴着薄薄的手套，也早已冻僵了。波兰哨兵一分钟也不敢停下来，因为一站住，寒气立刻就会冻僵他的关节，因此他一刻不停地走着，有时还小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线相遇了。波兰哨兵转过身来，沿着他那边的国境线与红军哨兵平排走着。
她在走廊里交给他一封公函，上面写着“急件”。保尔拆开一看，上面写着：
天寒地冻。冰雪在毡靴下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战士，戴着威武的盔形帽，从铸有镰刀、锤子的界标开始，迈着有力的步伐，在他的防地内来回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军大衣，佩戴着绿色的领章，脚上穿着长统毡靴。大衣外面，又披着一件宽大的高领羊皮外套。他的头包在呢军帽里暖暖和和的。手上戴着羊皮手套。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即使在风天雪地之中，披着它，就不会感到寒冷。他的肩上背着步枪，在边境线上来回走动，津津有味地抽着马合烟，羊皮外套的下摆不时刮着地上的积雪。在这片开阔的平原上，苏维埃国境线上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遥遥相望，彼此都能看见。而在波兰那面，哨兵相互间的距离是一至两公里。
别列兹多夫区团委：抄送区党委会。
这些排成一长条的国境界标，越过冰雪覆盖的田野，穿过林间通道，跌进幽深的峡谷，又缓缓地爬上山岗，然后伸向河边，从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白雪皑皑的异国平原。
省委常委会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由省委另行分配，派他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无声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记的铁牌，像一条屹立不动的散兵线，从黑海起绵延数千公里，向极北地区伸展，直趋北冰洋。从那根钉着老鹰的柱子开始就是苏维埃乌克兰和贵族波兰的国界。在密林深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小镇别列兹多夫。小镇距国境线有十公里。国界那边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从斯拉武特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柯察金在这个区里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年，现在要同它告别了。区党委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柯察金同志转为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二，免去他共青团区委书记的职务并且通过了给他作的鉴定。
这里就是国境线。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亲切地拥抱他。当他骑马由院子里走到街上时，十支手枪齐放，为他送行，向他致敬。
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面对面竖在那里，沉默地互怀敌意，代表着两个世界。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上了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牢牢钉着一只独头老鹰。这只嗜食尸肉的独头猛禽双翅舒展，仿佛要用利爪去攫取那漆有黑白条纹的界标；钩形的鹰嘴已经伸出，眼睛盯着对面的铁牌，虎视眈眈。对面六步之外竖着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粗大的橡木圆柱，深深埋在地里。柱顶上是一块铸有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两根柱子竖在平整的地面上，但这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不冒生命危险，想要跨越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