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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喊起来了：
保尔明白，不说出真实原因就无法解释他拒绝步行的行为，于是闷声闷气地说：
“人应当支配习惯，而不能受习惯支配。否则，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
“我的两条腿全肿了，不能奔走一星期。此外，同志，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人？”
这件事来得很突然。起初不知是谁挑起了一场争论，说是习惯比人更厉害，抽烟就是个例子。大家各抒己见。保尔没有参加争论，但是塔莉亚硬把他也卷了进去，非要他发表意见不可。他就说了他的想法：
“我是你们这个团的参谋长，这是第一点。第二，我再一次命令您下马。如果您是残废，却还在军队里服务，那可不是我的过错。”
“我再不吸烟了。”
柯察金仿佛被人抽了一鞭，他猛地拉起辔子。但是，古谢夫那只强有力的手阻止了他。保尔感到受了侮辱，忿忿不平，但又觉得应当克制忍耐，心中矛盾，斗争了好几分钟。现在的保尔·柯察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不加思索就任意从这个部队跳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战士了。他现在是一个营的政委，这个营正站在他的身后。他的举动会给全营树立一个什么样的遵守军纪的榜样啊！况且，他训练部队又不是为这花花公子干的。这样一想，他就把脚退出马镫，跳下马来，忍着关节的剧痛，向队伍的右翼走去。
一天晚上，安娜家里又聚集了许多青年人，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多年养成的不良习惯。他几乎从小就开始吸烟，可那天他突然斩钉截铁地宣布：
一连几天，都是罕见的好天气。演习已接近尾声。第五天，在终点站舍佩托夫卡附近进行最后一次演习。别列兹多夫营奉命从克列缅托维奇村方面夺取火车站。
满身油污的伙伴们又可以在学习小组里听他讲昔日的各种斗争故事了。他还给他们讲富有反抗精神的、被奴役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沙皇的宝座，还讲斯捷潘·拉辛和布加乔夫起义的故事。
柯察金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把所有的捷径都告诉了古谢夫。全营分成了两路，深入迂回，神不知鬼不觉地包抄到“敌人”的后面，然后高喊“乌拉”，出其不意地冲进车站。根据评判员的意见，这次作战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车站被别列兹多夫营占领，守卫车站的营队“损失”一半兵力，撤退到树林里去了。
现在人们又经常可以在安娜那儿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了，有时还可听到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
柯察金负责指挥半个营。他和三连的连长、政治指导员正站在街心，部署他的人马。一个红军战士跑到他们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报告：
深秋时分，他们才回到工厂。厂里各车间都欢迎这一百五十个同志归来……
“政委同志，营长问，机枪手是否已经把守各个道口。评判委员会马上就到。”
屋子里静悄悄的。夜已深了，党委会的人都走了。最后一个离开的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他刚走不久。现在只剩保尔一个人了。窗户上满是寒气凝成的奇妙的霜花。桌上点了一盏煤油灯，屋里炉火熊熊，烧得正旺。柯察金回想起不久前的种种事情。去年八月，工厂团组织派他作为共青团的负责人，随同抢修列车去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直到深秋，这一百五十人的队伍由一个车站转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清理被毁坏的车辆。他们的路线由锡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这一带从前是马赫诺匪帮的天下，破坏和掠夺的痕迹到处可见。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花了一星期的时间修复了用石头砌成的水塔，用铁皮修补被炸漏的水槽。保尔是电工，并不懂钳工技术，也没有干过这种苦活，但他在这儿也亲手用扳手拧紧了几千个生锈的螺丝帽。
保尔和连队干部一起走向道口。
从他们在安娜家举行晚会以来，已经过去八个月了，但总觉得这还是不久之前的事。柯察金把一大堆文件放在一边，身子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
团部的人都已在那儿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胜利。战败的那个营的代表们自愧不如地站在那儿，显得手足无措，甚至都不打算为自己辩解。
镇上的小教堂两面都紧靠着神父住宅的大花园，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空空荡荡的房间里一股霉味，显得冷清落寞。过去神父和他的妻子住在这儿，他们和这所老房子一样老朽，空虚无聊，而且彼此早就嫌恶了。新主人一搬进来，空虚寂寞的气氛一扫而光。那间大厅，过去虔诚的主人只有在宗教节日里才用来接待客人，现在却天天都挤满了人。神父的宅第成了别列兹多夫区党委办公的地方。一进前门向右拐，有一个小房间，门上用粉笔写着：“共青团区委会”。柯察金每天都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他现在除了担任第二军训营政委之外，还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本地人，全是他给我们指的路。”
“瞧，可真的干起来了！”
团参谋长策马走到保尔跟前，讥讽地说：
祭司发疯似的把布告从门上撕了下来。
“同志，原来您的腿可以跑得很快。显然，骑马是为了出出风头吧？”他还想再说点什么，但是保尔的眼神使他顿住了，没再吭声。
今天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共青团区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作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
团部的人走了以后，柯察金悄悄地问古谢夫：
挂上这块牌子决不会有好事的。祭司边走，边暗暗思忖，一直走到教堂门口，才突然发现门上贴了一张不大的布告，上面写着：
“你知道他姓什么吗？”
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这个偏僻的小地方过去曾经划为犹太人居住区。二、三百座小破房子乱七八糟地东一处，西一家。有一个很大的集市广场，中心地带开了二十来家小铺子。广场上很脏，到处是马粪。小镇周围是农民的房子。在犹太人居住区的中心，通往屠宰场的路上，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这座建筑物年久失修，一副衰败凄凉的样子。每逢星期六，虽然还不至于无人问津，但它的光景已今非昔比了。教堂里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了。看起来，一九一七年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就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青年人现在对祭司已缺少起码的尊敬了。诚然，老人们还没有“开戒”，但是许多小孩子已经吃起冒犯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呸，想想都让人恶心！一只猪正使劲用嘴在粪堆里拱着寻找吃食，祭司博鲁赫一气之下，上前踢了它一脚。是的，别列兹多夫成了区的中心，他祭司对这点可不满意。鬼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些共产党员，折腾个没完，不痛快的事儿一天多于一天。昨天他看见神父宅子的大门上挂了块新的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委员会”。
古谢夫拍拍他的肩膀，说：
营长脸色阴沉地回答说：“问题就在这里嘛！……”
“算了吧，别理这个滑头。他姓丘扎宁，革命前好像是个准尉。”
“加夫里洛夫同志，告诉我，事情只限于走私吗？”
这一天，保尔几次努力回忆，究竟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姓名，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柯察金很有兴趣地听营长讲这些情况。边境上的生活就像是从不间断的侦察工作。
演习结束了。军训营成绩优异，获得好评，回别列兹多夫去了。保尔却累垮了，他到母亲那里住了两天。他把马拴在阿尔青家里。两天里，保尔每天睡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务段去看阿尔青。这座被煤烟熏黑的厂房使保尔感到特别亲切，他贪婪地闻着煤烟味。这气味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从小就熟悉这种气味，是在这种气味里长大的，对它非常习惯。仿佛是失去了什么宝贵东西，保尔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听到机车的吼叫声了。他就像与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大海久别重逢的水手一样，心情异常激动。这儿亲切熟悉的气氛，也在呼唤着他，这个昔日的火夫和电工。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他和哥哥没谈多少话，发现阿尔青额上又增添了新的皱纹。阿尔青正在一座移动式熔铁炉前干活。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来，生活很艰难。虽然阿尔青没说，但这是显而易见的。
“边界上必须目光敏锐，稍有大意，就会后悔莫及。干我们这行，日夜都不能放松。白天偷越边界不容易，但到夜里就得把耳朵竖起来，十分警惕。您想想看，柯察金同志，我负责的这段边界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这儿的工作特别困难。不论你布上多少哨兵，一有婚嫁喜事或者什么节日，所有的亲朋好友就会跨越国界聚在一起。越界太容易了——边界两旁的房子相隔不过二十步，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能蹚过去。走私的事也是难免的。当然，都是些小事情，譬如一个老太婆偷运两瓶波兰出产的四十度的茅香露酒什么的。不过，也有一些大的走私犯，他们资本雄厚。你知道那些波兰人都干些什么吗？他们在所有靠近边界的村子里都开了百货店：里面的商品应有尽有。当然，这些商店绝不是为他们那些贫苦的农民开的。”
兄弟俩在一起干了两个小时，就分别了。在路口，保尔勒住马，朝车站望了很久，然后扬起鞭子抽了一下，驱赶他那匹黑马顺着林中的道路飞奔起来。
当两匹马已经沿着由边界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小步奔跑时，营长告诉保尔：
现在森林里很安全。大小匪帮已被布尔什维克肃清，他们的老巢也被捣毁，全区各村都过着平静的日子。
“少跟这些波兰兵并排走！”
保尔骑马到达别列兹多夫已近中午。莉达在区委会的台阶上高高兴兴地迎接他。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警告红军战士说：
“你终于回来了！你不在我们可真寂寞呵！”莉达说着，抱着他的肩膀，跟他一起走进屋子。
“好吧，要提高警惕！”
“拉兹瓦利欣在哪儿？”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
“是苏里坚科，营长同志。”
莉达有点不大乐意地回答：
“昨天夜里二点到六点是谁在放哨？”
“不知道他在哪儿。喔，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上学校去代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分内的事，不是柯察金的事。”
“没有，还没有看见。”
这个消息使保尔感到奇怪，也不痛快。他一向不喜欢拉兹瓦利欣。“这个家伙到学校里去搞什么名堂？”保尔不满意地想。
“那边的脚印你看见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