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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必须服从，否则会把你的党证收掉的。我们要看看风向如何。现在散会吧。”
茨韦塔耶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图夫塔不安地在椅子里动了一下。什科连科脸色阴沉、苍白，由于失眠眼圈发青。他坐在窗户旁边啃着指甲。茨韦塔耶夫刚刚说完，他就停止了那种痛苦的动作，转过身来，对着大家。
“德米特里，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卷着舌头，结结巴巴地说，“怎么，是不是大会的决议我们不一定要服从呢？”
“我反对这类阳奉阴违的做法，”他突然气忿地粗声说，“我个人认为，大会的决议我们必须服从。我们已经申述了自己的观点，但大会的决议应当服从。”
瘦瘦的、嘴唇薄薄的斯塔罗韦罗夫也站起来了。
斯塔罗韦罗夫表示赞同地看了看他，小声地说：
“我和什科连科今天就回哈尔科夫，我们在这里已无事可做。你们千万不要散掉，我们只能等待时局发生变化。很明显，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一定会谴责我们，但是我认为，暂时还不会镇压我们。多数派决定还要在工作中对我们进行考验。现在如果继续进行公开的斗争，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后，就会被开除出党，这不符合我们的行动计划。将来会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杜巴瓦站起来，打算走了。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第二天，在图夫塔家里聚集了大约十个人。杜巴瓦说：
杜巴瓦凝视着什科连科，故意用讥讽的口吻说：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人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悉听尊便，没人对你阻三拦四。你还有机会到省代表大会上去认罪嘛。”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把这三个字说得特别清楚响亮。他走上主席台，站在舞台的最前面。“同志们：我们听反对派发言已有九天了。我要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的发言不像是战友，不像是革命战士，不像是我们共同斗争中的同志和朋友了。他们的话里充满敌意，十分嚣张、恶毒，而且带有诽谤。是的，同志们，是诽谤性的言论！他们想把我们布尔什维克描绘成党内专制的拥护者，背叛本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人。他们诽谤我们党内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光荣的老布尔什维克，那些锤炼和培育了俄国共产党、在沙皇的监狱里受尽了折磨的人，那些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与国际上的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进行斗争的人。他们妄想把这些人描绘成党内官僚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果不是敌人，谁能说出这种话呢？难道党和党的机构不是一个整体吗？你们说，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要是我们的队伍被敌人包围了，这时有人竟唆使年轻的红军战士去反对他们的指挥员、政委、司令部，那我们管这些人叫什么呢？又比方说，假如我今天是个钳工，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意见，我还可以被认为是个‘正派人’，但是如果我明天当上了党委书记，那我就成了一个‘官僚’和‘机关老爷’了？！反对派高喊反对官僚主义，主张民主，可是他们中间就有这样一些人，比如不久前因为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被解职的图夫塔，以他的那种‘民主’而闻名于索洛缅卡的茨韦塔耶夫，还有那个曾经因为在波多尔区搞强迫命令、高压政策而被省委三次解除职务的阿法纳西耶夫。同志们，这岂不是咄咄怪事？那些受过党纪处分的人现在都纠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事实。至于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货色，让老布尔什维克们来说吧！现在必须让青年人了解托洛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了解他反复无常，经常从这一个阵营倒向另一个阵营的种种行径。同反对派的斗争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使青年人的思想更加坚定。在这场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都在经受锻炼。反对派中一些歇斯底里、张皇失措的人预言，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将彻底破产。我们的未来会证明这种预言有多大价值。他们要求把我们的老前辈，像托卡列夫那样的同志都送到机器旁边去干活，而让像杜巴瓦这类将反党活动看做是英雄行为的完全失灵的晴雨表来接替他们的位置。不，同志们，我们决不能这样做。老一辈是要有人接班的，然而决不能让那些一有困难就疯狂攻击党的路线的人来接班。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伟大党的团结。青、老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在列宁的旗帜下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什科连科气得跳了起来：
潘克拉托夫把他的思绪给打断了，因为他已开始讲话：
“德米特里，你这是什么话！老实说，你这些话让人很反感，不得不重新考虑我过去的立场。”
一听到他的声音，杜巴瓦就猜出了潘克拉托夫现在的心情了。这个码头工人在受到严重侮辱的时候，就用这种声调说话。杜巴瓦神情忧郁地目送这高大而略微有点驼背的人快步走上台去，心中感到压抑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说什么。他想起了昨天他在索洛缅卡同老朋友们见面的情景，同志们都诚挚地与他谈心，劝他脱离反对派。同他一起去的还有茨韦塔耶夫和什科连科。大家聚集在托卡列夫那儿，在场的还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拉古京娜、沃伦采夫、泽列诺娃、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欣。杜巴瓦对这种力求恢复统一的做法无动于衷，始终一声不吭。在谈论得最热烈的时候，他同茨韦塔耶夫却扬长而去，表示不承认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当时什科连科留下来了，现在他又放弃发言。“软弱的知识分子！他们肯定把他拉过去了。”杜巴瓦气忿地想。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共产主义大学，他和扎尔基之间多年的友谊破裂了，因为扎尔基在党委常委会上激烈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他们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他就不再和扎尔基说话。好几次，他看到扎尔基到他家里来找安娜。安娜·博尔哈德一年前成了他的妻子。他们各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安娜不同意他的观点，夫妻之间关系紧张，而且越来越恶化。但是杜巴瓦认为，扎尔基开始成为安娜的常客，也是他们夫妻关系日益恶化的原因之一。这里并无嫉妒之意，他恼火的是他和扎尔基已经断绝往来，安娜却和扎尔基保持着友谊。他把这一点和安娜说了，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紧张了。他这次到这儿来，事先都没有告诉安娜。
杜巴瓦朝他挥了挥手，说：
“我要发言。”
“你也只有这条路了。快去认罪吧，现在还不迟。”
从后排传来了潘克拉托夫那低沉的声音：
接着，杜巴瓦同图夫塔和其他人一一握手告别。
“我放弃发言。”
他走后，什科连科和斯塔罗韦罗夫很快也离开了。
什科连科站起来说：
一九二四年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来到了。一月份，严寒袭击大地，到处冰封雪冻，月中又刮起暴风，大雪连绵不断。
“现在请什科连科发言。”大会主席说。
西南的铁路线都被大雪封埋。人们同这残暴的自然灾害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除雪机的铁犁头钻进小山般的雪堆里，为火车开道。严寒和暴风雨破坏了表层结冰的电报线，十二条线路只有印欧线和另外两条直通电报线还畅通无阻。
在一片嘲笑声中，杜巴瓦走下台来，这笑声使他感到绝望。如果大家义愤填膺，大呼小叫，他倒会感到满意。可是，现在人们在嘲笑他，就像嘲笑一个唱腔走调、表演砸了锅的演员。
在舍佩托夫卡第一火车站的报务室里，三台“莫尔斯”电报机不停地发出哒哒的响声，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人才能明白它说的内容。
“够了！不许造谣诽谤！”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她们收发的电报纸条的总长度还不到两万米，而另一个老报务员的工作总量却已超过二十万米了。他不用像她们那样，皱着眉头去读那些纸条，拼那些难懂的字母和句子。他仔细听着电报机的哒哒声就能直接把电文译出来，逐字逐句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打倒分裂者！”
报务员一面记录，一面想：“大概又是一个要求与风雪作斗争的通令。”窗外狂风呼啸，掀起团团白雪，扑打到玻璃窗上。报务员觉得有人在敲窗。他转过头去，不禁欣赏起玻璃上美丽的霜花来了。那些图案精巧别致，有枝有叶，如此精美的版画，是世上任何能工巧匠都雕刻不出来的。
“可耻！”
他只顾欣赏美丽的景致，没有细听电报机的响声，因而当他的目光从窗户上收回以后，他急忙拿起纸条译着漏掉的那段电文：
在他结束讲话之后，会场上仿佛爆炸了一枚手榴弹，叫喊声像飓风似的向杜巴瓦袭来，愤怒的呼喊如同皮鞭般抽打着他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