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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上发出一片赞成的声音。
谢加尔担任党的省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已有两个月了。现在，他和托卡列夫并排坐在主席团的位子上，注意倾听市党代会代表们的发言，到现在为止，发言的全是目前还在共青团里工作的年轻党员。
柯察金，阿尔青·安德烈耶维奇，钳工，工龄十七年。
塔莉亚说完，就走下讲台。
布鲁兹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工龄二十一年。
日常工作已被丢在一边。四天以来，常委会的人都到各区去了，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斗争。昨天发生的事件使专区全体党员都极为愤慨。反对派在城内所有支部里都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决定集中力量，在专区兵役局党支部发动进攻。专区计划部和教育部的党员也属于这个支部，总共有四十二名党员。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聚集到那里，并且在会上发表反党言论，那都是我们前所未闻的。兵役局有个党员竟然直截了当、公开宣称：“如果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摧毁它。”反对派听到这种言论竟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柯察金就上台发言：“你们作为共产党员，怎么能为这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呢？”他们不让柯察金讲下去，敲椅子，高声喊叫。支部的党员对这种流氓行为很气愤，要求让柯察金把话讲完，但是他刚要说话，又是一阵捣乱。保尔对他们喊道：“这就是你们的民主，真是妙极了！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讲下去！”有几个人就抓住他，想把他从台上拖下来。结果竟然野蛮地动武了。保尔一面挣扎，一面继续往下讲，但有人把他拖到后台，打开边门，扔到外面的楼梯上。一个卑鄙的家伙把他的脸都打出血了。这个支部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了会场。这个事件使许多人醒悟了……
大厅里渐渐响起嘈杂声。台上仍在宣读申请人的姓名，他们都是长年跟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中的骨干。
塔莉亚从一叠信件中抽出一张信纸，很快地看了一下，开始读道：
当第一个在申请书上签名的人走上讲台时，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我们经常收到各地同志的来信——他们都表示和我们站在一起，这使我们深受鼓舞。请允许我给大家读一段信。这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写的，这儿许多人都认识她，她现在是专区团委的组织部长。”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的经历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塔莉亚的讲话被嘈杂的人声盖没了，但很快大家又平静下来，她的话又可以听得见了：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从前工人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大家都知道。一辈子当牛做马，到老了，还是个叫花子，两腿一蹬了事。唉，说实在的，刚刚闹革命那会儿，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又有家庭拖累，对入党这件事儿没大在意。虽然，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但也很少参加战斗。一九○五年我在华沙车辆厂做工的时候，当过罢工委员会的委员，跟布尔什维克们一道干过。那时我还年轻，说干就干。过去的事儿不再提啦！伊里奇死了，我伤心透了，我们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保护人。我再也不能说我岁数大这类话了！……让会说话的人来讲吧，我不会说话。我只想做一点保证：我跟定布尔什维克了，决不动摇。”
会场上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会议主持人不断地摇铃。
老司机倔强地点了下他那白发苍苍的头，灰白眉毛下面的那双眼睛坚定地，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大厅，仿佛等待着大家的裁决。
“让他们交代，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大家一致举手通过吸收这个白发矮个子老人入党。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他们也没有任何异议。
“让他们回答：他们还搞不搞反党活动了？”
波利托夫斯基在离开讲台时，已经成为一名党员了。
“别开玩笑！”
会场上每个人都明白，正在进行的事情不同平常。刚才老司机站过的地方，又出现了阿尔青魁梧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道他那双大手该往哪儿放，老是揉那顶有耳罩的帽子。他那件边上已经脱毛的羊皮短外套敞开着，里面灰军服领子上的两颗铜钮扣扣得整整齐齐，显得非常整洁，好像在过节一般。阿尔青将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妇女的面容，这是石匠的女儿加林娜，她坐在缝纫厂来的工人中间。她向他谅解地笑了笑，笑容里包含着鼓励，嘴角上还有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会场上响起了愤慨的喊声：
“阿尔青，说说你的经历吧！”西罗坚科对他说。
“让图夫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专家。”
阿尔青感到不知从何说起，他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他只感到，无法将他一生的经历统统讲述出来，很难组成连贯的词句，心情又很激动，发言就更受影响了。他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种滋味。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道路已面临急剧的转折。以往的生活既艰辛又落后，现在他要跨出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的生活变得温暖而有意义。
后排有人说：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青开始说。
“大家都还记得，三年以前，也是在这个剧院里，杜巴瓦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回到我们队伍里来了。当时，他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再从我们的手中掉落。’可是过了还不到三年，杜巴瓦已经又把党的旗帜扔掉了。是的，我公开这样说——他扔掉了。因为他说过：‘时机一到，我们会说话的。’言下之意是他和他的那些同伙——托洛茨基分子还要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
会场里静静的，六百个人注意倾听着这个技工师傅的讲话。他身材高大，长着一个鹰钩鼻子，一双眼睛隐藏在乌黑的浓眉下面。
“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就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是我们一个很老的团干部，很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工人更熟悉他。杜巴瓦现在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和什科连科一起待在这儿已经有三个星期了。现在大学里学习正紧张，那么是什么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来的呢？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哪一个区，他们没去发表过演说。不错，什科连科最近几天来开始醒悟了。是谁派他们到这里来的呢？除了他们两人，我们这儿还有不少外地来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以前都在这里工作过，现在来这里是为了挑起党内的斗争。他们所在的党组织是不是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并不知道。大会期待托洛茨基分子上台发言，承认错误。”塔莉亚竭力启发他们承认错误，她仿佛不是在台上讲话，而是在和同志谈心。她说：
“我母亲在阔佬家当烧饭女佣人。父亲我不大记得，他和我母亲合不来，经常喝得烂醉。我们跟母亲住在一起。养活那么多张嘴，她可真不容易。东家除了管饭，一个月只给她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得从清早累到深夜。我算走运，在初级小学念了两个冬天，学会了看书和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到一个小铁厂当学徒。没有工钱，干了三年，就只能混口饭吃……这家小工厂的老板是个德国人，姓费尔斯特尔。起初他不想要我，嫌我年龄小，但我长得挺结实，母亲又把我的年龄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了。我在这个德国人那儿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有教我，只支派我给他们干杂活，打酒。老板经常喝得烂醉……又差我去拉煤，又差我去拉铁……老板娘把我当成她的小奴才，叫我替她倒尿盆，削土豆。他们动不动就用脚踢我，常常无缘无故就踢人，就这么个德性。只要有一点儿不如老板娘的意，她就打我几个巴掌。因为男人常常喝醉，她对所有的人都有气。有时我就从她那儿冲到街上，但又能去哪儿呢？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再说我也不能在她那儿安身……厂里的情况也差不多。那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这个混蛋老爱拿我开心。有一次，他指着墙角放熔铁炉的那个地方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就跑过去，伸手就拿，谁知道这个垫圈是刚打的，才从炉子里取出来，放在地上看起来是黑的，手一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疼得直叫，他却哈哈大笑。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就逃到母亲那里去。但是母亲没有地方可以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她一路走，一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才教我一点钳工的手艺，不过还是打我。我又逃跑了，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当地的一家香肠厂雇了我，我在那里洗肠子，大约有一年半还多一点，过着猪狗似的生活。后来我们的老板赌钱，把这个厂输掉了，四个月没付我们一个工钱，就逃之夭夭。这样我才跳出了这个火坑。我坐上火车，到日梅林卡去找工作。多谢那里的一个铁路工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他听我说多少能干点钳工活，就让我冒充他的外甥，向上司说情，要他把我收下。我的个头大，他就说我十七岁了。这样，我就给一个钳工当下手。后来我又来这里干活，到现在已是第九个年头了。这就是我过去的情况。在这里的一段，你们大家都知道。”
塔莉亚继续说：
阿尔青用帽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深深地吐了口气，还有一件最重要的，对他来说也是最沉重的事情，应当讲一下，不能等有人问了才说。于是，他紧紧地皱起了浓眉，继续说道：
杜巴瓦听出了是潘克拉托夫的声音，但连头也没回，只是咬紧了嘴唇，把头低了下去。
“每个人都可能问我，为什么在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对这个我能说什么呢？以前就是没认清这一点。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大罢工反对德国人的时候，我就应该走这条路的。有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跟我们谈过不止一次。一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了枪。后来战争结束了，我们把白军赶进了黑海，又回到家里来了。接着成了家，有了孩子……一下子陷到家务事里去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去世了，党发出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搞清楚了我生活中缺少的是什么。仅仅保卫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在一个大家庭里，接替列宁，让苏维埃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一样稳固。我们应当成为布尔什维克。这可是我们自己的党啊，不是这样吗？”
“怎么，还想再一次来动摇我们的党吗？”
这个钳工结束了自己朴素而又极其诚挚的讲话，并为刚才那种不同平常的措词感到不好意思。现在，仿佛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他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
会场上发出一片不满的声音。潘克拉托夫忍耐不住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