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娃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不管怎么样，我们做的工作是有用的，不是吗？”她说。
他抓住我的手腕：
“那当然。”
“挨了这么一刀，一般人没有能站得起来的。”
她望了我一眼，耸耸肩膀：
他打断我的话：
“您为什么从来不谈谈心里的想法？”
“刀卡在……”
“因为我没有想法，”我说。
“您是应该死的。”
“这不是真的。”
阿尔芒跟我一起下楼，我们不出声走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我向您保证。我已没有想的能力。”
“我回去休息。”
“为什么？”
我想：“这一来，他还要带着害怕的心理活上几年。”
“不要谈我，”我说。
“别谢我，先看看生命留给您的是什么。”
“偏要谈您。”
“您救了我的命，”加尼埃说。
“对您与对我来说，同样的话不表示同样的意义。”
在街上，在窗下，他们继续喊叫：“枪毙共和分子。”但是，这些汉子已经旋转脚踵，走下楼梯。我站起身，掖上衬衫，扣上外衣。
“我知道。有一天您对阿尔芒说过，您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用不着，”我说，“刀卡在一根骨头上。我没什么。”
她的目光落在我的手上，又移到我的脸上。
“不要动，”阿尔芒对我说，“我去找个医生。”
“但是这不是真的，”她说，“您就坐在我旁边，我们说着话。您是一个人，一个命运奇异的人，但还是这个世界的人。”
他的声音从很远地方传入我耳中；我觉得血湿透了我的衬衣，眼前是一片迷雾。我想：“这次我可能要死了，我可能完了！”后来，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桌子上，胸前扎了一块白布。加尼埃说个不停，这些汉子朝门口退去。
她的声音很恳切，是一下抚摸，是一声呼吁；很远很远，在尽深处，在冰冷的尘土和凝固的熔岩底下，有样东西颤动了。粗糙的树皮贴着我的脸，一件淡紫色长裙消失在走道尽头。她说：
“你们是些杀人犯？”加尼埃叫道。
“您若愿意，我可以做您的一个朋友。”
他往前扑，我纵身跳到加尼埃前面，当胸挨了一刺刀。
“您不理解，”我说，“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是谁。”
“我们要剥掉你这个共和分子的臭皮囊！”
“请您说说。”
他们迟疑了，其中一个人喊：
我摇摇头：
“你们要干吗？”加尼埃说话声音干咽。
“您该去睡了。”
他环顾了一下，显得犹豫不决。这时刻，听到一声巨大的开裂声，一群人疯狂冲上楼来。他们喊：“杀死共和分子！”玻璃门打开了，他们拥了进来，刺刀挺在前面，样子醉醺醺的。
“我不想睡。”
“这话白说，”我说，“您知道，这些青年不会离开您的。”
她的手安分地放在桌上，但是她的指甲尖在抓挠石板桌面。孤零零地在我身旁，孤零零地跟同志一起，孤零零地在世界上，肩负着这份痛苦的全部重量。
“我一个人也不留。”
“您不幸福，”她说。
他声音坚定，目光严峻。但是，我感觉到他内心是害怕的。他若不害怕，无疑会同意走的。他高傲地补充了一句：
“不幸福。”
“我不愿意他们捣毁我的印刷机，烧掉我的稿件，”加尼埃说，“我要接待他们。”
“嗨！”她突然兴奋起来，“您看，您也属于人的世界；大家可以怜惜您，可以爱您……”
“共和国要的不是殉道者，”阿尔芒说，“别让他们把您杀了。”
她一边笑，一边闻着盛开的玫瑰花和椴树花的香味：“我早知道您不幸福。”我把树干合抱在怀里；我又会变成活人吗？在冰冷的熔岩下，一股热气在颤动。她早爱上我了，这点我知道。
他害怕。从他扭歪的嘴角、痉挛的手指，我可以看出他害怕。
“有一天您会死去，我也会把您忘了，”我说，“这就使任何友谊无法建立，不是吗？”
“不。我要接待他们，”加尼埃说。
“还是可以建立的，”她说，“即使您把我忘了，我们的友谊曾经存在过，未来无法否认这一点。”
“您还等什么？”阿尔芒说，“从小门溜走。”
她抬起眼睛，目光弥漫四散。
阿尔芒几步蹿上了楼梯。加尼埃坐在编辑室一张桌子旁边，围在一群青年中间。他们没有武器。只听到从街心传来沉闷的枪声、喊杀声。
“您会把我忘了的整个未来，我不曾存在过的整个过去，这些我都能接受，因为它们是您生命的一部分；是您才有这样的未来和这样的过去。我经常想到这件事，我对自己说时间不会把我们隔开，只要……”
“你去试试，叫加尼埃下决心走。他们要杀他。”
她的声音哽咽了，又非常急促地接着说：
他衬衫敞开，胸前冒汗，手里握了一支长枪。
“……只要您对我有些情意的话。”
“快进，”瓦隆说。
我伸出手。出于爱情的力量，几世纪来第一次，不管过去，不管未来，我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在这里：一个得到女人爱情的人，一个命运奇异、还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我碰了碰她的手指。只要一句话，这层死亡的外壳即将破裂，重新喷出铄石流金的生命岩浆；世界又会有一种面貌，又会有等待、欢乐、眼泪。
我们绕过这一排房屋，敲门，门上小窗开了，然后大门打开一条缝。
她声音低低地说：
“我们从后门进，”我说。
“让我爱您吧。”
“啊！这些蠢人！”阿尔芒说。
几天，几年。她又会带了这张布满皱纹的脸，躺在床上；所有的颜色混淆不清，天空熄灭了，香味凝结了：“你会把我忘了。”她的容貌又会固定在椭圆形镜框内。甚至找不到话说一声：她不在了。她不在哪儿？我看不到周围少了谁。
我们走到《进步报》报馆的大楼前；人行道上有一群衣衫褴褛的汉子，他们用肩膀猛撞紧闭的门。他们叫喊：“我们要枪毙这些共和分子！”
“不，”我说，“这没用。一切都没用。”
“我以后跟您说。”
“我对您什么都不是吗？”
他迟疑一下：
我望了她一眼。她知道我是不会死的，她斟酌过这句话的含义，而她还是爱我；她能够献出这样一份爱情。如果我还能使用人的语言，我要说：“我所认识的女人中间，她最慷慨，最热情，最高贵，最纯洁。”但是这些话对我已毫无意义。洛拉已经是一个失去生命的人。我的手从她手中缩了回来。
“您想到什么啦？”我说。
“什么都不是。您不会理解的。”
我望着两个人的映像：我这张几世纪来没有变化的脸，他这张涉世未久的脸，还有他的黑色长发、络腮胡子、热情的眼睛；我们都有一样的鼻子——福斯卡的鼻子。
她在长凳上蜷缩一团，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容貌。她孤零零地劳累不堪；她不得不孤零零地、劳累不堪地让年华逝去，空怀着满腔谁都不需要的热忱，换不回半点同情；为着他们、离着他们、对着他们进行奋斗，既怀疑他们，又怀疑自己。在我心中，有样东西还在颤动，这是怜悯。我可以使她脱离这种生活；我从前的家财中还留下相当一部分，足够带她到热带国家去；她躺在棕榈树下的吊床里，我可以对她说我爱她。
“咱们俩很像，您从来没有注意到吗？”他说。
“洛拉。”
他一声不答，但是当我们走过一面弹孔累累的橱窗前，他停住脚步。
她羞怯地笑了一下，眼中还保留一丝希望。贝娅特丽丝那张臃肿呆板的脸朝着烫金涂红的手稿。我以前说过：“我要使您幸福！”我毁了她比我毁了安托纳还更肯定。她在微笑，但是，为什么宁愿看到她的笑容，而不愿看到她的眼泪呢？没法给他们什么。没法为他们做什么，如果不愿和他们一起为自己做些什么的话。得爱她。我不爱她。我什么都不要。
“我对您说过，我非常爱您的母亲，由于她我把您看做一位亲人。”
“回去睡吧，”我说。“天晚了！”
“我在想，您为什么那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松柏道上，金黄色斑点忽上忽下，像受到无形的线的牵引，忽上忽下，忽下忽上，水珠往上喷，又溅落地上，相同的水花，又各个不一样，蚂蚁爬来爬去，一千只蚂蚁，同一只蚂蚁一千次。他们在《改革报》编辑室里，走过来，走过去，他们走到窗前，又从窗前走开，拍拍肩膀，坐下，站起，不停地忙忙碌碌。一阵阵骤雨敲窗，七种颜色，四个季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革命吗？革命的成功要求……意大利的利益，卡莫纳的利益，帝国的安全，他们忙忙碌碌，手紧紧握着剑柄，握着枪托，随时准备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去死。
我们穿越马路，阿尔芒眼睛盯着我困惑不解：
“我想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啦，”洛拉说，“您愿意陪我去吗，福斯卡？”
“我看见您给手枪上膛。要看透您的心思不难。”
“可以。”
“您怎么猜着的？”
街上人山人海。斜雨打在路上，打在屋顶上；几个人头上撑了雨伞，但是大多数人走在雨夜里毫不在意。“光荣的日子来了，”他们一边唱，一边舞动旗子和火把；每幢房子灯光明亮，墙上张灯结彩，十字路口的熊熊烈火迎着风雨不灭；“拿起武器，公民们！”他们唱着。节日的欢叫，死亡的喧嚣，圣歌夹着吵架声从小酒馆里传出来。正义的日子来了，“武装起来！”他们涌上街头，围着篝火，挥动火把。总是相同的水花，又各个不一样。他们高叫：“打倒基佐<a id="jzyy_1_84" href="#jz_1_84"><sup>(9)</sup></a>！”其中许多人挎着枪支。洛拉嘴角露出奇怪的微笑，望着远处我看不见的东西。他坐在平静水面中心的一条小船上，凝望着远处看不见的河口，河水投入弗米利恩海，谁不是往那里去的呢？
他勉强向我笑笑：
“不要往前去！”
“是的，这全亏了您。”
躲在门洞里的一个妇女向我们做手势，要我们往回走。我们前面的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听到一声枪响。大家停步不前了。洛拉抓住我的胳膊，拖我钻进迟疑不决的人群。
“要耐心，”我说，“您前面有整整的一生。”
“这太大意了吧？”我说。
“什么事都做不成了！”阿尔芒说，“而昨天，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
“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离开河滨道。拐角处，一个人正把一张告示往墙上贴。上面写着一些粗大的黑字：“奥尔良公爵不是波旁家族的人，他是瓦卢瓦家族的人。”远处，在一道栅栏上，我们看到撕破的共和派宣言。
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穿工作服的男人，脸孔贴地，两臂外张，在滑入死亡以前像要紧紧抱住路面似的；第二个人张大了两眼凝望天空；有的人还在呻吟；从邻近街道走来了几个人，扛了几副担架；他们的火把照亮了红色的街面，街上躺着几具尸体和受伤的人，还有满地的雨伞、手杖、帽子、破灯笼、凌乱的旗子。罗马的广场是红的，水沟中群犬争夺奇怪的红白色东西，一条狗对着死亡吠叫，妇女和孩子朝着月光露出他们被马蹄踩烂的脸，竹棚之间的夯土上尸体周围苍蝇嗡嗡叫，兵士扬起的尘土里响起了呻吟声。二十年或六十年中没有死的，最后还是死了。
“我跟您一起去，”我说。
“上巴士底去！”
“我要去报馆。”
现在广场上有了人群；他们截住了一辆运货车，把尸体往上堆；他们高叫：“上巴士底去！”他们还高叫：“要报仇！他们谋杀人民！”洛拉脸色苍白，手指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喃喃地说：“现在，革命来了！”警钟敲响了，运货车开动了。“上巴士底去！要报仇！”死者身上尚有余温，他们的血还在街上流；但是晚了，死的永远死了，活的继续活着，仿佛他们就是不该死似的；他们抱了听话的尸体度过一生。警钟敲响了，一道道人流穿街过巷地涌来，挥舞着旗子和火把；火把的红光照亮了湿腻腻的街面。队伍一分钟比一分钟壮大，大街淹没在黑色人潮下，人潮还是原来样子，挺立不屈，丝毫无损，那是深广浩渺的人潮，一滴水也不少；瘟疫过去了，还有霍乱、饥荒、火刑、屠杀、战争、革命，而人潮依然在这里，完整无缺的，死者在地下，生者在地上，相同的水花……他们前进，他们朝着巴士底前进，朝着革命、朝着未来前进；暴政将被打倒，不久就没有贫困，没有阶级，没有国界，没有战争，没有谋杀；代之而起的是正义、博爱、自由，不久，理智将统治世界，我的理智，一张白帆远飘天涯，人将获得闲暇、繁荣，他们将向大地索取财富，他们将建设巨大明亮的城市，我开拓森林，我披荆斩棘，在我手里抓的蓝一块、黄一块、绿一块的地球上，道路交错纵横，阳光普照着新耶路撒冷，在那里，穿白袍的人交换着和平的亲吻，他们围着篝火跳舞，他们在阴暗的店堂后间跺脚，他们坐在香气扑鼻的闺房议论，他们高高坐在靠椅上，慢条斯理地、低声地、大声地议论，他们高叫：“要报仇！”那边，黑黢黢的大街尽头是金红交辉的天堂，天堂里幸福像怒火一样光彩夺目；他们朝着这个天堂前进，他们走一步接近一步。我在平坦的原野上前进，一路上灯芯草分泌出滴滴水珠；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后退一步，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个太阳。
有一会儿，他身子倚在桥栏杆上，两眼盯着那条载尸船，后来他转过身：
“《改革报》万岁！”
“您说得对，”他说，“共和国需要的不是殉道者。”
他们停在报馆窗下。阿尔芒出现在阳台上；他双手抓住铁栏杆，高声喊了几句，远处一座教堂在燃烧，火焰把广场上的石像染成血色。“安托纳·福斯卡万岁！”他们蹲在房顶上、树杈上叫：“路德万岁！”然后举杯庆贺。查理·马拉泰斯塔在笑，生命在燃烧；生命在卡莫纳、在沃尔姆斯、在根特、在明斯特、在巴黎，也就是在这里，在这一分钟，在活着的人、在会死的人心中燃烧。我在平坦的原野上踯躅，用脚探索冰冻的土地，四顾茫茫，举目无亲，像没有冬天、没有花朵的松柏一样死气沉沉。
“他们是为了明天的革命而死的，”我说，“在那三天，人民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还不知道如何使用，但是明天他们会知道的。要是您去从事未来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毫无意义地去殉难，他们会知道的。”
他们又前进了，我心中在呼唤：“玛丽亚纳！”她会睁开眼睛来看，会伸出耳朵来听，她的心也会跳动；对她也是，黑黢黢的大街尽头，未来也会熊熊燃烧起来：自由、博爱。我闭上眼睛，她还是像我很久以前失去她时的那个模样，穿一件红黑条子长裙，修饰整齐的鬈发，恬静的笑容。“玛丽亚纳。”我看见了她；只见她紧紧挨在我身边，不胜害怕；她讨厌混乱、暴力、叫声，她会远离这些披头散发的女人，她会捂住耳朵不听这些野蛮的叫声；她梦想的是一场理性的革命。“玛丽亚纳。”我竭力在想：今天，她不同了，她会理解这样的人民，会爱他们，会习惯火药与死亡的气味。我望了洛拉一眼；她没戴帽子，头发湿的，围巾盘在肩上，两眼炯炯有光；这是洛拉，不是玛丽亚纳。若能留在这里，在我身边，玛丽亚纳就不成为她自己了。她凝固在过去的角落里，在她那个时代里。我没法把她——即使是她的形象——召回我的身边。
我望着阳光照耀下的茅草，底下是长满蛆虫的人肉在发酵。为人类、自由、进步、幸福而死，为卡莫纳而死，为帝国而死，为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未来而死，为最终不得不死而死，白白而死。话已经到我嘴边，但是我没说出来；我已经学会了怎样跟他们说话。
我抬起眼睛，看见没有月亮的夜空、灯火辉煌的房屋门面、树、还有周围的人群——她的同类。我知道联结世界与我的最后一根绳索刚才断了，这已不是玛丽亚纳的世界，我已不能用她的眼睛凝望这样的世界，她的目光已经完全隐熄了；即使在我的心中，她这颗心的跳动也停止了。“你会把我忘了。”这不是我把她忘了，是她飘离了这个世界，而我又走不出这个世界，是她飘离了我。在天空下、水面上、大地上留不下一点痕迹，在任何人心中留不下一点痕迹；哪儿都不空，也没有少了谁，到处是满满的。相同的水花，又各个不一样，一滴水也不缺。
“他们白死了，”阿尔芒说。
他们在前进！他们在走近巴士底，队伍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他们从大街小巷来，从大道的尽头来，他们从各个时代的尽头来，穿过卡莫纳的街道，根特、巴利亚多利德、明斯特的街道，从德意志、佛兰德、意大利、法兰西的大路来，步行的，骑马的，穿了牧民宽袖大褂、工作服、呢长袍的，还有披坚戴甲的；他们在前进，农民、工人、市民、流浪汉，抱着希望，含着愤怒，带着仇恨，怀着喜悦，眼睛盯着未来这个天堂；他们在前进，身后留下一条血与汗的行迹，在道路的石块上踩破了双脚，他们一步步往前进，天涯一步步向后退，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个太阳；明天，一百年后，二十个世纪后，他们依然在前进，相同的水花，但各个不一样，天涯还是在他们面前后退，一天复一天，永远、永远，几世纪几世纪地踩踏着黑色原野，就像几世纪几世纪以来他们踩踏过的一样。
一件宽大的白色法衣，鼓满了水，在河面上漂。靠岸停着一条船，桅杆上挂一面黑旗；有几个人抬来几副担架，放在斜坡上，人群伏在桥栏杆上一声不出，扑面升起一股气味，这是里维尔的气味，罗马广场的气味，战场的气味，胜利与失败的气味，相形之下，鲜红的血显得那么黯淡。他们把尸体堆到船上，再铺上一层干草。
可是晚上，我把包裹撂在冰冻的土地上，点燃一堆火，躺了下来；我躺下是为了第二天重新出发。因而，有时候他们停止了。他们停在市政厅的广场上，高声大叫，朝天鸣枪，一个妇女站在炮架上高唱《马赛曲》：“共和国万岁！”国王刚才逊位，他们以为胜利在望，手里擎起满满的酒杯，他们在笑，卡特琳在笑，马拉泰斯塔在笑，佩尔戈拉的城墙在欢呼声中倒塌了，佛罗伦萨的教堂圆顶在太阳下光芒四射，大教堂钟楼敲起胜利的钟声。卡莫纳得救了，这就是和平。阿尔芒走近阳台；一长条横幅上，他们写了这几个粗体大字：共和国万岁！他们在窗前打开横幅，扔出一把传单，上面写了表示信仰与希望的句子；群众在欢呼：“共和国万岁！”“卡莫纳万岁！”卡莫纳失败了，这就是战争，我们无法攻入佛罗伦萨，只得转过身走了，我们心情沉重地离开空城佩尔戈拉，因戈尔施塔德的农民在自己点燃的大火中痛苦地扭动身子……我感到阿尔芒的手放在我肩上。
“没有，”我说，“你们并没有胜利，因为你们成功了也没有能力维持。你们没有准备。”
“我知道您在想些什么，”他说。
“昨天胜利还在我们手中，”他说。
我们并肩站了好一会儿，一动不动，望着大喜若狂的群众。他们用战斧砍大红柱子，发出野蛮的叫声，他们跳舞，他们把婴儿的脑袋往墙上撞，篝火直冲夜空。他们拿火把扔进宫殿，街面染红了，旌旗在窗前飘扬，垂头耷脑的尸体挂在阳台上、挂在灯杆上晃动，害怕的尖叫，欢悦的呼声，死亡的乐曲，和平的颂歌，碰杯声，干戈声，呻吟声，笑声，一齐直冲云霄。然后陷入一片沉默。在打扫干净的广场上，家庭主妇来汲取每日的用水，她们摇着新生婴儿，纺织机又开始唧咔唧咔响了，梭子移过来移过去，死的死了，活的活着，卡莫纳屹立在山地上，像个大蘑菇一动不动，充斥于天地之间的是一股沉沉死气，直至爆发一场新的大火，一个新的声音，总是又一样又不一样的声音，在夜空中响起：“共和国万岁！”那个女人站在一座炮架上唱歌。
我们走上了塞纳河河滨道，阿尔芒走在我旁边，拖着两条腿，垂头丧气的。
“明天还要进行战斗，”阿尔芒说，“但是今天，我们是征服者。不管发生什么，这是一场胜利。”
“他们流了血，”我说，“但是他们知道为什么吗？他们真正的意愿是什么，连自己也不明白。”
“是的。”
“他们要自由，”阿尔芒说，“他们为自由流了血。”
我望了他一眼。我望了斯比内尔和洛拉一眼。今天。这两个字对他们有一种意义。对他们，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未来，因而，也有一个现在。在流动的河流中间——自北向南——还是自东向西？——他在笑，我爱这个时刻！伊莎贝拉漫步走在花园里，阳光在华丽乌亮的家具上晃动，他含笑抚摸丝一般的胡子；在广场中间，竖起了火刑架，围着一群默祷的人，他们唱歌前进；他们把全部过去紧紧抱在胸前。老百姓以前喊叫：“打倒共和国！”他们也曾为此哭泣，就因为他们哭过，就因为他们此刻笑着，他们的胜利才是一场真正的胜利，未来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他们知道，明天他们又得重新开始坚持、拒绝、战斗；明天，他们又会重新开始的；今天，他们是征服者。他们彼此望着，共同笑着：“我们是征服者，”他们相互谈着；就因为他们彼此望着，相互谈着，他们知道自己既不是小飞虫，也不是蚂蚁，而是人，重要的是活着，是做征服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献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真理。
“您自己就是个孩子，”我碰他的肩膀说，“您以为暴动三天就能把全国人民教育过来啦？”
我朝门口走去；我没法冒生命的危险，没法向他们微笑，我眼里永远流不出眼泪，心中永远点不燃烈火。一个无处存身的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是。我一步步朝天涯走去，天涯一步步往后退；水珠往空中喷去，又溅落地上，时光摧残时光，我双手永远是空的。一个陌生人，一个死人。他们是人，他们活着。我不属于他们同一类。我没有一丝希望。我跨出了门口。
“您听听他们，”阿尔芒说，“他们像孩子似的受人拨弄。就没有人要他们睁开眼睛看看？”
<a id="jz_1_76" href="#jzyy_1_76">(1)</a>marquis de La Fayette（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早年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作为贵族等级代表参加三级会议，起草《人权宣言》。革命初期任国民军司令，属君主立宪派，复辟时期转为资产阶级自由分子反对派，参加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支持建立七月王朝。
“这是没有意义的自杀，”我冷冷地说，“公爵算什么？什么都不是。他的死不会改变什么。资产阶级下决心要篡改革命，他们会成功的，这个国家要建立共和制还不成熟。”
<a id="jz_1_77" href="#jzyy_1_77">(2)</a>即路易-菲力浦一世（Louis-Philippe d'Orléans，1773—1850），出身于波旁家族的一支旁系瓦卢瓦，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取得法国王位，建立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被推翻。
“赢了！”他说。他的声音不带怒气，然而有一种极大的倦意。“您没有权利那样做，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a id="jz_1_78" href="#jzyy_1_78">(3)</a>Jean Maximilien Lamarque（1770—1832），法国议会中自由派主要发言人之一。他的病逝成为一八三二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的导火线，后起义被镇压。
他朝门口走去，跑下楼梯。我跑在他后面。广场上，他们挥动三色旗，有几个人还在喊：“共和国万岁！”但是大多数群众默不做声；他们两眼盯着市政厅窗户，他们在犹豫。阿尔芒走了几步，紧紧抱住一根路灯杆，像个醉汉；他的腿在哆嗦。他在哭。他哭是因为他被征服了，因为他的生命得救了。他躺在床上，肚子打了个窟窿，他是个征服者，他死了；他在微笑。突然又响起吼声：“拉斐德万岁！奥尔良公爵<a id="jzyy_1_77" href="#jz_1_77"><sup>(2)</sup></a>万岁！”阿尔芒抬起头，看见将军和公爵在市政厅阳台上拥抱，身上都披了一面三色旗。
<a id="jz_1_79" href="#jzyy_1_79">(4)</a>即今日的巴黎协和广场。
“这是背叛，”他说。
<a id="jz_1_80" href="#jzyy_1_80">(5)</a>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相信古罗马的获释奴隶会佩戴弗里吉亚帽，因此这种帽子成为自由和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大厅里升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海的声音、风的声音、火山的声音；那个人走过我们面前；我紧紧握住阿尔芒的手，这只手在我的手指间变得软弱无力；我把枪夺了过来。他向我看看，脸上泛起红晕。
<a id="jz_1_81" href="#jzyy_1_81">(6)</a>Armand Carrel（1800—1836），法国新闻记者，自由立宪派喉舌《国民报》创办人，七月王朝时投向反对派。
“没用，我把子弹退膛了。”
<a id="jz_1_82" href="#jzyy_1_82">(7)</a>一八三四年，里昂丝织工人罢工，发展成暴动。内务部长梯也尔下令镇压，工人死伤六百余人。接着又发生一次起义，骚乱蔓延至巴黎，一分队士兵经过特朗斯诺南大街遭到攻击，于是在这条街上进行了大屠杀。
鼓声突然歇了，响起了脚步声，那个人出现了；他含着笑，但是脸是苍白的，跟阿尔芒一般苍白。横在他胸前的三色缎带下，他的那颗心怦怦跳着；他的嘴发干。拉斐德走在他旁边。阿尔芒的手慢慢地从口袋里伸出来；我抓住他的手腕。我说：
<a id="jz_1_83" href="#jzyy_1_83">(8)</a>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要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之手，领他们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今意为乐土、富饶之地。
在走廊尽头，响起了隆隆鼓声，所有人的眼睛都朝门看去。布雷南眼里噙着泪水；斯比内尔抿着嘴，细瘦的颈前那只喉结痉挛似的牵动；阿尔芒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乌黑的络腮胡子遮着一张铁青的脸。窗户紧闭，但还是听得到从广场传来的吼叫声；他们高喊：“不要波旁家族！共和国万岁！拉斐德<a id="jzyy_1_76" href="#jz_1_76"><sup>(1)</sup></a>万岁！”天气十分炎热，阿尔芒额上冒出一颗颗汗珠，但是我知道，沿着他的脊梁骨闪过一阵寒颤。此刻，我在窥探他们的内心；我感觉到他微湿的掌心有一种金属的凉意，我自己掌心有一种阳台铁栏杆的凉意。他们曾经高喊过：“安托纳·福斯卡万岁！卡莫纳万岁！”一座教堂在黑夜里烧了起来，胜利的火焰冲向天空，失败的黑色尘埃雨点似的落在我心头；空气中有一种谎言的味道。我抓住栏杆，想：“一个人就无所作为了吗？”他握紧手枪的枪柄，想：“我会有所作为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准备去死。
<a id="jz_1_84" href="#jzyy_1_84">(9)</a>François 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阁部长、总理，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发，被迫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