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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是站在黑人那边。”葡萄牙医生反驳说，“您站在贡古尼亚内那边。您也知道，尊敬的医生，葡萄牙人保护的黑人比瑞士和其他所有欧洲国家加起来的都多。”
“今天星期几？”他烦闷地问。
林姆反问：“这话留给那些您口中受到贵国保护的人来说不是更好吗？”
医生厌倦了身边阴沉的画面，一如既往地在检查开始前，眺望军营外的地方。像是想要凝视风景，却不想真的看清，他把眼镜从脸上取下。他那双近视的、毫无戒备的眼睛，为他增添了几分脆弱的气质。这和战争要求士兵表现出的坚定模样格格不入。
之后，瑞士人笑了笑，掩饰了他的疲惫。三天前，他骑着一头配鞍的母骡，赶着一辆两头驴拉着的小车，从曼雅卡泽出发。他来希科莫给爱德华多·加利亚多上校送信。他信不过信使。在这种乱世，忠诚只是因为缺少机会。
来到希科莫军营之后，我一直被关在医院里，所以要说的事不多。虽然周围有几十个病人，但我在这里比在恩科科拉尼据点更孤独。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为了排解我的无聊，时不时地把我叫去诊室，给我的手做检查。这少说也有几十次了。今天我再次出现在他的办公桌前。
我们一起吃了午饭。饭后，布拉加邀请瑞士人参观医院。林姆在每张病床前都滞留了许久，询问病人的经历，祈祷他们早日康复。让他停留时间最久的是一个出现幻觉的伤者。这个可怜人深信他的身体被卡菲尔人的矛刺穿。他蜷缩着身体，在无尽的绞痛中呻吟。瑞士人轻声细语，把手掌放在这个丧失理智的士兵的额头上。
尊敬的艾雷斯·德·奥内拉斯中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