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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您很清楚我们的医生行事阴晴不定。他就这样粗鲁地沉下脸来，扔开我的手腕，好像在把被我遗弃的部分还给我。他再次望向地平线。我学着他的样子长久凝望，问道：
就这样我住进了医院入口附近的茅屋。我把这当作暂时的工作。现在每当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宣布又是一个周日，我都能感受到永恒压在我身上。
又一次，阁下，我发现自己犹豫了。我能说什么呢？一个女巫医用土方、祈祷和香膏救了我？“是……是一个女人。”我吞吞吐吐地说。医生露出邪恶的笑容，反问道：“一个女人？那可是天底下最好的药了。”
我把阁下会看重的事情留到信的最后。那天早晨我们接到了医生、传教士乔治·林姆的来访。命运多么讽刺啊：您不让我去见瑞士人，他现在却主动找上门来。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清楚高层建议和传教士保持距离。但可能因为同是医生，他还是不失风度地接待了来客。
“手还在结痂，没有并发症。谁把你治好的？”终于，他第一千次问出这个问题。
为了让我们的医生免受误解，我必须强调客人一进门，医生就表明了葡萄牙对瑞士传教团及其传教士的官方立场。布拉加明确表示，那次接待不过是一次例外。乔治·林姆假意附和说：
他让注意力重新回到我放在桌上无人问津的双手，好像它们不过是些橱窗里的老古董。男人像往常一样，检查我的手指，抚摸表皮，测试关节。
“葡萄牙人讨厌我，只是因为我站在黑人这边。”
他知道他得不到回应。我早就没了时间的概念。布拉加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又把两边的小胡子往上捋。“今天是星期日，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