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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遵从了您方的条件，”使者说，“现在请贵军遵守承诺，即刻休战。”
他们对待女人的方式更为粗暴，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她们摔倒。那个在使团里发号施令的瓦图阿人又说：
如今一切都为时已晚，我暗想。战争消耗了自身，只留下灰烬在荒原上翻腾。使者来得太迟了，贡古尼亚内固执得太久了。但面对使者我保持沉默，心想收下我们追捕已久的战犯能派上用场。移交齐沙沙表明我们宿敌的绝望。贡古尼亚内下令在他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移交战犯，也就是我们的军营。时间、地点的选择化解了妥协的耻辱。他在发号施令，但他做的事说到底就是服从。
“让她们看看自家男人的下场。之后她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讲述在这里看到的一切。”
贡古尼亚内的手下让我们给齐沙沙松绑。他们想要回绳子。我忘了身上的残疾，试图解开绳结。哨兵完成了这项任务。国王的使团临走前目送着我们的士兵押解俘虏的酋长。囚犯中途转过身来，对带他来这的瓦图阿人说：“告诉你们的国王，最终加扎的天空还是飞满了燕子。”
“带她们来做什么？”
囚犯和他的两位妻子被绑在军营中央的桅杆上，那里原是我们拴母骡的地方。我在那坐了很久，盯着囚犯，没有只言片语的交流。我也无法和他交流：男人对葡语的掌握程度甚至连粗浅都谈不上。而我于兰丁人的语言也不过只是个新手。但是，齐沙沙的脸上流露出对遥远帝国的怀念，对光辉和狂欢岁月的怀念。我在我们人民的眼中也见过这种怀念。
他就是我们追捕了几个月的战利品，比贡古尼亚内更令葡萄牙王室垂涎的猎物。齐沙沙酋长胆敢在南部反叛，组织进攻我们最重要的城池。死的有葡萄牙人，也有非洲人。葡萄牙在文明国家眼中的尊严和威望都受到打击。那个大名鼎鼎的反贼，如今双手被缚，剃光头发，心力衰竭。就算如此，我必须承认他依旧维持着王子般的尊严。那种高傲让我感到不适，但更为恼怒的是他的押解者。鉴于他们一介绍完情况，就像对待一个破麻袋似的，把他推向我这。一阵踉跄过后，最后囚犯倒向了我。我必须接住他，才不至于让两人双双跌倒。这时，我才注意瓦图阿人还带来两个女人。她们是齐沙沙的妻子。
傍晚，哨兵通知我又来了一个信使。他孤身一人，筋疲力尽，看起来好像已经失明了。他浑身是灰，叫人无法辨别属于哪个种族。他想给医生送信。“我给白人多科泰拉送来这个。”他勉力交流。我们给了他一些水，他只用它润了润嘴唇，剩下的用来清洗脸和脖子。之后便转身消失在丛林里。
“国王命令我们把这个男人带过来。他在我们那叫瓦马蒂比亚纳，也就是你们口中的齐沙沙。就是他。”
没过多久，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走进我的房间，把信扔在我腿上。
事实上，信使中午方至，却是敌方的信使。六个瓦图阿士兵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男人。囚犯个子很高，桀骜不驯。其中一个贡古尼亚内的使者出列说：
“这封信不是给我的，是给乔治·林姆的。”
我整个早晨都在急切地等待邮差带回科奥莱拉的消息。通常情况下，先锋部队会率先抵达军营，以便我们及时做好准备，迎接战士们凯旋。我祈祷这一次车上不会载满伤员。我帮助罗德里格斯·布拉加医生铺好床，换上干净的床单。随后，医生还支起蚊帐，防止灰尘飘进预设的手术区。
他走得和来时一样干脆。
我牵挂着两天前从军营离开的瑞士医生。我知道他路上计划在哪些地方停歇，如今他极有可能被困在火海。他只剩下一条生路，沿着河岸走，那片区域遍布着错综复杂的支流。乔治·林姆必须重演基督的壮举，淌过无数条河流，最后连自己都数不清楚。
这下清楚了：信使所说的白人医生是瑞士传教士。但和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相比，这不过是个无伤大雅的误会：那封信是林姆的夫人伯莎·里夫写的。信封躺在我的腿上，疑问却挥之不去：那个女人为什么给她朝夕相处的人写信？为什么又要不远千里地寄信？阁下，尽管我知道这有失体统，但我还是屈服于自己的好奇。也许把你纳入这起微小的罪行，是为了减轻压在我肩上的负罪感。但是阁下和我一样，也有权做出决定。如果您不愿偷窥伯莎·里夫的秘密，就读到这里吧。无论您做何决定，我在罗德里格斯·布拉加的帮助下把它翻译成葡语，亲自誊抄了信件。
给您写信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正在回营。那是一段疲倦而缓慢的归途，士兵们翻过高山，以免被失控蔓延的火势殃及。我不知道阁下是直接回洛伦索·马贵斯，还是跟着部队来此处停歇。我希望是后者，这样我们终于可以在现实中见面了。
<i>亲爱的乔治：</i>
我花了一天时间打扫病房里的灰垢，屋内的一切都像被蒙上了一层黑巾。对卧床的病人而言，这些顽固的灰尘是不祥的征兆。令人窒息的炎热则证明地狱已在希科莫安家。但我知道，烟尘书写着新的功绩：我军在科奥莱拉大获全胜。在这之后，军队在附近的村落放火。这是我军的惯例，也是其他人的惯例。阁下向我解释过：这不是庆祝，而是胜者在战场之外署名的方式。那些远离河流的居民，只有在洪水越过河岸的时候，才会知晓他们的存在。
<i>你又一次邀请我，陪你踏上那些频繁而漫长的旅程。如果我是一只鸟，能飞越沼泽、湖泊和疲倦，我一定会跟你走。但我现在都没有力量和健康当一个人。我享受不到妻子的幸福，也没有成为母亲的希望。</i>
尊敬的艾雷斯·德·奥内拉斯中尉先生：
<i>此刻亦如我在所有等待的时日里所做的那样：我祈祷你回来的时候不似离开的时候那般疏远。你一直对我说，是我自己在疏远自己。频繁复发的间日热剥离了我的存在。但我失去感知不是因为疾病，而是因为悲伤。</i>
<i>希科莫，1895年11月10日</i>
<i>我病了，乔治。空虚的顽疾折磨着我。因此我缺的不是医生，而是爱人。我求你：用你摄影时看向那些裸体非洲女人的狂热眼神看看我。看看我，乔治。你会看到我等的不是一个传教士。我渴望一位并不畏惧和我一起被火山灼烧的丈夫。</i>
（摘自伯莎·里夫给丈夫乔治·林姆的信）
你作为传教士在非洲对抗巫师和巫婆的价值已经在瑞士得到认可。那么此刻，我亲爱的乔治，我希望你能用巫术蛊惑我。他们多么骄傲能有你这样一个救人无数的医生。而我却死在你的手中。你不爱我，我就会死。当你想着拯救我，我就死得更彻底了。我的存在重新失去光耀。我不需要更多的信仰。我需要生命。伤害我的不是你的残忍，而是你的无动于衷。你让我感觉渺小，不受重视，空空荡荡。这就是我，一个逆光中的形象。一张永远等待显影的相片。
<i>我并非因为疲倦才消沉至此，没有颜色，没有重量。我陷入一场自杀，一场没有人也没有死亡的自杀。</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