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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如再给我一枪。瞄准一点。”
热尔马诺清醒了一点，不再怨声载道。他在我耳边轻声说：“撕几张本子里的纸，铺在周围。我们来造张床。”
“伊玛尼救了你，你该谢谢她。”
我缓慢地重复着撕纸的动作，正当我准备把它们铺到地上，我突然停手，心生犹疑：
大伙劝他省点力气。意大利女人给他喂水，用手掌兜水，冲凉他的脸。我很惊讶比安卡居然替我说话。她坚定不移地说，那颗该死的子弹不是我射的，是袭击军营的黑人射的。葡萄牙人坚持他的指控，毫不动摇地说我才是罪魁祸首，事发的时候他就站我跟前。意大利女人反驳说，我确实开了枪，但目标另有其人。她还说，如果不是那颗子弹，中士早就不在人世了，会被愤怒的民众害死。
“那你给长官的信要写在哪呢？”
“是她杀了我。”他指着我，大声嚷道，“就是她，那个贱人。”
“我没有长官。我是这支从没存在过的军队里的最后一个军人。”
我们停留的小岛不光是驿站，也是避难所。在我们周围，战争点燃了整个世界。葡萄牙人倚靠着他的意大利朋友比安卡，说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人们委婉地告诉他，太阳早就藏了起来。他走了几步，跪倒在地。
从恩科科拉尼军营开始，一切都是谎言。甚至我的弟弟穆瓦纳图，一经假制服和假步枪的加持，都比热尔马诺更像个军人。
人们口中的亡者是被埋在地下的人。但没有人会埋葬他们的声音。母亲生前的话依旧留存于世。几个月前，她吊死在树上，单单用体重就杀死了自己。她挂在绳上，来回摆动，仿佛夜晚永恒的心脏。
“我想他们可能把你忘了。”我试图安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