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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包围了我们的母亲，很快发现当他们说祖鲁语时，母亲能听懂。希卡齐·玛夸夸出生在南部，她的母语和侵略者的语言很接近。她曾经是布因热拉人，这是一群走在前面，清除杂草上露珠的人。这是侵略者给那些在草原上为他们开路的人取的名字。我和我的兄弟们就是这样混杂的历史和文化的结晶。
她笑了，耸了耸肩。哪有什么心？她的两个女儿都死了，两个儿子也都离开了家，她还能有什么心？
眼看快要到家，意外发生了。一队恩古尼士兵从茂密的树丛中冲了出来。希卡齐退后几步，想着自己刚从鳄鱼那儿逃脱，却撞上更凶残的野兽。1889年战争以后，恩昆昆哈内的军队不再游荡在我们的土地上。六年间，我们享受着和平，以为它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但和平只是苦难土地上的一抹幻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
“你母亲也挨打吗？”
到了河边，母亲拍拍手，希望得到靠近的许可。河流是魂灵的居所。她在岸边俯身，小心查看是否有鳄鱼潜伏。村里人都相信这些大蜥蜴有“主人”，它们只听主人的命令。希卡齐·玛夸夸将水罐口对着河口方向，顺着水流取水。当她准备回家时，一位渔夫给了她一条肥美的鱼。她用布把鱼包住，系在腰间。
“祖母、曾祖母、曾曾祖母，从女人是女人以来就一直如此。你也要准备好挨打。”
扫帚利落地抹去了夜晚的放肆。“大猫”的印记几秒内消失了。扫完地后，母亲顺着小路离开，去河里取水。我看着她穿着鲜艳的布衣，优雅而挺拔，渐渐消失在树林里。村里女人中，唯独我和母亲不穿西万尤拉，一种树皮做的衣服。在葡萄牙军人杂货店买的衣服遮住了我们的身体，却让我们暴露在女人的嫉妒和男人的觊觎之下。
女儿不该反驳长辈认定的事情。我学着她的样子，在手心里捧起一把沙子，任其如瀑布般撒下。依照我们的习俗，红沙是孕妇的食物。我的人生浪费的红沙从我的指缝中滑落。希卡齐·玛夸夸打断了我的思绪：
那天早上我们唯一发现的是一只辛巴的脚印，这种“大猫”叫斑貘，总在夜深人静时摸进鸡舍。母亲去数了数，一只母鸡也没少。“大猫”的失败加深了我们的失败：要是我们看到的话，一定会抓住它。斑貘斑斓的皮是威望的象征，很受欢迎。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来讨好大首领了。尤其是敌军的长官，因为装饰过多，都失去了人形。制服的作用也在于此：让士兵远离人性。
“你知道你的祖母是怎么死的吗？”没等我回答，她接着说，“被雷劈死的。她是被雷劈死的。”
“扫地的原因比这实际：我们想知道晚上有谁进出此地。”
“你为什么现在想起这回事来？”
葡萄牙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热衷于打扫房子周围。在他们看来，打扫房子内部就够了。他们从没想过清扫院子里散落的沙土。欧洲人不明白：对我们来说，外面也算是里面。家不是房子。家是死者庇佑的地方，这些住客不区分门和墙壁。因此，我们要打扫院子。我的父亲从来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觉得这太过牵强。
“因为我也想这么死去。”
1895年1月的那个早晨，打开的窗户让人以为一个孩子刚刚出生。我再次梦见自己是一位母亲，整个房子里弥漫着新生儿的气息。过了一会儿，我隐约听见扫帚断断续续扫地的声音。醒来的不仅仅是我，那细碎的声音吵醒了整个房子。那是母亲在打扫院子。我走到门口，看着她，优雅纤瘦，弓着身子，摇摇摆摆，仿佛在跳舞，然后化成了尘土。
这是她想要的结局：没有尸体，没有重量，没有一丝一毫可以埋葬。仿佛没有痛苦的死亡会抹去生命中所有的苦痛。
在我们家，只要有孩子出生，就不会关窗户。其他村里的人家则相反：哪怕是最热的时候，母亲都要用厚布把孩子包得严严实实，围在房间的阴暗处。我们家则不然：在新生儿第一次沐浴前，门窗都是大开的。这样粗蛮的暴露，实际上是在保护孩子：新生儿要沉浸在阳光、声音、黑暗里。自<b>时间</b>诞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只有<b>生命</b>才能帮我们抵御生活。
只要下起暴风雨，母亲就会跑出去，站在田野里，举起双臂，模仿一棵干枯的树。她等待着致命的闪电。灰烬、尘土、烟尘，她梦想着成为这一切。这是她期望的命运：成为一团混沌的尘埃，轻盈到可以让风带她周游世界。祖母的愿望是我上一个名字的由来。母亲想叫我记住这点。
后来我明白了：这不是梦。是祖先的到访。他们留下口信，警告我，我已经十五岁了，现在做母亲已经晚了。在恩科科拉尼，我这个年纪的女孩都已经怀孕了。只有我，似乎受到命运的审判，注定干涸。终究，我不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也是一个没有人的名字。一个拆开的包裹，像我的子宫一样空空如也。
“我喜欢灰烬。”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它叫我想起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