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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大象经过这里，”她指向树丛，“现在一头也不剩。你们把大象全部杀死了。”
在我身旁，我军营的舍友倒在了台阶之上。他胳膊上扛着的红绿大旗和他一起倒下。我俯下身想救助这不幸的人。他裸露的皮肤和制服上没有一滴血。仿佛他只是摔了一跤，他一直嘟囔着什么，听不清楚，但始终不停嘴，直到他的目光被黑暗的套索攫住，不再转动。死去的不仅仅是一位军营的同伴。我也在那里消亡。那一刻，我的眼泪唯一的价值就是带我回到童年的房间。
我没有理解，她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荒谬的问题。我邀请她一起去拜访她母亲的墓地。她沉默着同意了。我们静静地坐在她家后院。
这场远离家乡的漫长旅途，终究是一次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回归。那一天，我被留在军事学校门口，我迟迟没有进楼。因为我知道，一旦进去，我的一部分将永远地死去。我站在入口，向街上望去，看看母亲是否会因为内疚去而复返。但是她没有。
“您觉得我是一颗子弹吗？”
多年以后，当我戴着镣铐离开起义者的审判台时，仍然相信，在被告亲属聚集的码头，能等到母亲的拥抱。但是人群里没有出现母亲的身影。
然而，这周我在村里买鱼时碰见了伊玛尼。她没有看我。这和她平素对待我的态度并无差异。眼睛要低垂，女人都这么和男人说话。她没有看我，但是开口说话了。她的问题不能更奇怪了：
在如此遥远的地方，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我的心里仍能听到她为我而唱的甜蜜沙哑的摇篮曲。在稀树草原的静寂之中，我在马林巴琴的旋律里听到了它。或许我的母亲一直只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声音，一根纤细的丝线悬挂着整个宇宙的重量。伊玛尼问起我是否有葡萄牙老家的消息时，我应该这样回答她。
我是不是疯了？您一定会这样想。我也是。因为这份癫狂，几天前，我以前的哨兵来看我时，我简直兴高采烈。他已经回到了岗哨吗？我错了。男孩前来不是为了留下。他只是来为一个愚蠢的任务寻求建议。他想埋葬我发给他的武器。我借此机会询问了他美丽的姐姐伊玛尼的消息。他告诉我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撒谎。显然姑娘不想见我。我尊重她的意愿。正如我尊重她的弟弟穆瓦纳图的愚蠢想法，装作听他说话，给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