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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是丹尼尔取的名。”
“亚历山大，你不能现在就来吗？一个人来。我要你来看看他。”
“我相信。那么，是取自圣母玛利亚呢，还是那个倒了珍贵香膏的女人<a href="#note_1" id="noteBack_1">[1]</a>？”
那边沉默了一阵子。
“我没问。”
“我肯定会去。我打算和托马斯一起去。明天晚上怎么样？要是你感觉还行的话，今天也可以。”
丹尼尔听到了，他说：“跟谁都没关系。对于女孩子，这个名字很好听吧。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小的淑女。我很惊讶。她和威廉很像。”
“我好不容易弄到一台电话，想跟你聊一聊。你来看看他吧。”
“玛丽是个好名字。”比尔的语气和缓了许多。
“我很高兴你们母子平安。”
布卢姆茨伯里大学教堂建于维多利亚时代宗教狂热的顶峰期，是一座黄色的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建筑，由欧文派建造；所谓欧文派，即所有成员都是传教士亨利·欧文的追随者。欧文建立了天主教使徒会，按手礼是入会礼仪。不幸的是，由于成员人数不多，欧文派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团体，成员都是老人，没有严格的组织。这座教堂位于塔维斯托克广场，供大学使用。牧师是一个务实而干练的人，也是个世故圆滑的人，如《圣经》中圣保罗所说，“面对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弗雷德丽卡一直以为那句话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克娄巴特拉说的。牧师从一只加热过的手工铜碗里蘸了一点温水，洒在西蒙·文森特身上。文森特尖叫起来。没人叫亚历山大宣誓。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出席者有教师和大学教师，还有许多普尔和莫顿家的亲戚，亚历山大终于如愿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他和牧师就传承问题进行了客气的对话，也与一位克拉布·罗宾逊学院教戏剧的女老师展开了一场愉快的交谈，她几乎能背下来《阿斯翠亚》的台词。埃莉诺面带微笑，行为优雅。她得体的举止又回来了。
“亚历山大，我是埃莉诺。我想和你说说话。”
凡·高对于他的侄子，也就是提奥的儿子与他同名一事耿耿于怀。在写给母亲的信里，他说：“我宁愿提奥用父亲的名字给他儿子命名，而不是用我的。这段日子，我经常想起父亲。但是，事已至此，我要为他画一幅画，让他们挂在卧室里，那将是湛蓝的天空衬着挂满枝头的白色杏花。”爱的表达对画家没一点好处，“绘画的过程很顺利，这最后一幅花满枝头的画，您会看到。这可能是我画得最耐心、最好的画，画的时候，我很平静，手也稳得多。第二天，我简直像牲口一样累坏了……画杏花的时候，我病倒了。”
“我是亚历山大·韦德伯恩。”
亚历山大很想知道世上是否真有不祥的名字。谁敢说文森特不幸呢？毕竟，那幅昂贵的杏花依旧光泽不减。亚历山大送给西蒙·文森特·普尔一个朴素的银盘，上面刻着孩子的教名。然后，他又去和马丁娜·萨瑟兰共进晚餐了。
那天下午，他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当时他正在和马丁娜·萨瑟兰交谈。萨瑟兰是一位令人生畏的女同事，她曾经在牛津大学的课程会考中获得第一名。她思维敏锐，有张雕塑般的脸，作为制片人，还创下过令人难以逾越的纪录。她以善于折磨下属著称，对同级别的同事也态度冷淡。他既对她感兴趣，又害怕她。他接起电话。
西蒙·文森特受洗两周后，亚历山大的剧本终于大功告成。写作期间，能听到文森特穿墙透壁的哭声。
1956年1月12日早上六点，埃莉诺的儿子在大学学院医院降生。当时埃莉诺没费什么劲。托马斯在医院，却不在病房里。亚历山大则留在家里照看克里斯、乔纳森和莉齐，至少得陪着他们吃完早餐，然后才会有保姆来接手。他系着围裙，端上酸奶、什锦麦片和水果，觉得自己就像个不靠谱的保姆。“小宝贝出生啦，”他告诉他们仨，“是个男孩，分量挺重的。母子平安。”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问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亚历山大说自己也不知道。莉齐爬上他的膝盖，像连珠炮似的问了一连串问题。小宝贝会睡在哪里？他会不会很吵？他会想要她的宝宝水杯吗？亚历山大说他觉得小宝贝不会很吵的。同一时间，托马斯回来了，保姆也按响了门铃，这是个好机会，他这就可以躲到广播公司去。托马斯告诉他，埃莉诺说想见他。亚历山大说再等等，等她恢复了他再去。他打算过一两天，和托马斯一起去，或是带上乔纳森和克里斯，捧着一大束鲜花去看她。
他已经彻底想通了。他一边抚平纸张、数着页数，一边想：戏剧和分娩没有可比之处，戏剧不像受精卵，而是更像拼图，可以按某个模板拼凑起来。鳞片是粘上去的，好像珠母纽王华服上的珍珠纽扣，不是像鱼鳞或鸟羽一样自然生长出来的。戏剧的组成要素是语言，可以持续调整、修改或重构。戏是创造出来的，重点就在这里，它的“成长”是个隐喻，不对吗？
布卢姆茨伯里的公寓也将迎来一个新生儿，也在讨论给小孩取什么名字。讨论的焦点是“萨斯基亚”这个名字，埃莉诺想给孩子叫这个名字。“我希望她开开心心的，成为一个大人物，既像一只心满意足的猫那样快乐，也像伦勃朗的妻子萨斯基亚那样出名。”托马斯觉得女孩叫这种名字有点怪异，在学校也会惹人议论。埃莉诺说可以在名字里加上简、玛丽或者安妮。她问亚历山大的全名是什么。他说是亚历山大·迈尔斯·迈克尔，然后，他习惯性地补充说自己的名字有军事含义，可以追溯到大天使迈克尔。托马斯更喜欢马克或是大卫这样的名字。埃莉诺想找一个跟萨斯基亚相当的男性形象，但不能出自乔吉特·海尔的笔下或《福塞特世家》92。也可以叫杰勒德，亚历山大说。他曾经认识一个叫作杰勒德·威基诺浦的荷兰人。这个名字让托马斯想起布里格迪尔·杰勒德，他反复强调自己喜欢这个平淡无奇的名字。“马克、西蒙和大卫都不行，有那么多人叫大卫。”埃莉诺说。“这样一来，这个大卫就更像是自己家的孩子，”托马斯说，“说到萨斯基亚，人家总是想到伦勃朗。”
不管怎样，总算是完成了。
马库斯倒是令人欢欣鼓舞。他回到里思布莱斯福德学校，学习数学、生物、化学，不再跟从前那样研究人类问题了。他还会去见罗斯先生，她根本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什么。他也经常见杰奎琳和鲁茜，偶尔还有其他的年轻基督徒。他会向比尔汇报每个星期的考试成绩，成绩都很好，而面对比尔，他再也不会发抖，但斯蒂芬妮有时觉得，他也太过毕恭毕敬，令人觉得难过。他在练习做个正常的人。他会跟人家聊聊天气和公车服务等，有时也会批评学校扩建游泳池的计划，不过，说到这些东西，他还是那么毕恭毕敬，跟向比尔做汇报的时候如出一辙。他问斯蒂芬妮想要儿子还是女儿，又问会给这个孩子起什么名字。斯蒂芬妮只想过男孩，她和丹尼尔一致同意儿子叫“乔纳森”。他们还没想好如果是个女孩该叫什么。斯蒂芬妮喜欢古典一些的名字，比如卡米拉、安东尼娅和劳拉之类的，可是丹尼尔不喜欢。有一次，他们都觉得如果女儿叫“雷切尔”也不错。预产期是情人节当天。弗雷德丽卡说“瓦伦丁”这个名字男孩女孩都能用，奥顿太太却觉得这个名字里面的事太多。弗雷德丽卡问她自己叫什么，奥顿太太说自己叫伊妮德。斯蒂芬妮坐在那儿织毛衣，一边琢磨起姓名来。“伊妮德”让她联想到酒吧里的女招待和爱德华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丁尼生笔下亚瑟王时代的美人伊妮德，她是骑士杰勒德的妻子，威尔士人。这个词其实挺美的，但要是作为名字，却总是给人不那么美的联想。比如，人们听到这个名字，可能想起一个饼干罐子，上面覆了一层贝壳，或者来自斯卡伯勒、布赖顿和兰德诺等地的纪念品。
<a href="#noteBack_1" id="note_1">[1]</a>《约翰福音》21章1节中提到，玛利亚把香膏倒在耶稣脚下，对主表达尊敬，更显明自己的卑微。
1955年冬天连同来年的春天都是萧瑟的。普罗旺斯也是如此，花朵萎靡，薰衣草稀稀拉拉，葡萄树纷纷枯死。斯蒂芬妮的身体又沉重了，她骑车的速度更慢了。去医院的路上，她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时代、体重、方法、预防措施、维生素、血液样本、威廉的饮食安排、酵母、给母亲联盟准备的小蛋糕，等等。习俗和严寒，严寒与习俗。她又要为圣诞节做准备了，马库斯的多面体模型、放在柜子里的玻璃杯都需要清洁。弗雷德丽卡从剑桥回来，大谈戏剧杰作、人文主义和人民群众。她的语速飞快，声音又尖，斯蒂芬妮觉得，她是想让她自己相信，这些东西在冰冷的北方都是真实存在的。她还常把“拉斐尔说……”挂在嘴边。斯蒂芬妮努力回忆、倾听，试图产生共鸣，却只感到身上发冷，似乎她、她的房子、鲜艳的花朵、暖烘烘的烘焙，还有抱怨和责任，这些全是弗雷德丽卡所害怕的。对于弗雷德丽卡提出的文学问题，她没有全部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