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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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似的教训也可以见之于这两位以色列经济学家所做的另一项著名的实验——一项涉及以色列日托中心的实验。正如我们已然见到的那样，对那些迟接孩子的父母科以罚款，迟接孩子的父母在数量上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事实上，迟接孩子现象的发生概率几乎翻了一番。那些迟接孩子的父母把这种罚款视作他们愿意支付的酬金。事实还不仅如此：大约12个星期以后，当以色列托儿所取消罚款做法时，迟接孩子的父母数量仍然保持着新高的势头。一旦金钱支付侵蚀了准时接送孩子的道德义务，那么事实证明原有的责任感是很难得到恢复的。^{<a id="ch33" href="#ch33-back">[33]</a>}

这项实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认了人们所熟知的这样一个假定，即金钱会激励人们工作。因为那组获得10%佣金的学生当时筹集的捐款额毕竟要多于那组获得1%佣金的学生。但是这里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两组可获得酬劳的学生落后于那组无酬劳的学生呢？这极可能是因为付钱让学生去做好事改变了筹集捐款这种活动的性质。在发放佣金的情况下，挨家挨户筹集慈善捐款在当时已经不完全是在履行一种公民职责，而更多地为了赚取佣金。金钱激励措施把一种充满公共精神的活动变成了一份挣钱的工作。对以色列的高中生而言，就像对瑞士小山村的村民一样，市场规范的引入把他们的道德承诺和公民承诺排挤了出去，至少是挫伤了它们。

核废料贮存点、慈善资金募集活动和迟接日托孩子这3个事例，阐明了把金钱引入非市场环境会改变人们的态度，并把道德承诺和公民承诺排挤出去的方式。市场关系的腐蚀效应有时候会强大到足以压倒价格效应：提供金钱激励措施让人们接受有潜在危险的核废料设施、让学生挨家挨户去筹集慈善捐款或者让迟到的父母准时去接孩子，都降低而不是增加了人们这样做的意愿。

这个故事有什么寓意呢？主持该项研究的学者们得出结论，如果你打算用金钱激励措施去鼓励人们，那么你就应当要么“给予足够多的钱，要么一分钱都不给”。^{<a id="ch32" href="#ch32-back">[32]</a>} 尽管支付足够多的钱确实有可能会使你得到想要的结果，但这并不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全部，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关于金钱是如何把规范排挤出去的教训。

我们为什么会为市场排挤非市场规范这种趋势感到担忧呢？理由有两个：一个是金钱方面的理由，另一个是伦理方面的理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规范（比如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是大交易。社会规范会激励人们去做有益于社会的行为，而没有社会规范的激励，我们就得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些行为。如果你不得不依赖金钱激励措施去使相关社区接受核废料设施，那么你就必须支付远远多于你依赖居民的公民义务感所需要的费用。如果你不得不雇用学生去筹集慈善捐款，那么你就必须支付比10%佣金还多得多的费用，去获得与无偿学生凭借公共精神得到的相同的结果。

你认为哪组学生募集到的钱会最多呢？如果你猜的是没有酬劳的那组学生，那么你猜对了。无酬劳的学生所筹集的捐赠额要比那些获得1%佣金的学生所筹集到的捐赠额多55%。那些获得10%佣金的学生要比获得1%佣金的那组学生做得好，但还是没有那组完全没有酬劳的学生做得好。（无酬劳的志愿者们所筹集的捐款额要比那些可拿到高佣金的学生所筹集的捐款额高出9%。）^{<a id="ch31" href="#ch31-back">[31]</a>}

但是，仅仅把道德规范和公民规范当作激励人们的有效经济方式，会忽略这些规范的内在价值。（这就像我们把现金礼物的恶名视为一种会妨碍经济效率但却不能从道德上加以评判的社会事实一样。）完全依赖现金支付来促使居民接受核废料贮存点的做法，不仅在经济上是昂贵的，而且也具有腐蚀性。这种做法其实既忽视了说服，也忽视了居民在对这种设施将会产生的风险以及整个社会对这种设施的需求进行认真商议以后表示的同意。同样，给学生现金让他们在捐赠日筹集捐款，不仅会增加募集捐款的成本，而且也是对他们的公共精神的不尊重和对他们的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侵损。

两位经济学家把学生分成3个小组。他们给第一组的学生做了一则关于慈善事业重要性的简短的激励性演讲，接着便让这些学生募捐去了。他们给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学生不仅做了同样的演讲，而且还根据这些学生所筹集的捐款数额给他们以金钱奖励：第二组学生奖励1%，第三组学生奖励10%。当然，给学生的奖励不会从慈善捐款里出，而来自其他地方。^{<a id="ch30" href="#ch30-back">[30]</a>}

商业化效应

人们业已发现，在不如核废料那么意义重大的其他情境中，金钱激励措施也会排挤公共精神。每年，在某个指定的“捐赠日”里，以色列的高中生会为慈善事业（如癌症研究、援助残疾儿童等事项）挨家挨户去募捐。尤里·格尼茨（Uri Gneezy）和阿尔多·拉切奇尼（Aldo Rustichini）这两位经济学家在当时做了一项实验，以发现金钱激励措施对这些高中生的动机所产生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现在都承认，市场会改变其所调控的物品和社会惯例的性质。近年来，最早强调市场对非市场规范的腐蚀作用的学者之一是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他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顾问。弗雷德·赫希在1976年出版了《增长的社会极限》（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一书；就在同一年，加里·贝克出版了他那部颇有影响力的论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而在该书出版的3年后，撒切尔夫人当选了英国首相。弗雷德·赫希在其著作中挑战了这样一个假定，即不论某种物品是由市场提供的，还是以某种其他方式提供的，该物品的价值都是相同的。

捐赠日的活动与迟接孩子的现象

弗雷德·赫希论辩说，主流经济学忽视了他所称之为的“商业化效应”（commercialization effect）。所谓“商业化效应”，赫希指的是“对专门或主要以商业目的而非一些其他原因供应这种产品或活动的特征所产生的影响，而这里的一些其他原因则包括非正式交易、相互性义务、利他主义或出于情爱、服务感或义务感”。一个“共同的假定（几乎总是一种隐含的假定）是，商业化过程对这种产品没有影响”。赫希指出，这种错误的假定是在当时日益盛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中凸显出来的，而在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中，也包括加里·贝克和其他经济学家尝试把经济学分析扩展到适用于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努力。^{<a id="ch34" href="#ch34-back">[34]</a>}

然而，这种逻辑缺失了公民奉献这层含义。相较于给私人现金这种补偿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可以说是对公共工程所引起的危险和不便的更合适的补偿方式，因为公共物品承认了有关公共工程地点的决策所设定的公民负担和公共奉献精神。政府部门因居民同意在他们的城镇修建新的飞机场跑道或垃圾填埋场而给他们金钱，可被视作是在贿赂他们默认对其社区的贬损。但是，新的图书馆、游乐场或学校可以说是通过加强社区和尊重其公共精神的方式，来补偿作为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的公民奉献精神。

两年后弗雷德·赫希去世了，享年47岁，因而他没有机会详尽阐释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他的《增长的社会极限》一书在那些拒绝社会生活日益商品化的趋势，并拒绝助长这种趋势的经济学逻辑的学者中成了一部微观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我们在前文讨论的3个实证案例，都支持弗雷德·赫希的这个洞见，即市场激励措施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会改变人们的态度，并会把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近来，其他从事经验研究的经济学家也不断发现了有关商业化效应的进一步证据。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讲，这种情况有点令人费解，甚至是非理性的。按照一般推论，现金总是要优于实物性的公共物品，其原因正如我们在讨论送礼时所揭示的。金钱是能够用来交换物品的通货，是普遍适用的礼品卡，因为只要居民所得到的是现金补偿，那么这些居民就可以由自己来决定，是把他们的补偿款集中起来去修建公园、图书馆和游乐场（如果这样做可以使他们的功利最大化的话），还是选择把这笔钱用于私人消费。

比如，在越来越多的行为经济学家当中，有一位经济学家丹·阿雷利（Dan Ariely）做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付钱让人做某事，相较于请他们无偿做该事，可能会让他们激发出较少的热情——特别是当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的时候。丹·阿雷利讲述了一件能够证明其发现的现实生活逸事。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向一些律师咨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以每小时30美元的优惠价格为有需要的退休人员提供法律服务。这些律师拒绝了。后来，当美国退休人员协会问这些律师是否愿意免费为有需要的退休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时，他们却同意了。当这些律师弄清楚他们是被邀请去参加一种慈善活动而非某种市场交易的时候，他们便以慈善的方式做出了回应。^{<a id="ch35" href="#ch35-back">[35]</a>}

尽管现金补偿一般会令人反感，但是实物补偿却常常会受到欢迎。社区常常会接受政府因把一些不受欢迎的公共工程（如飞机场、垃圾填埋场和废品回收站）建在他们社区旁边而给予它们的补偿。然而，各项研究发现，如果这种补偿采取公共物品的形式，而不是现金的形式，那么人们更有可能接受这种补偿。相较于金钱补偿，人们更乐意接受这样一些补偿形式，比如，为他们的社区修建公园、图书馆、学校、社区中心、慢跑小道和自行车车道等。^{<a id="ch29" href="#ch29-back">[29]</a>}

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为这种商业化效应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些研究强调了内在动机（比如手头工作的道德信念或兴趣）与外在动机（比如金钱奖励或其他有形的酬劳）之间的区别。当人们从事一项他们认为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时，给他们金钱这种做法有可能会通过贬低或“排挤”他们的内在兴趣或承诺而弱化他们的动机。^{<a id="ch36" href="#ch36-back">[36]</a>} 规范经济学理论把所有的动机（不论这些动机的性质或渊源）都解释成偏好，并且假定它们都具有加法性质。但是这种观点却忽视了金钱所具有的腐蚀效应。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应当直接把设立核废料贮存点的决定强加给地方社区。高压政策要比金钱激励措施对公共精神更具有腐蚀性。让当地居民评估在其社区设立核废料贮存点对他们将会产生的各种风险；允许公民参与决定把核废料贮存点设于何处可以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个问题；赋予核废料贮存点所在社区权利，使它们能够在必要的情况下关闭危险的核废料贮存设施；以上这些方式肯定是一些要比简单地购买更能够得到公众支持的方式。^{<a id="ch28" href="#ch28-back">[28]</a>}

这种“排挤”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人们对市场机制和市场逻辑在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运用表示了怀疑，其中包括运用金钱激励措施来鼓励人们在教育、健康保健、工作场所、志愿者协会、公民生活和其他内在动机或道德承诺起重要作用的情形中的表现。布鲁诺·费莱（研究瑞士核废料贮存点问题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雷托·吉根（Reto Jegen）把市场机制和市场逻辑排挤社会规范现象对经济学的意义概括如下：“可以说，‘排挤效应’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异常事例之一，因为它表明了与最基本的经济学‘法则’（即加大金钱激励措施会增加供应）相反的事例的存在。如果排挤效应是有道理的，那么加大金钱激励措施就会减少而非增加供应。”^{<a id="ch37" href="#ch37-back">[37]</a>}

主持这项研究的学者们得出结论：“在公共精神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如果用价格激励措施来让人们支持建设一个对社会有益处但在地方上却不受欢迎的核废料设施，那么它付出的代价要比规范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代价高得多，因为这类激励措施会把公民的义务感排挤出去。”^{<a id="ch27" href="#ch27-back">[27]</a>}

卖血

你可能会认为，增加一项金钱激励措施只会强化原已存在的那种公共精神，进而增加人们对“设立核废料贮存点”这一举措的支持。两项激励措施（一种是金钱激励措施，另一种是公民精神激励措施）难道不比一种激励措施更强有力吗？然而，答案却未必。假定激励措施是一种加法因子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对于瑞士的良好公民来说，个人金钱补偿这种做法乃是把一个公民问题变成了一个金钱问题。市场规范的侵入把他们的公民义务感排挤了出去。

市场排挤非市场规范的最著名的实例，也许是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所做的一项有关献血的经典研究。在其1970年出版的《礼物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中，他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在英国，所有用来输血的血液都来自于无偿献血者，而在美国，部分血液来自无偿献血者，部分血液是由商业血液银行从一些愿意把卖血作为一种挣钱途径的人（一般是穷人）那里买来的。理查德·蒂特马斯赞同英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反对将人的血液当作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一种商品。

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指出，给人们金钱让他们接受一项负担的做法会提高而非降低他们接受该项负担的意愿。主持这项研究的瑞士经济学家布鲁诺·S·弗赖（Bruno S. Frey）和美国经济学家菲力克斯·奥伯霍尔泽吉（Felix Oberholzer-Gee）指出，价格效应有时候会受到道德考量（其中包括对共同善的承诺）的压制。对于许多居民来说，接受核废料贮存点的意愿体现的是一种公共精神，亦即这样一种认识：整个国家都仰赖核能，因此核废料总得有个地方来存放。如果他们的社区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核废料存放点，那么他们愿意承担这项负担。在这种公民承诺的背景下，给这个小山村居民以现金的做法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贿赂，即设法贿买他们的选票似的。事实上，在那些拒绝金钱补偿方案的人当中，有83%的人通过宣称他们不可被贿赂这样一种方式解释了他们的反对行为。^{<a id="ch26" href="#ch26-back">[26]</a>}

蒂特马斯所提供的大量数据表明，仅从经济和实际的角度来看，英国血液采集系统要比美国血液采集系统运行得更好。他论辩说，尽管经济学假定市场是高效的，但是美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却导致了血液的长期短缺、浪费、较高的成本和存在被污染的较大风险。^{<a id="ch38" href="#ch38-back">[38]</a>} 此外，蒂特马斯还提出了一个伦理观点来反对血液的买卖。

于是我们要问，瑞士这个小山村的居民怎么啦？为什么更多的居民愿意无偿接受核废料的堆放，而不愿有偿接受核废料的堆放呢？

蒂特马斯反对血液商品化的伦理观点为我们在前文所讨论的反对市场的两种论点（即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和反对腐败的意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的部分观点认为，血液市场剥削了穷人（即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他指出，美国以营利为目的的血液银行，乃是从极需“快钱”的贫民区居民那里采集大量血液。血液的商业化使得更多的血液“来自于穷人、非技术性工人、失业人员、黑人和其他低收入人群”。他在其论著中还写道：“正在出现一个由受剥削的血液高产人群组成的新阶层。”血液“从穷人到富人”的再分配，“似乎是美国血液银行系统所导致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a id="ch39" href="#ch39-back">[39]</a>}

调查结果表明：小山村居民的支持率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经济激励的增加，减少了一半的支持率，即从原来的51%降到了25%。给钱的想法，实际上降低了人们赞同把核废料贮存在自己社区的意愿。此外，增加一项补偿额度的做法也不起什么作用。当经济学家后来增加了补偿额度的时候，结果也于事无补。甚至当所提供的年度金额高达每人8 700美元（远远超过瑞士一般人的月收入）时，该山村居民的支持率还是很低。人们对金钱补偿的类似反应（虽不那么明显），也可以见之于其他抵制放射性废料贮存点的社区。^{<a id="ch25" href="#ch25-back">[25]</a>}

不过，理查德·蒂特马斯还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把血液变成一种市场商品的做法，会侵蚀人们献血的义务感、消减人们的利他精神，并会破坏作为社会生活的现实特征的“礼物关系”（即反对腐败的意见）。在审视了美国的情况以后，他对“近年来美国人志愿献血率的下降”深感遗憾，并认为这是美国商业血液银行兴起所导致的结果。“血液的商业化和血液中的利润已经把志愿献血者赶跑了。”理查德·蒂特马斯指出，一旦人们开始把血液视为可以日常买卖的商品，那么人们就不太可能感觉到有要献血的道德责任。在这里，他所揭示的正是市场关系对非市场规范的排挤效应，尽管他并没有使用这个说法。大范围的血液买卖，终结了无偿献血这一做法。^{<a id="ch40" href="#ch40-back">[40]</a>}

多年来，瑞士一直都在设法寻找一个贮存放射性核废料的地方。尽管瑞士严重依赖核能，但是很少有社区想让核废料存放在它们那里。当时，被指定可能堆放核废料的一个地方是位于瑞士中部叫作沃尔芬西斯（Wolfenschiessen）的小山村。1993年，也就是在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公投前不久，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个小山村的居民进行了调查，询问这些居民是否会投票赞同在他们的社区里建立一个核废料贮存点——如果瑞士国会决定在他们村建立核废料贮存点的话。尽管在该山村贮存核废料对居住在该地的街坊邻里来说被广泛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但是该山村居民的微弱多数（即51%的村民）却表示，他们会接受这一决定。显而易见，这些居民的公民义务感压倒了他们对风险的关切。后来，这些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增加了一个补偿观点，即假设瑞士国会提议在你所在的社区建立一个核废料贮存点，并每年对该社区的每位居民进行现金补偿。那么，你会支持这种做法吗？^{<a id="ch24" href="#ch24-back">[24]</a>}

蒂特马斯所担忧的不仅是人们献血意愿的减少，而且也包括人们献血行为所具有的更宽泛的道德意义。献血精神的式微不仅会对所收集血液的数量和质量产生有害影响，而且还会使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出现贫瘠的现象。“利他精神在人类某一活动领域的式微，也有可能会导致人们在人类其他活动领域中的态度、动机和关系等方面发生类似的变化。”^{<a id="ch41" href="#ch41-back">[41]</a>}

核废料贮存点

尽管基于市场的系统并不会阻碍任何基于自愿的主动献血，但是充斥于该系统的市场价值观却对献血规范施加了一种腐蚀性影响。“社会构建和组织其社会制度（尤其是健康和福利制度）所依靠的各种方式，既能够激励也能够挫败人们的利他心；这类社会制度既能够产生凝聚力，也能够导致疏离感；它们能够让‘礼物的主旨’（即对陌生人的慷慨）在社会群体间和代际间广为传播。”蒂特马斯所担忧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市场驱动的社会有可能会对利他主义构成极大的伤害，进而会被认为有可能侵害人们应当享有的自由。他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血液和捐赠关系的商业化压制了人们对利他主义的表达，而且也侵蚀了人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a id="ch42" href="#ch42-back">[42]</a>}

然而，上述假定却容易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们在上文业已考察了大量质疑该假定的事例。当市场侵入传统上受非市场规范调整的各个生活领域时，那种认为市场不会侵损或贬损其交易物品的观念也就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了。越来越多的研究都确认了常识所表明的这样一个道理，即金钱激励措施和其他市场机制会通过排挤非市场规范的方式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有时候，为某种特定行为支付酬劳，并不会使人们更多地这样行事，反而会使他们较少地这样行事。

理查德·蒂特马斯所著《礼物关系》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在众多的批评者当中，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也名列其中。阿罗是当今这个时代美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阿罗与倡导放任市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完全不同。他在其早期的论著中就已经对健康保健市场中的不完善问题进行过分析。但是，阿罗却强烈反对蒂特马斯对经济学和市场观念的批判。^{<a id="ch43" href="#ch43-back">[43]</a>} 在这样做的时候，阿罗援引了市场信念的两大关键原则——即经济学家常常宣称但却甚少对之进行论证和辩护的有关人性和道德生活的两个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