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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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市场规范的排挤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市场价值观又是如何腐蚀、消解或取代非市场规范的呢？规范的经济学逻辑假定，将某一物品商品化（即将该物品标价出售）并不会改变该物品的性质，而且市场交易还可以在不改变物品本身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效率。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一般都支持用金钱激励措施来激发所期望的行为；赞同倒卖珍贵的音乐会、体育赛事甚至教皇弥撒的门票；赞同用可交易的配额来分配有关排放、难民和生育的问题；赞同送现金而非其他礼物；赞同用市场来缩小各种物品（甚至是人的肾脏）供需之间的落差。如果你假定市场关系及其所形成的态度不会减损交易物品的价值，那么市场交易就可以在使任何其他人都不受损的情况下使交易双方获益。

市场信念的两大原则

排挤非市场规范

市场信念的第一个原则认为，把某种行为商业化并不会改变这种行为。基于这个假设，金钱绝不会腐蚀非市场规范，而且市场关系也绝不会排挤非市场规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赞同把市场扩展至生活所有方面的主张就很难抵制了。这是因为：如果把先前非交易的物品变成可交易的物品，那么这种做法不会产生任何损害。那些想买卖该物品的人能够买卖该物品，从而增加这些人的功利，而那些认为该物品为无价之物的人则有不买卖该物品的自由。根据这种逻辑，允许市场交易可以在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的情况下使一些人受益——即使拿来买卖的物品是人的血液。正如阿罗所解释的那样：“经济学家一般都想当然地认为：由于市场的创建增加了个人的选择范围，所以它会带来更多的益处。于是，如果我们给自愿献血系统再增加一种卖血的可能选择，那么我们只是扩展了个人的选择范围而已。如果他从献血当中得到了满足，那么人们可以论辩说，他可以继续献血，因为他的这种权利并没有受到任何侵害。”^{<a id="ch44" href="#ch44-back">[44]</a>}

与之不同的是，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关注的是物品本身的性质以及应当用来调整这些物品的规范。因此，仅仅通过确立公平的讨价还价条件，并不能消除这种反对意见。甚至在一个不存在能力和财富不公正差异的社会中，仍会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不应当购买的。这是因为市场不只是一种机制，而且还体现了某些价值观。因而，有时候，市场价值观会把一些值得我们关切的非市场规范排挤出去。

阿罗的这种论证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血液市场的创建并没有改变血液的价值或血液的含义。血液还是血液，而且它仍将服务于维持生命这个目的，而不论这些血液是人们捐献的，还是买来的。当然，这里所涉及的物品不仅是血液，而且也包括出于利他主义精神的献血行为。蒂特马斯赋予激发人们献血的慷慨品格一种独立的道德价值。但是，阿罗却质疑说，即使这种做法会因为引入市场而遭到侵损，那么“为什么血液市场的创建就肯定会减损献血行为所隐含的利他主义精神呢？”^{<a id="ch45" href="#ch45-back">[45]</a>}

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和反对腐败的意见在对市场的理解上存在不同：前者并不会因为某些物品是珍贵的、神圣的或无价的而反对把它们市场化；它反对在那种严重到足以产生不公平议价条件的不平等情形中买卖物品。它并不为人们反对在一个具有公平背景条件的社会中将一些物品（不论是性、人的肾脏，还是大学入学名额）商品化的做法提供任何理据。

答案是，血液的商业化会改变献血的含义。试想，在一个血液可以正常买卖的世界里，你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献一品脱血液是否还是一种慷慨之举呢？或者说，献血这种做法是否会剥夺穷人将卖血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不正当劳动呢？如果你想为献血做出贡献，那么你亲自去献血还是直接捐款50美元（这50美元可以被用于从需要这笔钱的流浪汉那里多购买一品脱的血液）更好呢？如果一个可能的利他者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利用的是一套不同的道德理想。它所诉诸的不是同意，而是相关物品（即那些被认为因市场估价和市场交易会受到贬损的物品）的道德重要性。因此，为了决定大学入学名额是否应当拿来买卖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大学应追求的道德物品和公共物品展开讨论，并对出售大学入学名额是否会损毁那些道德物品和公共物品的问题进行追问。为了决定是否应当建立一个用于解决婴儿收养问题的市场，我们就必须追问什么规范应当用来调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对买卖孩子是否会破坏那些规范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追问。

阿罗对蒂特马斯的批判中所隐含的第二个市场原则认为，伦理行为乃是一种需要节约的商品。其要点是，我们不应当过分依赖利他主义、慷慨、团结或公民职责，因为这些道德情感都是可耗竭的稀缺资源。依赖自利的市场可以使我们不必用尽有限的美德资源。因此，比如，如果我们在血液的供应上依赖公众的慷慨，那么他们在其他的社会目的或慈善目的上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慷慨了。然而，如果我们运用价格体系来运作血液供应系统，那么在我们真正需要人们的利他动机时，我们就可以运用他们未曾减少的利他动机。阿罗在其《礼物与交易》（Gifts and Exchanges）一文中写道：“像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我也不想过分地依赖那种用道德伦理去替代自利的做法。我认为从整体上来讲最好的情况是，对伦理行为的要求只能有限地适用于价格体系失效的那些情形……我们不想鲁莽地把利他动机这类稀缺资源都用尽。”^{<a id="ch46" href="#ch46-back">[46]</a>}

然而，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指出，一些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出于真正的自愿。如果一些人极度贫穷或者没有能力进行公平的讨价还价，那么市场选择就不是自由选择。因此，为了弄清楚某项市场选择是否是一种自由选择，我们就必须追问社会背景条件下的哪些不平等现象会破坏有意义的同意。讨价还价能力的不平等在什么意义上会对不利一方构成强制，并会破坏他们所达成交易的公平性？

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经济的美德观念（如果有的话）是如何为那种把市场扩展到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包括传统上由非市场价值观所调整的那些领域）的做法提供进一步根据的。如果利他主义、慷慨和公民美德的供应（像化石燃料的供应一样）就好像是自然给定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努力保护好它。因为我们用得越多，我们所拥有的也就越少。根据这个假设，更多地依赖市场、更少地依赖道德规范，乃是保护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

上述两种反对意见利用了不同的道德理想。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所追求的是同意理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公平的背景条件下得以实现的那种同意理想。赞同用市场来分配物品的主要理据之一就是市场尊重选择自由。市场允许人们自己选择是否按照某种给定的价格出售某种物品。

节约爱

人们就卖淫问题所展开的长时间的争论，就表明了上述两种理由之间的区别。一些人反对卖淫，因为卖淫者很少有人是真正自愿的（如果有真正自愿的话）。他们论辩说，那些卖淫的人一般都是被迫的，不论是迫于贫穷、毒瘾，还是迫于暴力威胁。这种反对意见就是前述的“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但是，另一些人反对卖淫，则是因为不论妇女是否被迫卖淫，卖淫都会贬损妇女的人格。根据这种理由，卖淫是一种腐败/腐蚀，它会贬低妇女的人格，并致使人们用不健康的态度看待性问题。反对贬损妇女人格的意见，并不取决于卖淫者是否真正同意这样做；甚至在一个没有贫穷的社会中，甚至在高级妓女（她们喜欢这份工作并自由选择了这个职业）的情形中，这种反对意见也会谴责卖淫行为。

这个理念的经典表述乃是由丹尼斯·罗伯逊爵士（Sir Dennis H. Robertson）于195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两百周年校庆的演讲中提出来的。丹尼斯·罗伯逊爵士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并且曾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学生。罗伯逊演讲的题目是一个问句，即“经济学家节约什么？”他试图证明，尽管经济学家迎合人们的“进取本能和占有本能”，但是他们也服务于一种道德使命。^{<a id="ch47" href="#ch47-back">[47]</a>}

反对腐蚀的意见与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不同。它所指向的是市场估价或市场交换有可能会对某些物品和做法产生的贬损效应。根据这种反对意见，如果某些具有道德性质的物品和公共物品被拿来买卖，那么它们就会受到销蚀或腐蚀。反对腐蚀的意见不可能通过建立公平的交易条件而被消解，因为无论条件是否平等，它都可以适用。

罗伯逊在演讲一开始就承认，经济学所关注的并不是人类最高贵的动机，而是人类的获益欲望。“只有专职或业余布道士”才极力宣扬比较高尚的美德：利他主义、仁慈、慷慨、团结和公民职责。“经济学家的卑下角色（而且常常是令人反感的角色）就是竭尽所能地帮助人们把布道士的使命减约到人们可以做到的程度。”^{<a id="ch48" href="#ch48-back">[48]</a>}

我们值得花一点时间来阐明上述两种认为市场具有道德局限的理由。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所指向的乃是当人们在不平等或极需金钱的条件下买卖东西时会产生的那种不公正。根据这种反对意见，市场交换并不总是如市场倡导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自愿的。一个农民为了供养他正在挨饿的家人有可能会同意出售他的一个肾脏或一只眼角膜，但是他的同意有可能并非真正自愿的。实际上，这个农民有可能是迫于其恶劣的经济状况。

那么，经济学家如何帮助人们呢？通过推进那些尽可能依赖自利而非利他或道德考量的各种政策，经济学家使得社会不再滥用稀缺的美德资源。罗伯逊得出结论：“如果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那么我相信，我们就可以为节约……爱这种稀缺资源（即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做出极大的贡献。”^{<a id="ch49" href="#ch49-back">[49]</a>}

或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买卖孩子的情况。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收养婴儿的市场。但是，我们应当这样做吗？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给出了两种反对理由。一种反对理由认为，把孩子拿来出售的做法会把不那么富裕的父母赶出这个市场，或者说，这样做会给不那么富裕的父母剩下一些最便宜的、人们最不想要的孩子（公平理由）。另一种反对理由认为，给孩子标价会腐蚀“无条件的父母之爱”这一规范；不同孩子之间不可避免的价格差异还会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孩子的价值取决于他/她的种族、性别、智力前景、身体素质或身体残疾，以及其他特征（腐蚀理由）。

对于那些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讲，这种理解高尚美德的方式是怪异的，甚至是牵强的。因为它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爱的能力和仁慈的能力并不会因为使用而耗竭，反而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扩展。让我们考虑一下一对恩爱夫妻的情形。如果这对恩爱夫妻在其一生中都为了积攒他们的爱而不在意对方，那么他们的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子呢？如果这对夫妻更多地向对方表示爱情，那么他们之间的爱难道不会强化反而会减少吗？如果他们以一种斤斤计较的方式对待彼此，即把他们的爱一直保存到他们真正需要爱的时候才使用爱，那么这会使他们过得更好吗？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买卖肾脏的情况。的确，金钱能够购买他人的一个肾脏而同时不会损毁其价值。但是，人的肾脏应当拿来买卖吗？那些认为人的肾脏不应当拿来买卖的人，一般都会基于下述两种理由中的其中一种来反对这种做法。第一，他们论辩说，这样的市场会对贫困者构成掠夺，因为他们选择出售他们的肾脏有可能并非真正自愿的（公平理由）。第二，他们论辩说，这样的市场会促使人们把人贬低为、客体化为移植器官的一种集合体（腐蚀理由）。

我们也可以对社会团结和公民美德提出与上述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否应当通过下述方式来努力保有公民美德，即在他们的国家需要召唤他们为共同善做出牺牲之前一直让公民去购物？或者说，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是否会因为人们不使用它们而萎靡减少？许多道德家都持第二种观点。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说，美德乃是某种我们要用实践去养育的东西：“我们是经由为正义之事才变得有正义的，我们是经由采取节制之举才变得有节制的，我们是经由做勇敢之事才变得勇敢的。”^{<a id="ch50" href="#ch50-back">[50]</a>}

上述两种观点贯穿于“金钱应当和不应当买什么”的争论之中。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所关注的是市场选择有可能导致的不平等现象，而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关注的则是市场关系有可能侵损或消解的规范和态度。^{<a id="ch23" href="#ch23-back">[23]</a>}

卢梭也持一种类似的观点。国家向其公民要求得越多，公民对国家的奉献也就越大。“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城市中，每个人都乐于参加集会。”而在一个丑恶政府的统治下，没有人会参与公共生活，“因为没有人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而“国家的关切之事本是极令人感兴趣的”。经由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履行，公民美德可以得到建构，而非耗竭。卢梭指出，事实上，就公民美德而言，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关注的主要事务，而且相较于为人们工作，他们宁愿为金钱工作，那么这个国家离衰败也就不远了。”^{<a id="ch51" href="#ch51-back">[51]</a>}

反对市场的两种观点

罗伯逊以一种轻松且思辨的方式阐述了他的观点。但是，他那种认为爱和慷慨乃是因为使用而会耗竭的稀缺资源的观点，却一直对经济学家的道德想象施加了一种强有力的钳制，即使他们没有公开赞同这种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官方教科书中的一项原理（如供需法则那样）。任何人都没有从经验层面证明过这个观点。它更像是一则许多经济学家都表示赞同的谚语，即一种民间智慧。

那种反对腐败的意见所关注的是制度诚信的问题。这种反对意见指出，高等教育不仅能够使学生胜任有偿工作，而且还体现了一些理想：追求真理、弘扬学术和科学的卓越性、增进人文教育、培育公民美德。尽管所有的大学都需要用钱来追求其目标，但是让筹集资金的需求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会产生扭曲大学各种理想的风险，也会产生腐蚀赋予大学以存在理由的各种规范的风险。总之，这种反对意见所关注的是诚信，亦即一种制度对其基于理想的忠诚；而这一点正是众所周知的对“出卖”的指责所揭示的。

在罗伯逊演讲的近半个世纪以后，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受邀在哈佛纪念教堂（Harvard’s Memorial Church）做晨祷演讲。他选择了“经济学能够为道德问题的思考贡献什么”（economics can contribute to thinking about moral questions）作为他晨祷演讲的主题。他指出，经济学“对于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对于道德的重要性极少受到人们的正确评价”。^{<a id="ch52" href="#ch52-back">[52]</a>}

因此，与诺贝尔奖不同，大学和学院的入学名额是一种可以拿来买卖的物品，只要学校不公开兜售它们。大学和学院是否应当这样做，则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买卖大学和学院入学名额的想法会面临两种反对意见。一种是关于公平的，另一种是关于腐败的。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认为，为了让富有捐赠者为学校基金进行巨额捐赠而录取他们孩子的做法，对于那些出生在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的申请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这种反对意见把大学教育视作赢得机会和改变社会地位的一种渊源，并担心为富家子弟提供这种优惠条件的做法会固化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状况。

萨默斯指出，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对个人的尊重，即对个人自己设定的需要、品位、选择和判断的尊重”。接着，他为共同善提供了一种规范的功利主义解释，也就是把它解释为人们的主观偏好的总和：“许多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善是许多个人对他们自己幸福的评估的集合，而不是某种可以撇开这些个人偏好并只根据某种独立的道德理论而予以评估的东西。”

高等教育的评论家认为，上述情况大抵就是今天许多大学和学院的实际运作状况。他们把“校友子女优先”（即优先考虑录取校友的孩子）说成是一种呵护富人的做法。而且他们还指出了这样一些情形：一些大学和学院为一些不怎么优秀的申请者放宽了录取标准，因为这些申请者的父母非常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巨款，尽管他们并不是校友。^{<a id="ch21" href="#ch21-back">[21]</a>} 然而，捍卫这种做法的人则论辩说，私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校友和富有捐赠者的捐赠，而且这些捐赠也可以使大学为那些不怎么富裕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财政援助。^{<a id="ch22" href="#ch22-back">[22]</a>}

一些研究者主张抵制血汗工厂所生产的物品，但是萨默斯却对他们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以此来证明他的分析进路：“我们都为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的工作条件以及他们所得到的微薄补偿深感哀叹。然而，肯定有某种道德力量在支撑这种状况，即只要这些工人是自愿受雇的，那么他们便是因为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来做这份工作的。难道减少个人的选择才是尊重吗，才是慈善吗，甚或是关切吗？”

然而，假设绝大多数的入学名额都是按照成绩来分配的，只有少数入学名额是悄悄拿来出售的。同时，让我们再假设，大学和学院在决定是否录取你的时候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高中成绩；美国大学标准入学考试成绩；课外活动；种族、民族及地域等因素；运动技能；校友子女优先因素等），以至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说哪些因素是决定性因素。在上述两种条件下，大学和学院可以把一些入学名额卖给富有的捐赠人，而同时又不减损学生在被顶级大学录取时所能感受到的那份荣誉。

在晨祷演讲的最后，萨默斯对那些批评市场依赖自私和贪婪的人做出了如下回应：“我们所有的人只拥有那么多利他心。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认为，利他心是一种需要保护的贵重且稀缺的物品。也许通过下述两种做法把这种稀缺物品保护起来要好得多：第一，设计一种可以通过自私的个人来满足人类欲求的系统；第二，把保护下来的利他心用于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这个世界上市场无法解决的许多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