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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州人便通过各种渠道移民意大利。经过几十年的打拼，他们不仅在当地站住了脚，而且多数拥有了自己的企业，成了老板。而几乎所有在意大利发家的温州商人，都是从小餐馆、小店铺做起的。他们的发家模式，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先打苦工还清出国费用，然后依靠几年的辛苦积蓄，加上以乡土关系为网络的借贷支持，自主创业做老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疯狂地工作，拼命地攒钱，极度劳累，有着超常的拼搏精神。
李嘉诚有个名言：“我给你10分是合理的，我也可以争取到11分，但是如果我只拿8分，那就财源滚滚来。”这就有点像工夫茶，我让你一下，敬你一下，然后你感觉比较舒服，我们就可以继续做交易，这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利润之后的利润”。潮汕商帮在交易当中把情谊作为前置条件，如果这笔生意会伤情谊，他宁愿不做。所以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一个小买卖也会越做越大，朋友也可以越做越多。
同时，由于温州商人老往国外跑，他们对本地的事似乎不感兴趣，因为本地的市场小，机会不多。这样一来，他们跟权力中心距离比较远，在政商关系上犯错误的情况也相对少很多，不会像广东人那样，老闹出一些纠缠不清的大案。
另外，潮汕人知道出手的分量。比如说我答应你一件事，应该给你五万，但我多给你五千块钱，你肯定就很高兴；少给你五千，你就生气。一般来说他的手会比较松，因而对方总是高兴的。但是松也不是没原则。五万的事给出去八万，潮州商人也不干，他会觉得这事吃亏了。所以在交易当中，拿捏分寸对潮商来说特别重要。
温州商人的第三个特点，是同乡之间很容易达成合作，特别抱团。比如别人是个拳头，温州人只是个指头，他们就合指头为拳头去竞争。我觉得这也许与他们的语言有关。他们的方言跟外部语言差异很大。像是瓯语、金乡语等，都特别小众，因为小众，反而造成了他们之间有极高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他们外出打拼时，互帮互助，形成以乡土关系为基础的借贷网络。
地域也会影响到商人做生意的思维。比如我是陕西人，陕西人做事慢，拿西安话说叫“ran”，就是含糊、模糊；广东人直接，做生意直接谈钱，不管多复杂的事，归根结底就是“说个数”。潮汕人很有意思，谈生意的时候会在身边带点现金。谈得好，他立即就把箱子踢给你，你把箱子拿走，就算是定金了。我问一个潮州老板，你的箱子里都放多少钱？他说大概放20万港币，因为如果是一个两百万元的生意，20万元就是10%，足够了，这算定金。如果是2000万的生意，就算一笔小定金。万一什么也没谈成，那就送给朋友了，这叫茶水钱。我们知道，交易对手的交易方式各有不同，而潮州人很善于对交易瞬间进行把握。他能把握时机给你这20万元，就把人心捏住了，然后让你觉得欠他的，接下来的事就能按照他的意思走。
这导致前些年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他们组团炒楼、炒股。那时媒体上经常出现一个说法，叫“温州炒房团”。以至于让很多人觉得，温州全是炒房团，实际上他们都是散户。过去在上海，只要买一个6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再办个蓝印户口，就能以三四百分的成绩考进上海名牌大学。所以很多温州人会为孩子花30万元去上海买房子。三年以后，他们发现房子升到了90万元，比自己辛苦一年赚的钱还多，于是干脆借钱多买两套。
第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潮汕人在北方社会“闷声发大财”。人低不低调，一方面，我觉得跟语言表达的方式或者方言有关。潮汕的语言体系相对比较封闭，用潮汕话聊天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语速很快，也很幽默。但是一到北方，他们就得把舌头捋直了，把话在脑子里翻译一遍，转个弯然后再说，这就失去了说话的兴趣。这就好比我到美国也不爱说话，因为每句话都得翻译，说几句就断掉了。或者美国人老问我，我得转着弯想这些英语，所以就表达得很笨拙。美国人会觉得我也挺低调的。
我还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当时，我和朋友在温州拍到一块地，没想到因此动了别人的奶酪。过了两天，来了一伙人，认为我们的价格比他们有竞争性，得把钱补给他们，不然他们就去闹事。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么霸道的事。后来我发现，原来是他们自己没钱，到处炒钱、借钱、借高利贷才拿到了项目。如果他们不赚钱，就要赔款甚至跳楼。所以说，他们的这种炒房团，只有在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才能赚到钱，但这样其实风险极大。如果一个市场全是“炒”字当头，不管你炒煤、炒矿、炒房、炒地，还是炒钱，甚至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种短期图利、一夜暴富的思维，那么这个市场就难以建立好的产业基础。
十五六年前，有一个跟我们合作过的揭阳老板，他每次到北京都会去娱乐场所“上班”，让助手不停地打电话招呼北京这些朋友来玩。他很豪气，出手也特别大方，北京所有的朋友都觉得这个老板特别好，每次来的人也会不断地老朋友带新朋友，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多。我有点迂腐，有一天我就问他，哥们儿，一晚上连吃带喝要一两万块钱，也没见你做什么事，你每天都这样，公司怎么办呢？他说：“冯哥，你别着急，我是赚钱的，赚得还不少。比如满说就算一晚上两万块钱，一年最多咱也就忙两百多天，五六百万而已，但如果能谈一个五千万的工程，那早就赚回来了。”那个时候工程的毛利都在20%以上，所以他这个账算得是对的。他知道舍得小钱可以赚大钱，但这一点很多人办不到。
另外，由于温州人有这种“炒”的文化，就导致他们的企业难以建立一个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温州人都愿意在外面打拼，这就导致了温州有钱的小企业、个人特别多，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是在本地有竞争性的企业发展得很慢。这样的空心化，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就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也是温州商人们和其他商帮相比，很不一样的一点。
潮汕商人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特别善于交易，用工夫茶的方式慢慢与人交往，常常以“让”获取下一次交易的机会，这是潮汕人特别聪明的地方。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口袋里，或者把你的思想装进别人脑袋里。北方人老想着办后边的事，但潮州人永远做前边的事，就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口袋里。
不过，也有一些温州企业在努力建立现代企业，成为典范。比如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他在公司治理和家族传承方面都做得很好。现代公司治理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股东权利和经理人的权利，讲究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配合。正泰通过三次资本变革，已经变成了一个规范有序、责任清楚的股份制集团。而南总本身的愿景和价值观，以及他对事业的长远追求都贯穿在了这三次变革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