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不以利小而不为，不以利大而恐惧——这是温州人留给我们的一个敢于冒险、富于进取的形象。在和温州老板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有这样几个特点。
温州商人很务实，做的生意可大可小，既可以做到正泰、奥康那么大，也可以只做零碎的小商品生意，比如做纽扣、针线包、酒店牙具，甚至是外国选举时用的小旗。所以，温州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全国最开放的地区之一。
第一个特点，温州商人在生活方面不讲究，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有很多人说，温州的发展跟它的地域闭塞有很大的关系。温州地处浙江东南，人口密集，资源匮乏，受到“三山、六水、一分田”的局限。改革开放前的温州人，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刚刚开始放松对商业经营的管控时，灵敏的温州人立刻闻风而动，开始了冒险经商、冒险创业。
温州商人如何赚钱
按照当时的话说，叫作“把脸皮放在家里，人到外面做生意”。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上很多人还看不起商人，觉得经商是投机倒把。所以，有的温州人形容那个时候“像讨饭一样在经商”。直到1986年，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给温州的生意人提出了一个非常肯定的说法——“以商代工”，偏见才逐渐消除。因为那时创业的温州人日子并不算好过，所以他们特别肯吃苦耐劳。
做生意时，他们会抱团，就是互相之间的资源、能力和机会的互补，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内部市场和人才的激励机制。正是这种方法，使潮汕的企业家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
而且，当时的大多数人既没有创业资本，也没有文化知识，更没有政策保障和良好的创业氛围，只能靠着不服输和敢闯敢拼的劲头，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钻。所以，一开始，他们都是从非常小的生意做起的。比如，当时有说法叫“五把刀子走天下”“挑着箩筐卖水果”“背着小件去贩卖”，温州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靠这样经商完成原始积累的。接着，温州商人选择了生产与国企有较强互补性、较低竞争性、较小体制和资本制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生活中所需的小物件，标牌、徽章、纽扣、打火机、皮带、皮鞋、皮具等，获得了极大成功，这种产业结构后来演化出了大家熟知的“温州模式”。
另外一个原因是闽粤地区的宗族势力很强大。宗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维护小集团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长久地保持族内团结而不至于涣散。宗族日益强大，族产也随之增多，有时候族绅们为了加强对族产的控制，甚至挑起宗族之间的纷争，以转移注意力。而在宗族的逐渐发展中，也出现了强弱之分，强宗欺弱邻，弱邻不服要反抗，力量不够要找外援。平衡一旦打破，斗争在所难免，最后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由于有这种传统，就使得这些地方的人格外有战斗力，也格外团结。团结又有战斗力，只要把心思用在做生意上，自然就容易出大商人。
温州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喜欢往国外跑，走得很远。有数据统计，目前有六七十万温州人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商、创业。要知道，截至2019年，整个温州的人口也不到一千万。前几年有个新闻，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加蓬，加蓬总统大选的时候，其中一个候选人是华裔。他爹是温州人，当年闯荡非洲，娶了个酋长的闺女，生下了他。虽然在那次大选中落败了，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华裔候选人一直都是加蓬这个非洲国家里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从这事儿可以看出，温州人确实是走得远。
为什么爱打架？一个原因是人口压力大，土地财产占有不合理导致矛盾激化。清代闽粤地区人口迅速增长，迫使土地开发加速进行，越界侵权的事时有发生。地域间的矛盾冲突增多，资源分配不均，一方要改变不合理现状，另一方却要坚持，致使械斗时有发生。
又比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全欧洲的皮包生产中心，其中，几乎所有的中低端皮包均产自温州人的企业。有人统计，佛罗伦萨的华人超过一万人，大部分为温州人。仅仅是在佛罗伦萨的奥斯曼诺罗地区，就集聚着超过一千家温州人经营的微型皮包生产企业，而意大利人的这类企业已经寥寥无几了。
有一个说法叫“爱打架的地方出商人”。在清代，闽粤地区的乡族械斗十分严重。陈微言在《南越游记》里写道：“闽之滨海漳泉数郡人，性皆重财轻生，剽悍好斗。潮地接壤，年久亦染其习。凡剑、棒、弓、刀、藤牌、火铳诸器，家各有之。少有不合意，纠众相角，戾夫一呼，从者如蚁。将斗，列兵家祠，所姓宗长率族属男妇群诣祖堂，椎牛告奠，大呼而出。两阵既对，矢石雨下，已而欢呼如雷，胜者为荣。”简而言之，包括潮汕地区在内的闽粤之人爱打群架，甚至是要钱不要命。
距离佛罗伦萨不远有一个叫普拉托的城市。这个城市差不多有20万人，但温州人就超过了两万，也就是说，总人口的10%是温州人。普拉托的工业区里的纺织批发企业，大部分是温州人在经营。
潮汕商人的第四个特点让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是他们抱团。只要你进入了潮州帮，潮州商圈的大佬就会支持你，而且这一圈的人都会支持你。即使到今天，这种文化依然明显存在。当然，这种抱团也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