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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山陕商人有很多共同点,都以贩盐起家,继而从事边盐、边茶、边布和皮货生意,共同建设山陕会馆,有共同的信仰,信奉关羽;做生意时又都重信守义,不奸诈。
最早干这件事的是山陕商人,也就是山西和陕西的商人。他们离得近,当然得到一些地利。可是当时管理盐政的机构设在扬州。山陕商人在扬州人生地不熟,即便运了粮食,拿到了指标,但把指标换成钱,换成现银,换成真实的财富,他们一直做得不顺,于是干脆把这个指标倒给了徽商。
当然,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还是有点区别的。相比于山西商人对金融的敏感——比如晋商的钱庄票号使他们富可敌国——《史记》里就讲,陕西人不怎么会算账。相对而言,陕西商人的个性有“抱朴守拙”一说。质朴中道是陕西商人的个性,陕西的商人第一是实在,做的都是比较“重”的生意,而不是轻资产,这就叫“朴”。第二个就是“中道”。中道实际就是不得罪人,要使赚钱和做人两件事保持平衡。中道在很多时候当然是优点,但在商帮的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导致保守思想的出现,比如说小富即安。
明朝初年,北元的势力还很强大,所以政府就在北方屯集了大量的军队。为了供应军粮,政府颁发了一道命令:谁能够把军粮送到前线,就给谁多少原盐。也就是吃的那个盐。这样的话,通过奖励一些卖盐的指标,来弥补送粮食的成本,刺激商人的积极性。
在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在完成资本积累、发家致富以后,大体分成了三拨人:第一拨也是最早的一拨人,就是通过贩盐赚钱之后,跟之后的徽商一样,到扬州繁华之地安家,修园林、养戏班去了。还有一拨人,赚到钱之后就回到家乡,也是买土地、修大院、赏古玩、捧名角,当上了安逸的土财主。另外还有一拨则“跑到四川去发财”。按照一些历史资料的说法,清朝初年的百余年间,“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客”。
徽商有很长的历史,最广为人知的是明清时代的徽商。他们是如何飞黄腾达的呢?这要从明朝初年说起。
总的来说,明清时代的陕西商人是缺乏进取精神的。小富即安的心态导致他们在赚了足够花的银子之后,就过起了土财主的好日子,不愿再做大了。相比较而言,山西商人在小富之后,还想要奔大富。他们在小买卖做成之后,还要做大生意。
在两三百年前徽州这一带的自然条件不是很好,交通不是很方便。在徽州有一句土话,叫作“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缺吃少穿的,物资匮乏,生活不容易,上一辈子没修好才生在这儿,长大了赶紧扔出去。正因为物资匮乏,经济环境恶劣,才使得徽商在自由打拼的过程中,拼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所以在清代,陕西商人去四川这个相对成熟的市场发财的时候,山西商人则大举开发内蒙古、东北、新疆以及俄罗斯的市场,并在晚清时随着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完善,白银流通加快,数量激增,不失时机地发明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不仅雄霸商场,而且几度充当了清王朝的国家银行,完全操控了整个国家的金融业。因此,清代的山西商人在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市场布局、前景预测等方面,比陕西商人做得更完善,更接近于现代商人。
徽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商帮。它起于安徽,却成就于安徽以外的地方,比如说扬州。当然,和胡雪岩一样,古代很多徽商都是凭借权力的关照而获得“特许经营权”的,所以最后也失败于政商关系。
当然,到了清代末期,山陕商人都衰败了。相比于晋商在清王朝覆灭之后才彻底衰落,陕西商人的衰落还要早几十年。主要原因在于,1862年,陕西爆发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战乱。陕西关中39个州县均陷入战乱的烽火之中。数十座县城被攻破,遭到劫掠,使得陕西几百年积累下来的财富付之东流。为镇压叛乱,清政府又加重了对陕西的赋税,再加上欧洲机器化生产产品的进入,陕西商人的手工艺产品迅速地落了下风。所以19世纪中后期,陕西商帮迅速地衰落了。
明清徽商的兴衰史
当然历史已经远去。山陕商人当年气壮山河的光芒虽已褪去,但也正是因为500年的沉淀和那些传奇商人的熏陶,才酝酿了今日山陕依旧雄浑的气势。前些年,有一些人因为煤炭价格的涨跌与挥金如土的做派而出现在人们视野之内。也有一部分人,他们不断进取,创业致富,靠着超人的眼光和执着的毅力,成为新陕商、新晋商,在不同的行业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