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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开始决定去天竺取经学佛时，正好是唐朝初年。当时人口是不能随便流动的，出关要有护照，要取得相关许可。但玄奘去意已决，而且不等护照签证的发放就想走，所以只好混进了流民队伍当中偷偷逃出了长安。等他取经回来，在印度名声大噪了，这就成了一个问题。玄奘的厉害之处就显示出来了，他在返回的途中，还没有到长安时，就给唐太宗写了不止一封信，态度诚恳、谦卑地做了检讨，请求唐太宗原谅自己当时求学心切，犯下偷渡的错误。
在我的印象中，出家人就该六根清净、不问俗世，实际上，以玄奘这样一代高僧的地位来说，不问俗世是不可能的。玄奘学佛也是希望能弘扬佛法，传道给更多人，其目的仍然是入世。有几件小事，很能说明玄奘在出家人身份之外的性情。
这一招相当厉害。在已功成名就的时候，公开自己当初的过错并祈求原谅，而且以赎罪之心带回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佛法论文，那唐太宗能不给台阶下吗？所以等玄奘回到长安时，唐太宗不仅没有处分他，反而让文武百官、百姓、僧尼全都夹道欢迎，可见人该软的时候就要软。
玄奘一生中，除了在天竺取经路上认识了各种权贵外，他和唐太宗、唐高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要做到这一点，仅仅凭借自己在佛法研习上的造诣那肯定是不够的，还得有点个人的智慧。
玄奘回国后，一方面接下了国家交下来的任务，一方面又专注自己“本行业的市场拓展”，同时不忘和最高领导层搞好关系，还要面对不同宗派的竞争，处理很多缠在身边的俗事。我们回过头看，他做得都不错。尤其是玄奘的处事之道，某种程度上是值得我们商人学习的。
这个时候，玄奘过人的交际能力、深谙政治之道的一面就展现出来了。高昌王因为希望留下玄奘，软硬兼施，玄奘推托不掉，甚至以绝食的方式表达意见。最后高昌王担心玄奘真的就这么饿死在自己手里，于是放弃了邀约，以请玄奘讲经一个月为条件放行。两人还结拜成兄弟，高昌王不但送了玄奘足够20年用的路费，还为这位兄弟准备了一支赶路小分队，包含马匹、随从、徒弟、高官，还有给前方路上相熟国家君主的私人信件，确保玄奘可以顺利通行。
由他口述、弟子记录的一本书叫《大唐西域记》，非常有名，这是国家给他的任务，让他把去天竺求学途中的见闻都记录下来。这本书后来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历史、中印交流史和当时中亚、印度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最重要的历史典籍。它的编写其实最早是唐太宗要求的，当时唐太宗和唐高宗最基础的信仰应该算是道教，但到了他们执政时期，佛教发展势头迅猛，民间信仰也非常兴旺，加上玄奘的成就，所以两位帝王对佛教的态度都有点微妙。唐太宗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玄奘像是国师一样，常常进宫一整天，跟唐太宗讨论佛法；到了唐高宗时候，虽然后期玄奘的很多请求都被驳回，但高宗还是很敬重他的。玄奘圆寂的时候，高宗还感叹“朕失国宝”。
玄奘踏上求学路后，九死一生，好不容易走出沙漠，到达现在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东南边的高昌国。当时，玄奘已经算得上一位学术造诣精深的法师了，正好高昌王麴文泰也钟情于佛法，于是邀请玄奘在高昌国内常驻讲经修法。一位国家君主这么隆重的邀约，要拒绝其实很难。
玄奘为了弘扬佛法，获得政府的支持，他在高宗面前也时常要极力讨好，会称颂帝国出现祥瑞之兆，甚至为武则天的孩子主持剃度。但在政治权力中心游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哪怕是像玄奘这样已经非常懂得周旋的高僧，后来也遇到一些困难，甚至是打击。
玄奘在当时应该算是“穷游”界相当知名的人了，而且在他那个年代，佛教在整个亚洲的发展都很兴盛，所以他一路往西的路上，因佛教而结交了很多人，私交特别好的人里，还有几位一国之君，其中最著名的是高昌国王麴文泰。
晚年的时候，玄奘遭受了两次打击。
<b>玄奘作为一代高僧的伟大，你一定听得很多了，所以，我今天就讲讲他的另一面</b>——<b>小气、局促、别扭，甚至是“庸俗”的一面。</b>这里说的“庸俗”，是说他虽然身为出家人，但是很接地气，不但在佛教这个领域做到了第一，在其他方面也做得挺到位的。
一是他的得意门生辩机在30岁的时候被人告发和高阳公主私通，被砍了头，这对玄奘的打击非常大。和尚本来就该遵守戒律，更何况是跟公主通奸。这对玄奘的声誉也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当然，玄奘对这事也是无可奈何的。
《西游记》里说这一路师徒有四个人，但是在真实的记载当中，玄奘在旅行中有旅伴的时间并不多。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包括在戈壁、沙漠、雪山很多艰险的路段，都是他独自一人。这个路线放到现在，即使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帮助，也很难独自走完。一个人的信念可以坚定到这种地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玄奘当之无愧。
二是当时有个叫吕才的人，对玄奘的学术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他的佛法不权威，甚至提出了四十多条论据说明佛法里自相矛盾的地方，还专门出书来说这件事。最后高宗得知了两人的敌对关系，下令他们在当时玄奘所在的慈恩寺当面辩论。很多后来研究者都觉得，虽然在有关记载里写的是吕才败退，但实际情况未必是这样。
历史书里的玄奘是一个伟大的高僧，凭一己之力，用十几年时间西去印度取经，然后又回来翻译这些经文，对中国的佛教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实际上，玄奘西域取经的难度，是远远超出普通人想象的。那可是在1400多年前，玄奘作为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儿，要从现在的西安到新疆，再穿过中亚南下印度，几乎绕了整个印度一圈，完全靠徒步，目的就是寻求最正宗的佛法，这毅力绝对超凡。
关于玄奘“俗气”的一面，还有一件事能说明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气度。钱文忠是季羡林的弟子，他在《玄奘西游记》里讲过一桩丑闻：当时印度有一位叫福生的僧人到长安，带了500多夹佛经，要在长安定居，并且以翻译经文为生。不知为什么，玄奘非常不喜欢他，处处打压这个人，最后导致福生出走长安，死在瘴气密布之地，而他带来的经文却被玄奘抢走了。不管是不是真事，可见玄奘晚年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时紧时松，使得他的身份和他的伟大背后多了更复杂的背景。有时候他为了最终目的，要顺势而为装一些庸俗。有时候他又为了坚持，要奉献一些理想的执着，对佛教的事业发展厥功至伟。
关于玄奘，我们更熟悉的形象应该是《西游记》里的唐僧，有点唯唯诺诺，是个需要徒弟保护的“老鲜肉”。
这“俗”的一面，和他坚持“真”的一面，恰好构成了一个人的立体形象，具有两面性。我们能从他身上通过真实而找到坚持理想的根据，更重要的是，我们了解到，人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脱离了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了现实，而是因为他生活在真实之中。
我观察事情时，经常会对一些伟大的人特别好奇，于是“扒门缝”去看他们的另外一面。我觉得这样会获得意外的惊喜和真实的力量。玄奘，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真实而又伟大的人。
伟大的人物，其力量来源不是虚矫，也不是文饰，更不是自我吹捧，而是来自真实生活，来自脚踏实地地观察世界、与人相处。更重要的，甚至来自他庸俗的委屈和不得不做的妥协，以及他长期的忍耐和坚守。了解了伟大的真实，我们才能相信真实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