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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确定性的不同，所以投资、资本就分成不同的投资资金、投资方法，且会投到不同的领域。
在投资中能找到的确定性越多，赢面就越大，投资成功的可能性就越高。但是在找到确定性的过程中，就是在赌各种变量因素的组合，以及赌未来你心目中的那个确定性会不会出现，这个过程跟赌博非常相似。
早期的投资，天使阶段不确定性最大，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这个人是确定的，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变量。很难去谈那些商业计划当中的具体细节，但是往往早期投资就是投人。
<b>而投资的本质，就是要在不确定性当中找确定性，做到因为相信，所以看见。</b>你看见的那个确定性跟一般人看见的确定性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一般人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因此，好的投资一定是超前的，是在投未来，是投那种别人认为不确定而你认为是确定的一个前途。
那人怎么就确定了？就是他的价值观、本性、愿景、人格，他对这个使命的理解，他对自己商业的理解，以及商业逻辑这些东西都是确定的。所以早期投资就是投靠谱的人，让靠谱的人把事做靠谱了。
可见投资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没办法以现在的情形去判断过去的选择，原因就在于当时你对未来的走向判断其实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一个心里面正确的确定性。就像马云常常说到的，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你相信未来某一个确定性，这是你自己的判断，而投资者相信的确定性不是这个，他就不会投资你，他会投另外的东西。所有的投资失误都在于，对于未来确定的东西，你认为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你偏离了事物最终出现的真实的确定性，你跑偏了。由此也能看到，投资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天使阶段过了，到了A轮以后的融资，往往更多的就是要看数据、牌照，看团队，看增长，看“护城河”和商业模式，等等。也就是说，除了人以外，要多看一点其他能确定的东西。
我相信功权和当时所有的投资者都没有想到，中国能够用自行车、电驴、电动车这些土法把物流发展起来，互联网人口也居然可以用这么快的速度增长到几亿。而且马云用支付宝又把结算的问题解决了，就这样，电商迅速发展起来。
投资的阶段越往后，确定性就越多。确定性越多，当然价钱就越贵，这也是公平的。所以投资就是依据确定性给一个公司、一个项目做估值。确定性越少的时候，估值当然就越低，确定性越大的时候，估值当然越高。
当时阿里也在融资，王功权就去跟马云谈。功权谈回来以后我就问他，电子商务在中国行不行？功权非常确定地说，不行。他说中国的电商肯定做不起来，原因有三点：第一，物流不行，中国没有物流；第二，结算存在障碍，也没有个人信用；第三，互联网人数基数太少，当时整个中国上网的人也就600万人。所以功权和马云谈了半天，最后放弃了投资。现在看来，这次放弃所导致的损失又不知道比亚信大了多少倍。
就我这么多年观察来看，大概做投资的有四种人，或者说，有四类投资者很有意思。他们在寻找确定性的时候，所找到的确定性是不一样的，获得的回报也不一样。
之后功权就专门负责我们的投资。他在美国万通的时候就和IDG合作，最多的时候，IDG在中国主要的合伙人几乎都是美国万通的同事。不久我们就遇到马云创办阿里。
第一类，是对社会规律、财富分配规律、财富转移规律、制度变迁规律、人性、历史、行业等有深刻洞见的人。他们能充分认识到在一个阶段、一种体制、一种人性下，财富转移的规律，研究的是制度变迁、财富转移的大规律和大确定性，接近于哲学研究。
卖了之后我们当时还挺高兴，反正赚了钱了。没想到，1999年亚信在美国上市，我们才发现这个股份卖得太亏了。如果不卖，这个时候至少也得一亿美金。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震动，后来才明白天使投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投资居然还有这样的算账方法，还有这样的投法，还有这样的回报方法？这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次经历。
这类人对人生有独特的看法，且他认识的规律越大，看的时间、历史越长，他的认识就越深刻，对这种必然性就越确定，所以他下手也就越重。比如说巴菲特所谓的价值投资、长期持有，他坚持最大的确定性，也就是必然性，我们称之为逻辑事物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往往投了就持有很长时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国内的高瓴资本实际上也是用这样一种投资方法。
我们当时算了一下。投了二十几万美金，如果卖掉翻一倍，就是50万，也不错。如果再投资，17块钱有点贵，而且有点不够哥们儿，怎么就出了17块钱一股呢？我们当时真的是不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但就是觉得不舒服。早些年，我们投资，又在国内帮助做协调，做支持，最后却这么贵卖给我们？所以我们非常犹豫，最后放弃了这个机会，不要了，就真的给卖了。
第二类，他们对这种大的确定性不太相信，或者说他不太研究，不太擅长，只是觉得可以参考。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行业、赛道、技术，是投资分析这套技术，以及商务条款的设计，等等。这些关注技术性的人，大多是从欧美回来的，原来在投行工作，或者曾经是职业基金管理人，他们就喜欢技术这种确定性。在技术上做到极致，在商务条款、商业判断和对未来行业的研究上做到极致。
之后亚信再融资，要我们参加，田溯宁就问我们：“每股17块钱，你买不买？如果你买得多还可以控股。”后来他又说：“你要是不愿意控股，那我们就得找别的投资人。如果老外要投资，他要控股又不想结构太复杂。你们愿不愿意把你们的股份卖出来？我们给你回收了。”
这类投资，相对来说，持有时间没有第一种长，回报有时候也不如第一种高，但是成功的概率非常大。比如像红杉等一些投资机构，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是国内投资领域其他投资者难以望其项背的投资机构。
1995年，中国还没有拨号上网，中国电信计划通过美国的斯普林特公司（Sprint）开通两条64K的专线，一条在北京，另一条在上海，这是中国最早的工作互联网。亚信科技拿到了这张订单，此后的几年里，亚信科技在国内没有可比的竞争对手。他们在国内不断攻城略地，先后承建了近千项大型互联网项目，因此被市场传颂为中国网络的主建筑师。
第三类则是靠着一些特别资源。比如说有特别牌照，有地方政府支持，或者说未来有可能把股变成债，或者是有一个兜底，等等。这种确定性是资源的确定性，也就是靠一些在商业模式上依托于某些独特的相对垄断的条件确定性来做投资，依托于跟政府的关系，依托于某些资源垄断。
那个时候，美国万通的董事长是王功权。在功权的主导下，以及美国公司的总经理刘亚东的积极推动、协调下，美国万通给亚信科技投资25万美金，大概占股8%，成为亚信科技最早的投资方。投完之后，刘亚东自己也离开了美国万通，加入了亚信，之后亚信回国成立了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这类投资往往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回报不如第一种和第二种高，有时候也会随着政府的政策变化、人员变化而无法达到预期。比如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所谓的产业基金、引导基金往往是这种投法。他们把不确定性都放在政府关系和垄断性资源以及牌照，还有兜底上，所以相对来说回报低一点，是一种相对偷懒的办法。
我们有一个经历非常有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的1993年，田溯宁、丁健在美国留学期间创办了一家网络公司，名字叫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AsiaInfo）。最开始的时候，就三五个人，有几台电脑。
当然还有第四类，就是跟风的人。有一些小基金或者管理人不太专业，技术上也不行，特别资源也没有。更没有对社会、体制、历史的深刻认识，只是跟风找关系，投机凭运气，这种投资绝大部分都成功不了。因为他没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消息是听说的，关系是脆弱的，牌照是不稳定的，技术是不全面的，而且跟被投资项目谈判也没有任何优势，所以好的项目也到不了他手里。市场上我们能看到的，很多都是这类人。
之前我们曾说，如果我们把市场经济的竞争比作奥运会的一个赛场，要想达到比赛的要求，就必须得有一套管理规则，才能从业余选手逐渐演变成职业选手。这是从创业者的角度出发。现在，我们再通过曾经参与投资的经历，看一下投资这件事的本质。
所以，投资的输赢就是按照这个规律来变化的。在不确定中找到一个确定，找到一个别人不相信而你相信的独一无二的确定。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或者是第二类，我们能够对某一个行业有绝对深刻的研究，全面、精确的计算，还有很好的商务结构安排，以及商业模式的确定、赛道上的优先。否则，像是第三、四类，我认为成功率非常低。这就是我看到的，在投资当中有趣、有规律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