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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指出私心能促进公益：“请把我所要的给我，你也会得到你所要的。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助，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没有理由认为这个机制不适用于公共事务。事实上，人们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要求特别高，对其丑闻也特别关心，就说明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一样，也存在加倍的惩罚机制。政治会出问题，市场也会出问题，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惩罚机制，那么长期而言，那些顺应民意而产生的公共经济政策，就应该跟顺应消费者而产生的商品一样，是优质和与民意相符的。这是“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即民意是理性的，汇总民意的机制也是好的，产生的政策也是好的。
<b>二、市场结果与民意结果的分歧</b>
<b>五、“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b>
然而，当经济学家们把他们的视野，从生产和销售等属于个人选择的领域，伸延到政府职能和经济政策等公共选择的领域时，理性人假定给他们带来了很大麻烦。在消除这些麻烦的过程中，他们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理性人假定的内涵。
威特曼的理论令传统公共选择学者非常不安，因为他们一下子被逼到了“三难”境地。他们既不愿意擅自改动理性人假设，把人说成是不理智的，又无法接受那些他们一直视为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把他们说成是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而他们也无法反驳威特曼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所作的辩护。
人们总想随心所欲，但因为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所以才不得不尽量保持理性。这正是阿尔钦（Armen Alchian）在1950年的《莫测、进化和经济理论》一文的深刻主题：不管人的主观上是否有意识地追求最大化，客观上只有那些成功地达到了最大化的人或集体才能在竞争中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