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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不久，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在1997年出版的《民主和决策》中，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和罗马斯基（Loren Lo-masky）另辟蹊径，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的动机的理解。
事实上，除了“信息不完备”和“约束条件变化”外，人们还会处于不够理性的状态。这是因为，保持理性往往是件伤神甚至是痛苦的事情。若无必要，就不操心。我们会为了几十块钱的差价在不同的商店之间奔波；但银河系的历史究竟是150亿年还是200亿年，则罕见有人操心。
过去，公共选择学者们把人们对公共政策表达意见的行为，理解为一种投资行为，即人们之所以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是想以自己的言论来改变公共政策，从而使自己将来得到某种好处。现在，布伦南和罗马斯基反其道而行，认为人们对公共政策表达意见，是“着眼于当前的精神上的消费行为”，而不是“着眼于未来的实物上的投资行为”。人们通过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显现自己的品德，达到标榜的作用。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够了，这就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至于以后在实物或金钱上能有多少实惠，那不在斤斤计较的范围内。
确实经常有人怀疑理性人假定，但那往往是因为理解不透的缘故。比如，人们常说人会犯错误。但“理性人假定”其实从不否认这一点。相反，这个假定本身就考虑了“信息不完善”和“约束条件变化”这两个因素。也就是说，只要有某些信息是在决策后才被披露出来的，只要约束条件在决策前后发生了变化，那么人就会犯错误。
进一步，卡普兰（Bryan Caplan）在2007年出版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中通过实证数据证明，大部分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都与职业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显著的差距。无论这些人具备哪一种特质，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组别的贫富、性别、种族或党派，他们都与职业经济学家的思维保持显著的距离。只有教育程度的提高，能让人们的想法与经济学家的想法比较接近。但尽管如此，差别仍然是显著的。这是说，经济学家是一群独特的人，而只有接受经济学训练，才能使一个人具有经济学家的思维特点。
我们知道，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即人们能在（1）信息不完备和（2）约束条件的变动下，作出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这个假定雷打不动。即是说，不管在生活中观察到什么解释不通的现象，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打这个假定的主意，不说人是蠢的所以才做了蠢事，而是尽量接受这个假定，并由此出发去寻找与（1）和（2）有关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