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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在公司里受到了恩格尔和其他人的批评，说他在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谈判中被朱利安尼和贝尔德击得一败涂地，对此他非常郁闷，因此，这次同证券交易委员会谈判时，他组织了一支新的团队。他把柯宁和弗莱明撤换了，因为这两人让证券交易委员会非常恼火，林奇坦率地承认他“讨厌这两个人”。约瑟夫让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另外一名合伙人杰拉尔德・坦嫩鲍姆参与进来。他还把约翰・索特也加了进来，他是公司金融部的管理人员，温文尔雅，为人谦逊，并且和米尔肯的违法活动毫无牵连。不幸的是，约瑟夫把利昂・布莱克也放到了谈判小组，没多久布莱克就激起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们的新一轮愤怒。
考古茨回答说：“基金经理们都得到了认证股权，迈克尔的孩子们也有认证股权。”
1989年1月，当德崇公司的谈判小组抵达华盛顿时，林奇、斯图克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其他人员都期待着他们最后会以恳求者的姿态出现，寻求怜悯。毕竟这家公司刚刚承认了六项重罪，并且同意缴纳证券法颁布以来最高额的罚金。谈判一开始，林奇就明确地表明，只有德崇公司承认违法活动，否则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然而，布莱克用他惯有的鼻音声称：“我不知道德崇公司有什么问题。”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全都目瞪口呆。布莱克又反复说他没有看到公司违法的任何证据，他还补充说，在达成协议之前，“我们”需要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更多的证据。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看来，这真是傲慢自大。
约瑟夫问道：“为什么呢？”
布莱克的姿态不仅激怒了执法处的人员，也激怒了委员们。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以牙还牙，对该公司实施重罚，除了其他要求之外，它还特别提出：将米尔肯和洛厄尔开除，德崇公司禁止从事垃圾债券承销业务两年，关闭公司比弗利山分部，该业务部门搬回纽约——这个要求使布莱克怒不可遏。对林奇来说，除了开除米尔肯之外，他本来对其他要求并不在乎，他只是把它们当作谈判的筹码。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委员们现在怒火中烧，他们较真起来，拒绝在这些要求上做出任何让步。
考古茨压低声音说：“有一个合伙公司，我想你可能不知道。”约瑟夫看着他，一脸困惑。考古茨补充说：“你不会喜欢这件事的。”
布莱克继续嚣张地负隅顽抗，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他的目的就是破坏达成协议，这样就可以导致该公司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达成的认罪协议无效。但是约瑟夫不敢肯定，他认为这是布莱克一贯采取的谈判风格，就是尽可能地冒犯攻击谈判对手。但是，在谈判即将破裂时，约瑟夫到华盛顿去见林奇。
在11月初的一天，在德崇公司位于纽约的办公楼里，考古茨遇到了约瑟夫，当时约瑟夫正急着去上洗手间。考古茨对约瑟夫说想和他说句话，约瑟夫示意考古茨跟他走。
约瑟夫现在是最为理智的时候。他厌倦了所有这些对抗，想让公司摆脱噩梦的纠缠。他开口说道：“加里，你要老实告诉我，你们是想把德崇公司搞垮吗？或者你们想重建新的监管标准——可以为整个行业树立一个标本？因为，如果你们决心把我们搞垮的话，我们就不会和鲁迪・朱利安尼达成协议了。我们就会接受RICO法案起诉，随便怎么着都行。但是，如果你们想树立一个监管标本，那也是我们的目标。因此，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布斯基同政府达成协议的消息公布之后，考古茨同意让纽约的刑事律师迈克尔・阿姆斯特朗做他的代理人，而此人也是洛厄尔的律师。但是，像穆尔塔什和达尔一样，考古茨也很担心他代表几个不同的当事人，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洛厄尔的利益肯定要优先于考古茨的利益，因为他的利益和米尔肯的密切相关。1988年初的一天，当阿姆斯特朗拿来一份宣誓书让他签名时，他的忧虑更是增加了。这份宣誓书是要证明洛厄尔是无罪的，里面内容是根据考古茨所做的事实陈述。考古茨仔细读了读，发现只有一个问题：这些事实都不是真的。他生气地拒绝签字，并开始寻找新的律师。最后，他在洛杉矶聘请了两位律师，汤姆・波拉克和泰德・米勒。1988年9月，考古茨提交了一份宣誓书。
林奇回答说：“后者，我们不想把你们从这个行业赶出去，我们不想再进一步惩罚你们。”约瑟夫同意将布莱克从谈判小组中撤出去，并加紧努力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林奇和约瑟夫之间的关系现在看起来非常和谐，非常具有建设性，每个人都在想，如果在两年前他们第一次谈判时就采取这种姿态，整个事情的发展可能就会完全不同，但是在那次谈判时，他们相互指责攻击导致谈判不欢而散。
考古茨在1984年加入了米尔肯的内部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的名字被重新命名为维克托・考古茨・桑德勒律师事务所。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律师事务所。德崇公司、米尔肯和他的家人都是该事务所最主要的客户，并且事务所的办公室也在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办公楼的三层，而这栋办公楼的所有者又是米尔肯兄弟。考古茨本来希望从事风险投资和避税的业务，但是最后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却是替洛厄尔・米尔肯监管合伙公司的所有活动。
在林奇和约瑟夫和谐新关系的帮助下，布莱克也退出了，谈判在心平气和中不断发展。索特和坦嫩鲍姆设法让林奇和他的同事们相信德崇公司的内部情况已经动荡不安，对米尔肯的任何惩罚都可能摧毁公司员工支持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的脆弱基础。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意做出让步，放弃了要求比弗利山分部迁回纽约的条件，也不再禁止该公司从事垃圾债券的承销业务。然而，在米尔肯兄弟的命运上面，他们绝不手软：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协议之前，他们必须离开公司。在这个问题上，约瑟夫有权自己处理。他认识到，到了该把这个消息告诉米尔肯的时候了。当董事会对认罪协议进行表决之后，约瑟夫给比弗利山的米尔肯打了个电话。
KKR公司在收购成功后，向德崇公司发放了认股权证，以激励该公司的客户购买斯托勒公司的垃圾债券。这些认股权证被转交给了米尔肯，然而，考古茨却发现，它们并没有落到德崇公司的客户手中，而是最后到了麦克弗森合伙公司。该公司的合伙人似乎就有米尔肯和他的家庭成员，甚至更让人忧虑的是，许多共同基金经理也是受益人。既然现在KKR公司已经将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有线电视台出售，并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这些认证股权也可以变现了，所得的收益应该分发给参与者。考古茨感到非常不安。麦克弗森合伙公司的付款看起来很像是米尔肯在做自我交易，或者更糟糕的，像是向基金经理们行贿。
米尔肯一拿起电话，就向约瑟夫诉苦，说他现在过得非常艰辛，他的孩子们在学校遭人殴打，还被人耻笑，说他们有个罪犯爸爸。在这个时候，约瑟夫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米尔肯，他说：“迈克尔，我知道你有很多忧虑。”但是，接着他就说到了关键的问题，他说：“在我看来，你最好自己辞职，不要等着被解雇。不过，这还要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当年的秋天，克雷格・考古茨在比弗利山他和理查德・桑德勒共用的办公室里处理米尔肯领导的合伙公司的分红工作。其中，他尤其担心麦克弗森合伙公司（MacPherson Partners）。米尔肯成立这个合伙公司是为了控制认股权证，然后来购买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这是该公司杠杆收购交易的一部分。而该公司的杠杆收购交易曾经让西格尔、弗里曼、KKR公司、米尔肯和德崇公司收益颇丰。
米尔肯似乎非常震惊，尽管他的离职很显然是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的一个条件。他柔和地说：“我想我会永远在这里工作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伤感。但是，他同意和洛厄尔去休假，最后辞职，不用麻烦约瑟夫来解雇他们。他们同意让律师们来商议具体的细节，然后，他们挂断了电话。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
柯宁愤愤地想，如果是这样的话，米尔肯的律师们知道的情况比他们和公司的律师们所分享的信息要多，这就违背了他们所签订的联合辩护协定。柯宁和弗莱明坚持要同利曼和弗鲁门鲍姆见面谈谈。他们每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就被漫不经心地搪塞过去，称这些是“毫无意义”“没有什么危害”“是有利的”“我们都料想到了”，或者说米尔肯对此一无所知。关于寄存费用，弗鲁门鲍姆坚持说：“那只是一种记账方式。”柯宁怒火中烧，气愤不已，他立即中断了会面，以免忍不住发火。
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改变和新的紧迫感。朱利安尼马上就要离开了，他想把弗里曼和米尔肯的案子处理完。他对贝尔德说，弗里曼的案子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他感到非常沮丧。弗里曼的律师们在紧逼着政府达成协议，提出的条件是政府放弃刑事指控，只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中体现相关的指控。朱利安尼提醒布鲁斯・贝尔德，说他会认真考虑这个提议。在弗里曼一案上的损失同米尔肯的判罪相比，得远远大于失。
“我们都料想到了。”弗鲁门鲍姆重复说。
卡图希罗、卡罗尔和其他负责此案的检察官们疑虑重重。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案子还没有进行审判，如果政府在弗里曼一案上取得成功，很有可能会迫使里甘、纽伯格和其他的被告屈服并最终合作。那就意味着借助弗里曼一案寻求突破的一切可能全都消失。但是，在米尔肯的案子上，卡罗尔同意再和米尔肯的阵营进行接触，尽管他们仍然在公开对抗。卡罗尔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利特联系了一下，并开始进行初步的协商。在协商中，利曼也参与进来，这让卡罗尔备受鼓舞。这就意味着，米尔肯在认真考虑谈判的问题，这对他来说，可能还是第一次。
“那寄存费用呢？原始文件呢？”
但是，谈判陷入了僵局，因为米尔肯坚持要给洛厄尔豁免，并把这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朱利安尼极其失望。他急于在离职前抓紧时间解决这个案子，这样会增加他的声望。米尔肯没有被定罪，弗里曼的案子就不能再考虑妥协解决。朱利安尼在1989年1月末从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离职，随后立即就受到了米尔肯公关人员的攻击，指责他处理米尔肯案子的方式。随着米尔肯公关活动的展开，这几起案子成了朱利安尼许多办案记录中遭到恶意炒作的污点。
柯宁给弗鲁门鲍姆打电话，向他通报了最新的情况。弗鲁门鲍姆沾沾自喜地回答说：“我们都料想到了。”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担忧。
米尔肯和政府谈判的消息被泄露给了《华尔街日报》，而米尔肯的律师们还继续向约瑟夫和柯宁说没有进行什么谈判。米尔肯的律师们发表了一个声明：“检察官们和辩护律师们的讨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都是常规的活动，尤其是司法部已经批准了（以RICO法案）提起指控。在本案中，检察官们同我们进行联系，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被我们拒绝了。现在，我们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之间没有任何讨论。米尔肯先生和他的律师正在为辩护做准备。如果米尔肯先生被起诉了，他将不会认罪，并全力为自己辩护。”
第二天早上，当德崇公司的律师们就录音带的事情要求米尔肯做出解释时，他的律师们坚持说米尔肯对纽伯格的活动一无所知，纽伯格因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案子而受到起诉，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另外，他们还向约瑟夫保证，政府所得到的可以支持布斯基关于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证据文件是“重新做出来的”，在法庭上可以轻松被认定无效。当政府邀请约瑟夫去看看这些文件资料时，他吃惊地发现，那些文件全都是原始文件，是穆拉迪恩保存的记录。更为糟糕的是，文件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各种计算，而这种计算只有在寄存交易中才会出现。
但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临时检察官贝尼托・罗马诺就职后，米尔肯的律师们几乎立即就恢复了认罪协议的谈判，以测试这位新负责人的决心。罗马诺以前是朱利安尼的助理，后来做了私人律师，此次是应朱利安尼之请出任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双方对达成认罪协议的期望非常强烈，对检察官们来说，尽管他们对米尔肯一案很有信心，但是经过长达两年半的调查，他们已筋疲力尽了，而且，此案还要面临漫长而又复杂的审判。这种复杂的金融诈骗案以前还从未在大陪审团面前审判过。对米尔肯来说，如果他打算认罪的话，很显然，在被起诉之前认罪对他最为有利，这样可以避免将整个案情全部公开。卡罗尔再次给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利特打电话，开始进行谈判。
录音带还引发了对米尔肯的新的怀疑。通过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米尔肯一直坚持说对他的唯一指控人就是布斯基，而布斯基是个大骗子，他可以轻松驳倒他。然而，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交易和布斯基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