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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穆赫伦决定不能再等布斯基给他打电话了，他给布斯基打了过去。他说：“我听到你的律师所说的事，不过，如果你的孩子们需要受托人，那就是现在，我很乐意提供帮助。”
莱文还坦白了西克拉的情况，并且说当自己听到西克拉也在罗伊银行开了一个账户时，简直就要气疯了。他供述了那天晚上他到拉扎德兄弟公司偷窃资料的事情，以及他和威尔吉斯如何在《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上编造故事搅乱股市。莱文说索克洛夫还在高盛公司发展了一个线人——名叫“戈尔迪”，他认为此人不在并购部工作，而是在抵押贷款部工作。不过，莱文从来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布斯基说：“你是不会想和诉讼扯上关系的，这很烦人。”他的话听起来很冷淡，还有点儿超然，“你应该退出。”
卡伯里开始问威尔吉斯的情况，莱文似乎毫无隐瞒，从他们在花旗银行第一次见面开始，一五一十地坦白了。卡伯里很高兴，莱文没有企图减轻自己的罪责：他坦白承认是自己引诱威尔吉斯参与内幕交易的，还说也是他把索克洛夫和赖克拉进来的。莱文说，他的“第六感”非常准，能够知道谁会合作。莱文还主动坦白说，赖克拒绝接受他的钱，并且赖克在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就退出了，这给卡伯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人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而迫切夸大其他人的罪责，卡伯里最不喜欢这种人，莱文这样做还是让他非常满意的。
穆赫伦感觉被欺骗了，但是他仍然愿意提供帮助。他说：“这时候是你最艰难的时刻，你需要精神上的帮助，你需要支持。”
卡伯里不仅没有咄咄逼人地威胁莱文，相反还尽量安慰他，消除他对这些政府官员的疑虑。他坚持遵守一定的礼节，总是称他为“莱文先生”，并强调他是在努力帮助莱文。如果他把真相全都说出来的话，卡伯里说，他就会在定刑时影响法官的。
“谢谢，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布斯基说，听起来他急于结束通话。最后穆赫伦生气了。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穆赫伦说着，而且渐渐提高了声音，“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对这个行业以及这个行业里的每个人所犯的错误。这永远也无法补救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你怎么能呢？”
现在，该轮到莱文遵照协议进行坦白了。当他在弗鲁门鲍姆的陪同下来到圣安德鲁斯广场时，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等待他了，这些人包括：负责此案的邮政稽查官罗伯特・帕斯卡尔、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卡伯里和杜南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索南萨尔和王律师。
布斯基无动于衷地说：“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行业，而且里面还有许多灰色地带。”
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不久也谈成了，莱文的律师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员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电话协商和会谈，主要是弗鲁门鲍姆和斯图克，他们俩是法学院的同学。最后的协议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收莱文的大部分资产，只给他保留了公园大道上的公寓和宝马车，而不是法拉利跑车，他在花旗银行账户上的钱也被解冻了。莱文一直都坚持他必须有些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认为，这些钱大部分都会用来支付法律费用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是否有效，要根据莱文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合作的情况而定。林奇期望获得消息圈中四个成员的身份，其他的就不抱什么希望了。至于那个更重要的人物，现在仍然是模糊不清。
穆赫伦愤怒地回答说：“一派胡言！”
卡伯里一听到那条“大鱼”是一个著名的套利人，他就明白此人很有可能就是伊万・布斯基，因为在莱文的袖珍日历中，有好多页都写着他的名字。
在布斯基的消息公布之后的那个星期引起了媒体的巨大轰动，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对此有所准备。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查尔斯・卡伯里被记者们缠住了。两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试图冲过门卫的阻拦闯进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当卡伯里拒绝回答《纽约邮报》记者的提问时，这位记者甚至威胁说“要把你搞臭”。卡伯里回答说：“那你就搞呗。”
不到一个小时后，卡伯里和利曼基本上达成了一致。他们来到朱利安尼的办公室，利曼答应将提供莱文同伙的名字和“一个著名的套利人”。他们最终达成了协议，但是利曼现在还不会透露这些人的名字，也不会提供莱文的实际合作，直到他肯定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和他达成协议才行。
那个星期六的午夜时分，卡伯里仍然在看电视，近来，他一直受到失眠的困扰。他看到林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谈论布斯基的案子。最近，到处都是布斯基的面孔，《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各大报纸的版面上、电视里，甚至在午夜新闻里也能看到，就好像蓬勃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的阴暗面最终被“布斯基化”了。
卡伯里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他对第五个人没有太多的好奇，并且他对讨价还价不感兴趣，而是宁愿把意图直接说出来。他向利曼和弗鲁门鲍姆提供了莱文的四项罪名：一项内幕交易证券欺诈罪、一项伪证罪、两项偷税漏税罪。作为交换，他期望莱文全力合作。他感到，他几乎没有放弃什么。根据这四项罪名，刑期最长可达到20年。即使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内幕交易案，无论涉及多少罪名，也没有人被判过这么长时间。合作对莱文很有益，这可以让他获得宽大处理。
但是，让政府律师们沮丧的是，媒体对他们抓捕布斯基的报道几乎没有称赞的，而是抨击他们对布斯基的处罚力度不够。由于要求采访的电话太多，而且又缺乏公关人员，卡伯里和林奇决定只接受少数记者的采访，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声音不能得到广泛的报道。
利曼指出，这四个人都直接参与了泄密和分享利润，不过莱文不知道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利曼表示其中还有一条“大鱼”，这对政府可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他不能保证莱文的证词会使他定罪。
事情继续升级。11月17日，星期一，《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称德崇公司、米尔肯、伊坎、波斯纳和杰弗里斯收到了传票。第二天，该报又刊登了一篇震动华尔街的新闻，说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下令对德崇公司进行调查，报道中还指出了被证券交易委员会定为调查目标的12家公司的名字。一天后，该报又报道说德崇公司还是联邦大陪审团刑事调查的目标。
佩德威兹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人，名叫罗伯特・威尔吉斯，是丹尼斯・莱文的好朋友，丹尼斯总是给他打电话。如果发生了泄密，那他可能就是嫌疑最大的。”
在布斯基的消息公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也就是星期一，股市立即下跌了13个点。德崇公司和米尔肯则是另一回事。交易商们都知道，同布斯基被逐出证券业相比，更大的威胁来自对米尔肯造钱机器的任何威胁。星期二，当《华尔街日报》披露德崇公司成为被调查目标之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43个点。那些传言将被收购的公司的股票更是猛跌，垃圾债券的价格也开始跳水。德崇公司的一些客户从一些悬而未决的交易中退出。罗纳德・佩雷尔曼突然放弃了由德崇公司支持的对吉列公司的恶意收购，激发了市场的进一步骚动和焦虑。谣言四起，最为流行的一个就是“米尔肯已经辞职”的消息，这个消息在证券交易所几乎每个小时都会引起一阵骚动。
卡伯里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莱文的交易模式暗示，莱文肯定在其他投资银行还有线人。《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莱文交易的分析文章，文章披露莱文的这些交易大都和拉扎德兄弟公司以及高盛公司有关。卡伯里甚至认为他知道其中一名同谋者的名字。他接到了劳伦斯・佩德威兹打来的电话，这是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曾经是检察官办公室刑事处的主任，还是拉扎德兄弟公司的法律顾问。
套利人，尤其是负债率很高、大量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人，更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全都谴责政府，理由是政府允许布斯基在消息公布之前抛售股票变现，这是在帮助布斯基进行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内幕交易。这种观点像野火一样，迅速在联系密切的套利人圈子中流传开来。
周六，利曼和弗鲁门鲍姆来了，卡伯里在六层的接待区和他们见了面。利曼说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的话，莱文就会招供。他说莱文有些内幕消息很值得协商：四位年轻投资银行家的身份，这些人也都直接参与了内幕交易，另外，还有“一条大鱼”。
他们开始四处打电话，向记者和其他感兴趣的人宣传这个理论。这些散播消息的人包括套利人桑迪・路易斯和罗伯特・弗里曼。桑迪・路易斯曾经一直渴望看到布斯基垮台。罗伯特・弗里曼是高盛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布斯基告诉检察官他怀疑弗里曼也在从事内幕交易之后，弗里曼也收到了传票。
第二天，利曼给卡伯里打电话，说他想在办公室里和卡伯里见个面，他认为这个时间见面不会引人注意的。卡伯里一点儿也不奇怪，他认为利曼会和他进行协商，为莱文达成一项认罪协议。卡伯里认为，仅仅因为逃税和作伪证莱文就“死定”了，更不要说内幕交易了。
最后，这些套利人得到了复仇的机会。11月21日，星期五，也就是布斯基的消息被公布之后一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华尔街谴责证交会的行为——据说证交会让布斯基事先抛售股票。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来说，这篇报道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联邦法官理查德・欧文很快就驳斥了利曼的辩论，他说：“这是很清楚的，做决定的人和那些读着13D表或者《华尔街日报》的人有着很大差异。”他赞成冻结莱文的资产，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第一场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这篇报道开篇写道：“华尔街昨天愤怒地表示，证券交易委员会允许股票投机者伊万・F.布斯基在它宣布引发股价猛跌的布斯基受到内幕交易指控的消息之前，抛售4亿多美元的收购目标公司的股票。”报道继续写道：“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的首席股票交易员戴维・诺兰说：‘证券交易委员会无意之中帮助布斯基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内幕交易。’”但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并不知道，诺兰也在从事内幕交易，并且不久也被调查。报道继续写道：“证券交易委员会意识到布斯基的交易在华尔街引发了骚动，但是它表示不会对此事发表评论……”
“关于这些公司的信息几乎就是铺天盖地，到处都有。”利曼坚持说。莱文一直沉默不语。
这篇报道迅速被全美各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转载，林奇、斯图克和他们的同事都很震惊。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现在，根据事后的情况，他们意识到当时应该想到。他们允许布斯基提前出售股票只是为了促进市场的稳定，并确保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得到1亿美元的罚款。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会被解释为帮助布斯基进行内幕交易，而这又正是他打算认罪，接受证券交易委员指控的罪名。
这是斯图克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场辩论，他煞费苦心地把这起案子进行了归纳总结，把莱文的内幕交易案分成9种模式详细进行了说明。利曼抱怨“新闻界对此案的炒作”。他几乎没有提供什么证据，只有一些关于莱文交易的那些公司的陈旧资料。多数资料都是莱文为罗伊银行提供的虚假文件。
同时，德崇公司和它的同情者也在传播一种观点：布斯基是华尔街的叛徒，他充当政府的线人，设计陷害同人。他们聘请了一位名叫朱尔斯・克罗尔的私家侦探，到处搜集对布斯基不利的信息。他们把布斯基描述成一个不能相信的骗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比政府认为的还要坏。
5月22日，星期四，纽约联邦法庭准备最后向莱文摊牌。林奇在华盛顿指挥，没有参加庭审，他的副手约翰・斯图克出庭辩论。这是一次很关键的听证会，如果法官解除了对莱文资产的冻结令，他很容易就能拿出钱来，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大战，可能会就此逃脱。
11月24日，星期一，正当政府的律师们还在为上星期五《华盛顿邮报》上的那篇报道而烦恼时，《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普里西拉・安・史密斯和比阿特丽斯・加西亚写的文章。他们计算得出，布斯基的实际非法收入高达2.03亿美元，这还是仅仅根据丹尼斯・莱文所提供的内幕消息而得出的，这意味着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他的处罚不够。文章写道：“这次披露似乎可能激发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进一步批评。证券交易委员会之前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谴责，因为它允许布斯基在11月14日认罪的消息公布之前秘密出售4.4亿美元的股票，从而筹集1亿美元的罚款。”
林奇命令道：“你别管这事！”他不会给莱文任何宽限的，反而要继续给莱文施加压力。
这个数字是不公平的，因为布斯基的大部分利润都分给了投资人。作为布斯基非法收益的无意受益人，这些投资人是不会被逼迫交出这些钱的。布斯基在这些收益中所占的份额很小，当时，他的总资产不到2亿美元，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把这个情况指出来。然而，这篇文章继续写道：“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位女发言人在上周末的电话采访中一直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因此，布斯基的实际非法收益远远多于罚款的观点被其他许多媒体转载了，并逐渐流行起来。而且，公众对布斯基非法收益的估计也越来越高，很快就攀升到了3亿美元。
“我要做正确的事情。”林奇冷冰冰地说。更糟糕的是，林奇很快就接到了伊拉・索尔金的电话，索尔金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纽约地区执法处的主任，也是利曼的老熟人。索尔金说：“利曼很不高兴，他还不了解你。”他说话的语气好像这是林奇错了一样。林奇非常愤怒，利曼竟然想通过索尔金给他施加压力。
为了继续把公众的注意力从自身转到政府身上，德崇公司不断制造舆论，声称政府的律师不当地向媒体，尤其是《华尔街日报》泄露不利的消息。但是，它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
林奇的怒火直往上冲。他从来没有和利曼见过面，但是利曼摆出这种高高在上、给人恩赐的态度，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连续不断的负面报道很快就引发了一片更加严厉的批评之声，多数都是直接针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纽约的国会议员查尔斯・舒默也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大加斥责。众议院监督与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做出解释，并举行公开听证会。他甚至要求布赖恩・坎贝尔作证，此人曾经是美林公司负责罗伊银行交易的经纪人。丁格尔称誉坎贝尔是一个“26岁的天才人物”，竟然能够“破译莱文先生的内幕交易密码，并且搭顺风车做了20多起交易”，而与此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尽管拥有各种最先进的技术……竟然毫无察觉”。林奇非常恼火，坎贝尔自己也是一个嫌疑犯，竟然会受到称赞，并且是在证券交易委员会遭到指责的前提下。政府工作人员宝贵的时间没有用到调查活动上，却被用在应对国会的质询上。
利曼猛烈地反驳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你这样做可是很不明智啊。”
更为糟糕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内部也失去了信心。沙德曾经把宣布布斯基认罪协议的新闻发布会看作他职业生涯的顶峰，现在却被负面的报道搞得心力交瘁。他似乎想责怪林奇。林奇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拖延批准他进行额外传讯的要求，而额外传讯对继续调查至关重要。他感到他有权力被削弱的危险。
5月21日，也就是在法庭庭审前一天，林奇第一次接到了阿瑟・利曼打来的电话。利曼要求将庭审推迟10天，并且暗示愿意和他们进行谈判。林奇直言不讳地拒绝了。利曼似乎非常吃惊，考虑到他是全国著名的出庭辩护律师之一，很显然他期盼着得到肯定的回答。
11月24日，也就是《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称布斯基的非法收益远远高于罚款的那一天，林奇召集士气低落的下属到会议室开会，试图给他们打打气。这并不容易。他把这种状况比作发现“沙克（Salk）”疫苗。当时，沙克也受到了种种批评，因为他在试验中杀死了许多猴子。林奇自己的情绪也很低落，晚上睡不好觉，他甚至还考虑过辞职的问题。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试图通过当面和书面的形式讯问莱文。但是莱文的律师指导他搬出《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可能导致他有罪的问题。法庭命令莱文陈述自己的财务状况，包括多年来他从罗伊银行提取的190万美元现金，莱文也拒绝执行。证券交易委员会还传讯了莱文的妻子、父亲和哥哥，据称有几次是他们陪同莱文去的巴哈马。奇怪的是，莱文的家人也都搬出了《第五修正案》。当律师们问莱文父亲菲利普・莱文他妻子婚前的姓氏时，他甚至也用《第五修正案》拒绝了——最后查明是戴蒙德，就是莱文在罗伊银行使用的化名。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怀疑他们都在隐瞒什么。
但是，他也担心辞职后，没有人能继续把案子接过去，调查会半途而废。他知道，犯罪分子罪行严重，非法收益惊人，而且大部分活动都还在继续，他不能坐视不管，任其猖獗。因此，他下定决心，振作起来。他提醒手下的人，很有可能还会有许多负面的报道。这将是一场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攻坚战，而现在才刚刚拉开帷幕。
弗鲁门鲍姆的挑战激发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的斗志。他们在庭审之前四处奔波，先后到莱文工作过的所罗门美邦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和德崇公司调查取证，获取莱文接触内幕消息的证据。他们搜集和分析了罗伊银行的交易记录，甚至聘请了一位笔迹鉴定专家，以确认莱文在所罗门美邦公司求职申请书上的笔迹和罗伊银行取款条上的完全一致。
他对他们说：“我们正在从事的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所能遇到的最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一直战斗到底。”
丹尼斯・莱文的1,000万美元存款并未完全被政府控制。5月12日发布的资产冻结令只是暂时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必须在两星期之内拿出确凿证据，证明莱文有罪，并从联邦法院的庭审中获得初步禁令。冻结资产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莱文采取的最主要的手段，这可以阻止他继续过奢侈的生活，让他顶多可以过一种普通的生活，甚至让他支付律师费都很困难。他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聘请的律师立即开始攻击这项冻结令，为莱文争取到了动用花旗银行个人账户上30万美元的权利，用来支付个人消费和律师费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利曼的搭档马丁・弗鲁门鲍姆以不屈不挠、英勇好斗而著称，他对法庭说：“政府没有初步确凿的证据，政府手里什么都没有，因此，政府很难在周四的庭审上拿出足够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