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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赫伦也对自己在套利和交易行业的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感到十分高兴。他喜欢与套利人斗争,认为多数套利人都很胖,并且很懒惰,他还常常夸口说,“可以把他们当午餐来吃掉”。他最喜欢的小把戏,就是在大的市场决定即将宣布之前半个小时大量买进或者卖出,比如反托拉斯法庭判决同意或者撤销合并案之前。实际上,穆赫伦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这种突然结果常常和他的判断一致,因此许多人都认为他事先获得了消息。许多套利人对此都很佩服,尤其是布斯基,他会在电话中屏住呼吸问道:“你发现了什么?你知道了什么?”
西格尔受到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聘请,组织应对措施。
他沉湎于金钱游戏的快乐中。他慷慨解囊,捐钱给他的母校罗诺克大学、当地的慈善机构和其他向他提出请求的慈善机构。他制定了一条原则:如果有人要他捐助,他就捐助,不会问任何问题。穆赫伦和妻子收养了5个孩子,其中3个有学习障碍。他买下了一个海边的度假别墅,并在弗吉尼亚州的山区购买了6,000英亩的农场,放养了一大群北美野牛。他还在劳德戴尔堡购买了一座冬季住的房屋。有时,他会乘坐豪华的私人游艇到华尔街上下班,把船停在南街码头。他打猎、收藏古董、滑雪、玩水上摩托。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已经赚到了无数的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是多少,这些钱全由会计师和律师打理。他只是告诉他们,如果发现他花钱太快的话,就阻止他,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本迪克斯公司的出击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艾吉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和玛丽・坎宁安的办公室恋情和婚姻被公开,并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场斗争迅速变成了最不受约束、最为艰苦的兼并与反兼并战,主要是因为西格尔对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拯救战略非常大胆。在这场战斗中,西格尔被媒体和兼并圈内人士奉为天才。他的地位在并购俱乐部中不再下跌,反而开始回升。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突然之间上升到利普顿・弗洛姆收购事务推荐名单的首位。
穆赫伦转到了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Spear, Leads & Kellogg),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最大的专业公司,在股票交易和套利业务上也很活跃。该公司在曼哈顿下城百老汇一个律师俱乐部的旧址办公。穆赫伦把自己的交易桌直接摆放在了一个巨大的哥特式彩色玻璃窗户下面。
西格尔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应对技巧,现在被称为最大胆的应对战略——“帕克曼式防御”(PacMan Defense),因一种曾经非常流行的游戏(PacMan,吃豆人)而得名。在“帕克曼式防御”中,被收购目标以守为攻,试图把袭击者吞掉。这种方法实际上并不是西格尔发明的,但是在此之前,华尔街上很少有人听说过,也从来没有人在这么大规模的交易中使用过。
她惊叫道:“这房子要40万美元啊,太多了!”
西格尔警告艾吉,除非本迪克斯公司放弃收购,否则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将以牙还牙,反过来收购本迪克斯公司。
在美林公司,穆赫伦不到30岁就成了百万富翁。1980年,他在新泽西州拉姆森的高档社区买了一座维多利亚式的水边豪宅。穆赫伦的母亲说自己的儿子买房子花钱太多了。穆赫伦说:“如果你不知道我有多少钱,你怎么知道我花钱太多了呢?”
西格尔知道,为了让这个计谋发挥效用,他必须向艾吉和整个业界展示这种威胁绝不是虚张声势。
穆赫伦在新环境中也是得心应手,他总是梦想着赚大钱,并希望别人说他是靠“诚实致富”的。他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了,甚至在从康诺克获得暴利之前就已经实现了。
一天下午,西格尔正在准备反击策略,突然想起了和布斯基在哈佛俱乐部的谈话。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布斯基的帮助。一般来说,在收购交易中,因为预期的成本增加和收益流失,收购方的股价会下跌,而被收购方的股价会上升。因此,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只要一出现上升迹象,就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有异常情况发生。西格尔希望出现一些购买行动,将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和成交量推高。要使艾吉确实感到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套利者,尤其是像布斯基这样的,去恶意地大量囤积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同时,西格尔还可以为布斯基做一些事情。
对一个套利人来说,这样的交易几乎万无一失,不会损失一分钱,而布斯基的表现更是惊人。他让自己的法律顾问,法朗克律师事务所的斯蒂芬・弗雷丁率领手下的律师,组成一个团队专门研究这一收购交易中的法律问题,包括与美孚公司有关的复杂的反托拉斯问题。他不断地同穆赫伦和其他套利人通电话,密切关注着该公司股票的交易量和交易模式,发现接下来可能出现更高的报价。经过仔细分析,他充分地利用每一条信息,把刚刚成立不久的布斯基公司的全部资金投入康诺克公司的股票上,将财务杠杆率用到了极致。如果他这次算计失误,公司就可能会倒闭。不过最终结果显示,仅仅通过这项交易,布斯基的资金就翻了一倍,赚到了近4,000万美元的利润。这对布斯基和他的同事来说,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
西格尔给布斯基打电话。他清了一下嗓子,然后用神秘的口气说:“我的意见是,我们要玩次‘吃豆人’”。他们要买进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打完电话,他也担心了片刻,他不应该冒险在电话中透露这种敏感信息,如果布斯基的电话被窃听了怎么办?但是,他很快就沉浸在激动人心的战斗之中。当他看行情记录单时,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出现了瞬时大量购买的迹象,股价也正如他所期望的开始上涨。很快,华尔街和媒体就开始纷纷猜测,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即将发动反击。
1981年,杜邦公司收购了美国第9大石油公司康诺克(Conoco),收购价高达78亿美元,从此以后,公司并购的狂潮真正到来。这一交易是当时最大的并购案,参与竞争的公司多达四家——顶点石油公司(Dome Petroleum)、美孚石油公司、西格拉姆公司(Seagram Co.)和杜邦公司。这一收购需要大量的律师和投资银行家,几乎华尔街的每一家大公司都参与了进来。这对套利人来说真像做梦一样:当5月恶意收购开始时,康诺克公司的股价每股不到50美元,顶点公司的出价为65美元,随后一直猛涨。到了8月,杜邦公司最终脱颖而出时,其出价已经达到了每股98美元。
每个人都已经相信时,艾吉仍然不为所动,他拒绝退却,并且迫使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用它15亿美元的出价对发出的威胁进行弥补,这也迫使本迪克斯公司的股价涨得更高。这次竞争使得双方都元气大伤,本迪克斯公司更是千疮百孔,诱发了联合公司(Allied Corporation)和联合技术公司的收购大战,最后,联合公司胜出。如果说有胜利者的话,那就是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它虽然在财务上被严重削弱,但是最终摆脱了被收购的威胁,维护了独立性,成为胜利者。因此,西格尔得到了公司的感谢和公众的赞扬。
真正激发收购狂潮的是赚钱,通过买卖公司赚大钱。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1974~1977年的美国财政部长)在1982年购买了吉布森礼品公司(Gibson Greetings),在16个月后出售,一下子获利7,000万美元(收益为当初投资的100倍)。这一收购案成了华尔街的热点话题。突然之间,“现金流”取代了奇怪的、过时的“收益”概念,成了估价的代名词。企业狙击手开始出现,他们买下一个公司,大幅削减成本,并无情地拆分,然后将资产出售,获取暴利。除买卖公司之外,最好的职业就是投资银行家、律师或者套利人,他们在资金换手的过程中收取中介费,但是风险却要低很多。
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布斯基赚到了12万美元。以他的交易规模来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笔收益。但是,这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这种交易已经证明是毫无风险的。
与低价资产相对的,是政府税法在债务利息支付方面非常慷慨——公司的股息不减免,但是债务利息支付却全部免除。这样,用贷款购买资产就意味着可以把许多成本转移给联邦政府。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向金融市场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什么都可以。”里根政府推出了许多举措,其中之一就是司法部撤销了对IBM近10年的垄断指控。在这个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新时期,“做大”显然不再是个问题了。因此,在像石油这样已经形成寡头垄断的行业,突然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了,而在卡特政府时期,这种事连想都不要想。
当西格尔在年底给布斯基打电话,要求支付15万美元的“分红”时,布斯基立即同意了。西格尔计算了一下,他每年的生活开支,包括孩子的保姆费、管家费等,大概为8.5万美元。在本迪克斯公司一案之后,西格尔没有再给布斯基任何内幕消息,他也不知道布斯基在本迪克斯公司的股票上赚了多少钱。但是,他认为他当年的贡献,包括他给布斯基的合法建议,大概价值15万美元。他感觉这好像是在同德农西奥商量自己的奖金一样。
在这次狂潮中,人们疯狂购买现有的公司,而不是创建新公司。对此,许多人从经济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但是还有可能是金融和心理的原因。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投资者都在关注公司的收益和相应的价格与收益比(市盈率),并把它作为衡量公司价值的尺度。由于越战和欧佩克(OPEC)的原因,通货膨胀率很高,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税率居高不下,利率也不断增加,公司的利润越来越少。因此,股价一直很低,而通货膨胀却把公司收益性资产的价值推到了很高的水平。
布斯基问道:“你想以什么方式给你?”
然而,不久之后,25万美元对布斯基和穆赫伦似乎都微不足道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股收购狂潮即将来临,这股狂潮将给他们带来做梦都想不到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