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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知,米尔肯仍然保留了巨额的财富,这些财富仍然可以使他跻身美国最富有的人之列,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然而,还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米尔肯的剩余资产要远远高于5亿美元。例如,他的合伙资产就极其难以估价。凯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被错综复杂的股票所有权和证券持有量搞得晕头转向,最后,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所罗门兄弟公司。在谈判中,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米尔肯企图尽可能地用合伙资产的形式支付罚金,这样他可以选择把以后升值可能性最小的资产交出去,从而保留那些升值潜力最大、前景最好的资产。因为米尔肯对那些合伙资产的价值非常熟悉,他可以操控估价过程。而且,这些合伙资产的估价是在垃圾债券市场最为低迷的时候进行的,它们的价值后来已经极大地恢复。
随后,莱文迅速成立了自己的金融顾问公司——阿达撒集团(Adasar Group),并且决心进一步引起公众的注意。1990年5月19日,他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讲述自己经历的文章,他还请人代写了一本名叫《洞彻内幕》(Inside Out)的书。
凯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其他律师们从来没有见过米尔肯家族财产的详细清单。但是,在谈判中,米尔肯的律师们向他们和负责本案的法官表示,米尔肯在缴纳了额外的5亿美元罚款之后,仍然还有大约5亿美元的个人资产。他们说,其中的2亿美元在米尔肯的账户和合伙资产中,另外的3亿美元在米尔肯妻子和孩子们的名下。在达成协议时,米尔肯同意,日后如果发现有隐瞒资产,就将被罚没。
莱文企图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但是没有成功。紧接着,他还得到一个更为理想的机会——《60分钟》节目对他安排了一次采访,正好在他的新书于九月份发行的时候。莱文一定期盼着借此机会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正面人物。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经典的电视调查节目。该节目的记者埃德・布拉德利调查了莱文新公司的运营情况,发现莱文向那些打算通过他的公司获得融资的人收取预付费,但是却没有给人提供服务。他所谓的贷款公司原来是一家位于巴拿马的骗子公司,并且,他向潜在借款人所介绍的投资银行家根本不是德崇公司的员工,而是他在刘易斯堡监狱服刑时同住一室的狱友。节目里还播放了对莱文两个客户的采访,他们声称被莱文欺骗了。当莱文在镜头前面对这些指控时,他那兴高采烈的劲头立刻消失了。
作为协议的结果,米尔肯想方设法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保密。然而,无数的线索表明,米尔肯的剩余资产仍然足以让他实现富有的梦想,即使不能让他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至少也可以让他的家族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当米尔肯出狱后,他将仍然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金融寡头。
《60分钟》节目的一位制片人后来说,还有许多其他的受害人都感觉很尴尬,因此不愿意在电视上承认他们被莱文欺骗的事。莱文又受到了一连串民事诉讼的指控。他的新书在全美的巡回签售活动也突然取消,《洞彻内幕》一书在书店销声匿迹。莱文也基本上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到那时之前,还有人发现他在四季酒店吃午饭,在滑雪胜地维尔同家人滑雪,好像内幕交易的丑闻从来没有打击过他。很显然,他也不在公园大道的公寓居住了,打到那里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只有语音提示让人拨打长岛的区号和电话号码,那是他新地址的电话交换台发出的提示。他的新家在华盛顿港,纽约郊区的一个富人区。
在许多方面,这个协议都是有史以来对个人被告处罚最高的一次,是政府的重大胜利,也是6年前丹尼斯・莱文被捕拉开帷幕的一场大战的高潮。政府从中获得的罚款和赔偿比以前任何案子中所获得的都多。然而,这个协议也留下了许多令人困扰的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米尔肯缴纳了十多亿美元的罚款之后,他到底还有多少财富?
在隆波克联邦监狱服刑的伊万・布斯基于1989年12月15日被转移到了布鲁克林的一个过渡教习所,三个半月后被释放。这样,他总共3年的刑期,只服满了两年就被释放。在狱中,他蓄着长长的白胡和齐肩的长发。在穆赫伦一案作证时,他承认在监狱中从不洗衣服,而是掏钱让他的室友给自己洗。同莱文一样,他也被认为是“背叛分子”而遭到其他人的排挤。狱友们画漫画嘲笑他,并把漫画贴到监狱的布告栏上。
最后的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也会发生不快。有一次,桑德勒把一瓶苏打水摔在了会议室的墙上,瓶子摔碎了。但是,最后协议的数字同博伊斯第一次写出来的数字非常接近。1992年3月,政府公布了这个协议。协议要求米尔肯除了缴纳6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外,还要再缴纳5亿美元的罚款,其中1.9亿美元为现金,其余的用合伙资产在三年内缴纳。米尔肯获准继续在狱中管理这些合伙资产,以使它们获得最大的价值。其他曾经在德崇公司工作的员工,包括洛厄尔・米尔肯、彼得・阿克曼、利昂・布莱克和沃伦・特雷普被处以总计3亿美元的罚款,其中对阿克曼的处罚最高。保险公司支付了1亿美元,再加上米尔肯已经赔偿的4亿美元,总数大致同博伊斯所估计的13亿美元不相上下。
自从被释放以后,布斯基似乎在竭力找寻自我。他寻找潜在的投资者,打算组建一个国外的投资有限合伙公司。然而,同穆赫伦和弗里曼不同,他们没有供出华尔街上的其他人,而布斯基因牵连到了许多人,在华尔街备受富有投资人的冷遇。
尽管米尔肯继续公开故弄玄虚,但是他的斗志已经消失。他希望从进一步起诉的威胁中摆脱出来,他想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的财富。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的实际财富,但是凯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精明地提起了一项正式的申请,要求米尔肯披露他的个人资产。1992年1月,法官对这项提议做出裁决之前,博伊斯同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另外一个合伙人马克・贝尼克会谈,他取出了一个黄色的便笺本,然后写下一组数字,加起来大概为13亿美元。博伊斯说:“我想这个数字可以达成协议。”贝尼克回答说:“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对米尔肯的罚款数目就用这种平淡、几乎是随意的方式确定了。
1991年,布斯基来到了莫斯科。当时的俄罗斯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变,布斯基声称作为俄罗人的后裔,自愿为俄罗斯提供服务,但是他却被婉言拒绝了。布斯基还告诉朋友,他正在考虑做戏剧制片人。他的儿子比利编写并制作了一部非百老汇的戏剧,名叫《堕落天使》(Fallen Angel),讲述了一个父亲去坐牢的人的故事。
因此,虽然只完成了四个人的作证,但是博伊斯和巴尔显然已经认识到米尔肯就要屈服了。在考古茨作证之后不久,博伊斯来到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同阿瑟・利曼和理查德・桑德勒商谈。博伊斯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你们承担不起这种审判的,赔偿太高了,这种行为太坏了。”这一次,米尔肯的两位律师都没有同意。
布斯基的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主要是在巴黎和蔚蓝海岸,维基利经常和他在一起。西玛・布斯基继续住在基思科山的别墅里。布斯基仍然乘坐专门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外出开会,并且在巴黎和纽约的高档餐厅用餐。他又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他重新穿上了他的标志性的黑色套装,但是在曼哈顿的市区剧院除外,在这里他常常穿着黑色T恤和牛仔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