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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德和朱利安尼反复向林奇陈述了他们的理由，此时，林奇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德崇公司坚持强调一点，就是它没有被给予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林奇对朱利安尼提出的理由进行反驳，他说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总能为它不想披露的消息获得保护法令，起诉的拖延似乎只能加强德崇公司的对抗能力，并使它不断认识到政府在此案上没有确凿的证据。林奇也被利曼激怒了，尤其是被一些间接消息搞得火冒三丈。这些消息说利曼正在游说朱利安尼阻止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控诉，并声称林奇和斯图克“太难以驾驭”了，必须加以限制。但是，林奇再次让步了，他同意再给朱利安尼和贝尔德一个月的时间。然而，这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仍然没有明显的进展，双方又开始争论起来。最后，1988年7月，林奇给朱利安尼打电话，宣布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继续调查，而不再管朱利安尼是否同意，政府的整个调查几乎就是自我毁灭。
达尔立即找到了利特，并对他说：“我没有做那些交易——是迈克尔做的。”达尔期盼着利特会对这个消息感到兴奋，因为他可以被证明无罪了。利特坚持说：“那些交易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达尔不同意，他建议让米尔肯写一份宣誓书，证明交易是他自己做的。达尔相信，一旦政府看到这份宣誓书，他们就会放弃对他的调查。如果这些交易没有问题，正如每个人所说的那样，那么米尔肯就不会有什么损失。利特似乎对达尔的要求不太热情，但是他说他会对米尔肯说这件事的。安德鲁斯就此案向理查德・桑德勒施加压力，桑德勒也坚持说这些交易没有问题。安德鲁斯反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迈克尔怎么不直接说是他做的这些交易呢？”
贝尔德不断坚持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林奇说，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活动只需要多一点时间。他和朱利安尼急于劝阻证券交易委员会，让他们不要继续深入调查。他们害怕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师团队根据司法程序发现政府的证据，并把目标对准布斯基的证词。他们感到，在时机不成熟时披露调查情况会对政府的继续调查产生不利影响。贝尔德和朱利安尼都顶着压力，拒绝草率行事。他们还没有试过给米尔肯团队的重要成员提供豁免的策略。如果没有预先做出真正合作的承诺，他们不会再冒险提供豁免了，莉萨・琼斯的情况已经给了他们一个教训。而且，如果他们不慎豁免了某个人，这个人后来却被发现是一个主要罪犯的话，肯定会引起强烈反对，他们要小心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他们现在主要是继续对米尔肯的关系网中比较薄弱的证人施加压力。
一个星期后，利特把米尔肯的答复告诉了达尔：米尔肯拒绝写宣誓书，也不承认这些交易是他做的。而且，达尔的交易助理也说想不起这些交易了，因此，她也不能为他作证。达尔非常震惊，他大喊道：“迈克尔知道是他做的这些交易，布斯基也知道是迈克尔做的这些交易。告诉政府，去问问布斯基是谁做的这些交易。”
另外，他还要为合作证人的事担忧。西格尔现在背井离乡待在佛罗里达州，失业在家，无所事事，只等着宣判。像布斯基一样，他也请求尽快宣判，及早服刑。但是贝尔德不断许诺说，很快要对弗里曼等人提起新的诉讼了，需要西格尔作证，而他的作证将对宣判非常有利，可以减刑。贝尔德不想失去西格尔这个重要人证。
利特回答说他无权要求政府去讯问证人。利特再次坚持说：“如果你保持沉默，并且坚持到底的话，问题很快就会过去。”同时，他也强烈要求达尔和他的新律师，不要再向政府说达尔是否做过这些可疑交易的事。
自从1988年年中以来，尽管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活动几乎全都停滞了。朱利安尼悄悄地盯着参加政治竞选的可能性，这个职位可能是纽约市市长。这个职位的竞选要在1989年11月举行，只剩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了。为了参加竞选，他必须在1988年年底或者之后不久从纽约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辞职。弗里曼、威格顿、泰伯尔以及德崇公司的认罪，或者至少是对他们很有把握的起诉，都会给他带来明显的政治优势。
由于达尔明显动摇了，米尔肯阵营加紧对他施加压力。一天，米尔肯把达尔叫到了一边，然后告诉他，安德鲁斯不安好心，净给他出坏主意，他应该再换一个律师。达尔拒绝了，他说他信任安德鲁斯，想继续聘请他。接着，米尔肯和桑德勒又试了试别的策略，他们建议安德鲁斯搬到比弗利山办公，在德崇公司的大楼里同桑德勒一起开一个律师事务所，并且暗示这将会给他带来丰厚的利润。安德鲁斯明白，他们是在企图收买他，因此他严词回绝了。
尽管琼斯明显在作伪证，但是德崇公司仍然给她发工资，支付各种法律费用，还给她分配了巨额的奖金。约瑟夫担心，1988年米尔肯在高收益证券部门给潜在的证人分配巨额奖金，可能会使人们认为德崇公司是在收买人心。但是，约瑟夫决定不干预此事，因为按照德崇公司的奖金制度，该部门的奖金由米尔肯分配，多年来一直如此，他也没有理由出面干涉。
由于安德鲁斯和菲什拜因没有忠于米尔肯利益的任何义务，因此他们建议达尔尽快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联系。对达尔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尽管他感到米尔肯背叛了他，拒绝承认和布斯基所做的交易，反而嫁祸于他，但是，他不想伤害米尔肯。毕竟，是米尔肯让他的财富数倍于百万富翁。不过，达尔不想去坐牢，或者为他并没有做过的事而遭起诉。达尔不想让斯皮格尔抢先一步，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将他供出来。于是，他授权他的新律师们同政府联系。
像琼斯一样，德崇公司的其他员工在检察官的高压之下也非常顽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米尔肯已经在他的员工中赢得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忠诚。但是，这也很有可能反映了员工们对自己经济利益的精明计算。当年1月，当米尔肯召开奖金分配大会时，潜在的证人们发现，他们的奖金数目可能会猛增。例如达尔，1986年他在高收益证券部的收益最好，奖金也仅有1,000万美元；而现在，他分到的奖金为3,500万美元，令人惊骇不已。
大概与此同时，1988年9月，弗雷德・约瑟夫来到了比弗利山，参加该公司高级员工的年度聚餐，米尔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所有员工几乎都参加了。在对高收益证券部门的表扬中，约瑟夫把每个优秀员工的名字都说了出来，称他们在公司遇到困难的一年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约瑟夫从来都不喜欢达尔，并且律师们提醒他说达尔正在动摇。因此，约瑟夫决定不再表扬他，达尔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当天的表扬中。
琼斯唯一的风险就是作伪证。尽管检察官们已经做出了保证，而且她最初也向杜南承认过“寄存”股票交易，但是她现在仍然否认各种交易的存在，否认曾经同纽伯格或者其他任何人讨论过“寄存”的事情或者相关的费用，她也否认为被寄存的股票做过记录的事。琼斯不知道政府得到了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录音带，里面有她和该公司员工的对话。在讯问休息时，负责的检察官马克・汉森警告她的律师，她在作伪证。汉森来自卡希尔律师事务所，而该事务所是德崇公司的代理。随着担忧的增加，约瑟夫和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督促她说实话。2月23日，琼斯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警告说她可能会因作伪证而被起诉。这个时候，德崇公司为她聘请了另外一个律师。在纽伯格和米尔肯的蒙蔽下，琼斯仍然拒绝坦白交代。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达尔非常生气，他感到受了伤害。他一直都是公司里最优秀的员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公司。公司的官方立场一直要求他说实话，正因为这样他才打算把事情说清楚，但是现在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他得出结论：约瑟夫不值得他效忠了。
纽伯格和穆尔塔什继续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合作或者作证。莉萨・琼斯在开始时作证了，但是最后也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作证。因为琼斯在承担责任的顺序上非常靠后，检察官们立即给了她豁免权，迫使她作证。他们向她保证，只要她坦白交代，政府就不会起诉她。这和对威廉・黑尔采取的策略相同，而且在黑尔身上也很有效。
在当月的晚些时候，一个信使来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送来了5份材料。这些材料是菲什拜因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准备的，里面包含一些书面证据，可以证明达尔并没有做政府所指控的那些交易。达尔和他的律师们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回应，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仍没有动静。最后，约翰・卡罗尔给菲什拜因打电话。他说：“我相信了。”他现在相信达尔并没有做这些交易。但是，谈话并没有就此打住。菲什拜因仍然担心那些储蓄与信贷交易被披露，如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所做的那些交易。菲什拜因暗示，如果达尔得到了足够好的合作条件，他将和政府合作，这对政府将会非常有价值。他只是这样暗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
里甘告诉他的同事们，他是无辜的，他只是因为认识弗里曼和米尔肯才受到了这样的压力，他的案子“太复杂”，陪审团是搞不清楚的。他非常自信他会被宣布无罪的。他拒绝考虑同政府合作，他不想背叛像弗里曼这样的达特茅斯学院的室友。在1988年德崇公司的捕食者大会上，里甘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现在，他却受到了米尔肯忠实支持者的欢迎和拥戴，他们对里甘在面对政府压力时的反抗精神感到兴奋。检察官们利用RICO法案威胁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之后，米尔肯的公关小组立即抓住时机，把它作为一个政府滥施刑罚的新主题大肆渲染，希望利用公众舆论影响检察官们。
卡罗尔明白了他的意思。作为米尔肯的高级销售人员，达尔可以向政府提供许多很有价值的关于米尔肯非法活动的信息。此外，他也非常熟悉米尔肯是如何工作的。从心理原因来说，达尔对政府甚至更重要。检察官们知道在米尔肯周围有一面沉默的墙，一旦打开了缺口，就很有可能坍塌。
然而，米尔肯和弗里曼周围的壁垒似乎非常坚固。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负责人詹姆斯・里甘被检察官们叫来亲自听那些录音带。贝尔德心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面对这个不利的证据，他可能会屈服投降并同政府合作。但是恰恰相反，里甘对此却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态度。他身穿休闲服、戴着棒球帽就来了，帽子上面还印着两个字：倒霉。他听了录音带，然后一言未发就走了。他的律师告诉检察官们，随便，想起诉就起诉。贝尔德威胁说要根据RICO法案起诉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RICO法案是1970年制定的《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对违法者实施严重惩罚。里甘似乎对此毫不惧怕，发誓战斗到底。
检察官们也意识到，给达尔豁免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他被豁免了，最后却发现他有严重的违法行为并且还可以保有巨额非法所得的话，那么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就会非常强烈，而且，米尔肯的公关小组肯定也会借机大肆炒作，兴风作浪。然而，检察官们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达尔有罪。他们仔细审查了斯塔利大陆公司的交易案，当时达尔试图强迫该公司接受杠杆收购。他们发现达尔的威胁非常令人反感，但是不一定就是犯罪。达尔非常幸运，因为到目前为止，检察官们对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的交易还一无所知。不管怎么说，他们必须集中精力对付他们的终极目标：米尔肯。达尔则是通向米尔肯的主要一环，这一点超越了其他所有的风险。1988年10月，对达尔的豁免被批准了。不久之后，他就来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开始接受第一次讯问。后来，这种讯问还发生了许多次。
这似乎是另一个内幕交易的例子。很糟糕的是，西格尔的记忆力似乎不太可靠了，但是贝尔德有一种预感，《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是真实的，他要从其他潜在的消息源进行确证。
米尔肯阵营的“帐篷”，虽然经过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以及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精心搭建和密封，最终还是被吹破了。
贝尔德对这一段反复阅读，他非常震惊。尽管西格尔的记忆力惊人，但是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在贝尔德的要求下，拉科夫讯问了西格尔。西格尔说他不记得确实说过那些话，但是这却提醒了他，让他想起了他曾经谈过KKR公司的情况，确认了巴尼・拉斯克的信息。弗里曼先给拉斯克打电话得到了这个消息，然后不久就给西格尔打电话，西格尔想，他可能就是在那时说了“你小子鼻子够灵的啊”这句话的。
达尔叛变的消息在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辩护团队中引起了震动。员工和律师们出现了分歧，有的人坚持认为达尔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政府的（因为米尔肯当然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错事），还有的人试图恫吓达尔。达尔也许是因为天真，还打算在德崇公司继续工作下去。但是，他被从比弗利山分部五层的交易大厅赶了出去，搬到了二层。公司的解释是，公司无法确保达尔的安全，因为其他的交易员对他义愤填膺。后来，公司大幅削减了达尔的薪水，他的收入从1988年的2,300万美元减少到了500万美元。洛厄尔・米尔肯也不再和他说话。
二月份，《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该报记者对弗里曼的调查结果。这些调查的详细程度让检察官们大为吃惊，记者揭露的许多交易都是检察官们正在调查的，而且记者还发现了检察官们所不知道的信息。文章还讲述了比阿特丽斯公司的交易，在交易中弗里曼向西格尔寻求确认交易条件被改变的消息。文章写道：“弗里曼先生给西格尔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西格尔先生告诉弗里曼先生：‘你小子鼻子够灵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