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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策毫无成效。达尔成了德崇公司第一个真正同政府合作的证人。这位曾经的销售大师很快就博得了检察官们的青睐，就像他曾经博得无数债券买主的青睐一样。达尔比政府所希望的更为有用。他亲眼目睹了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未遂合并案中的内幕交易，他还讲了米尔肯在洗手间用流水声作掩护，给他发布指示的事。他对米尔肯和储蓄与信贷银行的交易非常清楚，为本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调查视角。达尔没有丝毫的保留，他耐心地引领着卡罗尔和杰斯・法德拉走进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垃圾债券交易世界。
实际上，这种异常的拖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之间严重分歧的结果，这种分歧在调查过程中常常会引发破坏性的后果。同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朱利安尼相比，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林奇对德崇公司一案的沮丧感还是比较轻微的。在发现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录音带之后，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员欣喜若狂，但是随后的一个又一个线索却不断碰壁，导致他们的士气不断低落。一切都变得更令人费解：看似孤立的调查活动互相纠缠在一起，贝尔德不得不在他画的案情图上添加新的连线。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是通过斯托勒公司的交易和弗里曼联系上的。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詹姆斯・里甘、布鲁斯・纽伯格、莉萨・琼斯和卡里・穆尔塔什同米尔肯和德崇公司联系起来。所有这些联系都被记录在了录音带中。
正如政府所希望的，达尔的倒戈激发了其他证人的合作高潮，他们迫切希望同政府达成协议。在达尔和政府达成合作协议之后，检察官们趁机又发出了一些传票和质询信，传讯的对象包括米尔肯的助手泰伦・佩泽尔和沃伦・特雷普。
由于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了，6月1日，林奇将证券交易委员会拟定的160页的诉讼书提交给了委员会，他们一致同意提起控诉。一般情况下，证券交易委员会会立即提起控诉，然而这次，它却采用了前所未有的举措，决定暂时不提起控诉，而是无限期地向后拖延。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公开披露它的行动，但是德崇公司再次重申它的无辜，并谴责布斯基是一个“被判了重罪的犯人和公开承认的说谎者”。该公司在焦虑地等待着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它提起控诉，它知道这个打击是确信无疑的了。但是控诉却没有发生，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意图，认为它试图给德崇公司最后和解与合作的机会。
把佩泽尔定为传讯目标是政府最为幸运的举措之一。佩泽尔是米尔肯同大卫・所罗门之间非法交易的中心人物，他就是那本足以证明米尔肯违法的蓝皮本的保管者，后来这个本子被交给了洛兰・斯珀奇。同达尔相比，他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潜在证人，不过政府当时并不清楚这一点。佩泽尔非常容易受到政府压力的影响。他在1985年才到该公司工作，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员工。作为最底层的销售员，他害怕如果米尔肯决定坦白的话，那他就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尽管佩泽尔常常和米尔肯击掌庆贺，并且不断拍米尔肯的马屁，深受米尔肯的喜爱，但是他也不得不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德崇公司的辩护继续让林奇困惑不已。威尔斯申请常常是开始认真协商谈判的信号。指控被提出之前，德崇公司都可以坚持说自己是不负责任的报道和毫无结果的调查的目标，其实它一直都在这样做；但是一旦指控被实际提出，就表明调查活动已经完成，一个重要的监管机构已经审查过这些指控，并且发现指控是有依据的——这一步是大多数公司都竭力去避免的。然而，德崇公司同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约瑟夫对公司的员工发表了一个措辞尖锐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没有承认任何谈判，他告诉德崇公司的员工，德崇公司不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罚金数目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如果这样做的话，公司会被认为承认有罪。听到这些话，米尔肯的支持者们非常高兴。
佩泽尔一收到传票，就聘请了一位华盛顿的律师柏拉图・卡切里斯，此人以前是特雷普的律师威廉・亨德利的合作伙伴。卡切里斯当时刚在“伊朗门”丑闻中做过富恩・霍尔的辩护律师。佩泽尔到华盛顿和卡切里斯见了面，并且带去了一些他秘密隐藏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来自比弗利山办公室。佩泽尔说：“这些文件都是真正具有毁灭性的，我想和政府达成协议。”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坚信和目的感。卡切里斯问道：“为什么？”佩泽尔说，他相信如果他不先供出米尔肯的话，米尔肯就可能会供出他。
尽管存在这种障碍，但是林奇感到依据布斯基的证词，对德崇公司和米尔肯提起诉讼已经初步可行。林奇想向联邦法庭提起控告，以便法官监管后续调查活动，并定期加强传讯的执行工作，如果德崇公司再故意拖延，就可以威胁指控它蔑视法庭。1988年1月，林奇开始了这一程序，也给德崇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提出所谓的“威尔斯申请” （Wells Submission），这是一种正式的书面声明，阐明自身情况并陈述不应被指控的事实和理由。德崇公司的律师们提出了许多项申请，成功地说服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了对杠杆收购西夫韦公司中所指控的违法活动的调查。这是KKR公司所做的一项交易，主要由德崇公司提供融资服务。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了对这项交易的指控，但是还有其他许多指控，包括那些和布斯基相关的指控。德崇公司继续坚持声称那笔530万美元的款项是投资银行服务费，并且指责布斯基是一个习惯性说谎者，这让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怒不可遏。
当卡切里斯查看佩泽尔的文件时，他意识到这些文件对政府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证据。在这些文件之中，有所罗门公司和德崇公司之间的对账单，佩泽尔说上面的笔迹是洛厄尔・米尔肯的。据佩泽尔所说，整个所罗门公司的交易——包括芬斯伯里的交易全都是由洛厄尔负责监管的。佩泽尔也可以把米尔肯同这些交易联系起来。有一次，当佩泽尔问米尔肯关于这些安排的事时，米尔肯曾经说过：“去问问洛厄尔，他会给你解释的。”佩泽尔和洛厄尔谈过两三次，并且每次都做了笔记。当米尔肯问佩泽尔那个蓝皮本是不是记录了所罗门公司的所有交易时，佩泽尔点头表示同意。后来，米尔肯授意佩泽尔把这个本子交给洛兰・斯珀奇。但是，佩泽尔精明地私自保留了一些最具毁灭性的证据。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认为加德纳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骗子，他们深信维亚康姆公司的交易是米尔肯亲自做的，或者是除加德纳之外的某个人遵照米尔肯的命令而做的。尽管如此，加德纳也是没什么大用处了。很显然，他在他们对主要目标进一步调查上没有任何帮助，而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不能对他采取什么措施。缺乏批准豁免的权力，证券交易委员会只好把他交给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由该办公室对可能的伪证罪提起诉讼。由于加德纳在明显作伪证，即使他以后所提供的供词都是真的，也可能会被削弱，价值也会大受影响。
佩泽尔还想起了他和米尔肯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也表明米尔肯有罪。一天下午，当佩泽尔在翻办公桌的抽屉时，米尔肯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佩泽尔回答说：“遵照传票找文件。”然后，他看到米尔肯打开了自己的抽屉，里面是空的。米尔肯说：“如果你什么文件都没有，你就不用遵照传票的要求去做。”佩泽尔没有把最具毁灭性的材料交给公司的律师们，也没有销毁。现在，他可以提供给政府了。
接着，证券交易委员会获悉在交易发生的当天，加德纳根本不在比弗利山分部，他那天正好要动身去英国度假。加德纳说在去伦敦的路上，他在纽约停了一下，在纽约做的这笔交易。但是，他无法提供任何纽约的旅行或者花费的记录资料，也说不清他在纽约德崇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见过谁或者和谁说过话。他也解释不清为什么突然做出决定，停止抛售而大量买进。
卡切里斯立即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取得了联系，披露了佩泽尔的文件。佩泽尔能够证实米尔肯和所罗门之间的整个非法交易，这些非法交易同布斯基所供述的情况是完全不相干的犯罪活动。对检察官们来说，佩泽尔的价值真是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几乎立即就得到了豁免。
加德纳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从表面上来看，是他在当天处理维亚康姆公司股票的交易，因此证券交易委员会迫切希望讯问他。在宣誓后，加德纳最初说他记不清维亚康姆公司股票的具体交易情况了，并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认为这只是常规的买卖交易。当证券交易委员会从交易记录中发现德崇公司实际抛售过并且后来又再次买进时，加德纳改变了他的证词。他承认了这种转变，但是他说，是他自作主张这样做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拟定的杠杆收购计划，而且他也没有跟米尔肯谈过这件事。
现在，佩泽尔的工位也被调整了，他从米尔肯身边被赶到了另外一个楼层。和达尔一样，他也被剥夺了交易员的资格。当达尔逐渐不再来上班时，佩泽尔则比较顽固，他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每天上午，他都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并且给特雷普打电话问道：“今天你有什么工作要我做吗？”
加德纳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维亚康姆公司股票的讯问中有作伪证的嫌疑。维亚康姆是一家位于纽约的大型有线电视娱乐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芝加哥执法处在之前的调查中发现，德崇公司对维亚康姆公司股票的交易很可疑。1986年，维亚康姆公司的管理层决定聘请米尔肯和德崇公司为一项拟定的杠杆收购活动融资，米尔肯亲自同维亚康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洽谈。当时，米尔肯获悉维亚康姆公司可能会发起一场杠杆收购活动，德崇公司抛售了自己持有的近30万股股票——它认为这只股票的价格要下跌。然而，在米尔肯和维亚康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谈过之后，德崇公司立即就停止了抛售，并且开始大量买进。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看来，很显然，德崇公司利用了米尔肯的内幕消息，确信维亚康姆公司的股票即将上涨。而事实也确实如此——6天后，当拟定的杠杆收购计划被公开之后，该公司的股价在一天之内每股就上涨了5美元。这看起来明显像是典型的内幕交易。
同佩泽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米尔肯最早的助手之一特雷普继续对抗政府的压力，维护他早期形成的对米尔肯的忠诚。然而，他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不会为了米尔肯而作伪证。因此，当1988年初他被传讯时，他就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桑德勒向特雷普的律师亨德利抱怨说：“我不明白沃伦为什么不愿意作证。”亨德利竭力想让米尔肯的阵营面对政府关于寄存交易的证据不断增多的事实。他知道，如果米尔肯屈服了，特雷普的压力可能就会消失。
加德纳三十出头，红色头发，有点儿秃顶，是德崇公司的销售员。卡里・穆尔塔什在1985年调到纽约之后，他就接替了穆尔塔什的工作。他在可兑换证券交易台工作，是艾伦・罗森塔尔的助手，而罗森塔尔是米尔肯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桑德勒回复说：“比尔（亨德利的昵称），迈克尔对寄存的看法和政府的不同。”
到1988年春末，他们的调查活动陷入了困境。德崇公司的抵抗非常顽固，这让他们气愤不已。德崇公司的律师提出抗议，他们认为准备传讯的文件是一项过于繁重的工作，但是林奇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拖延。传讯行动必须不断催促。德崇公司还通过公关活动给调查工作设置障碍，这反而增加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它的不信任。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人员相信，德崇公司的员工大都想保护米尔肯，许多人都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问题，有些人，如彼得・加德纳，甚至愿意作伪证。
由于手下员工的叛变，米尔肯非常痛心，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他的情绪很糟糕。尽管他没有直接提到达尔和佩泽尔同政府合作的事，但是他对和他打交道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看不顺眼。1988年9月底，达尔正在纽约，打算飞回洛杉矶去。正在此时，米尔肯把电话打到了他所入住的酒店的房间。米尔肯对达尔说他在华盛顿，并建议达尔飞到华盛顿，他可以搭乘米尔肯的飞机一起飞回洛杉矶。达尔考虑到可以借此机会和米尔肯达成和解，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加里・林奇逐渐不安起来。他和同事们已经停止了对弗里曼的调查，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撤诉的惨败之后，他们非常高兴没有被牵涉进去。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有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自身的压力，还有来自国会监督委员会以及公众和德崇公司的压力。布斯基案引发的负面报道仍然让他们心有余悸，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抓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目标——德崇公司和米尔肯，以此证明布斯基的帮助的价值。
达尔抵达机场后，他和米尔肯来到了机库，一起登上了米尔肯的湾流IV型私人飞机。机上配有服务员，还有一个巨大的电影屏幕。米尔肯几乎一句话都不和达尔说，这让达尔感到非常尴尬。飞机起飞后，米尔肯选了一部电影《夺宝奇兵》，并且把音量开到了最大，把达尔的耳朵震得快要受不了了。达尔说：“迈克尔，即使我们不打算说话，你至少也应该把声音调小些吧。”米尔肯不理睬他，继续以震耳欲聋的声音看电影。一路上，米尔肯一句话都没有和达尔说，甚至连看都不看他。达尔逐渐明白了，这次旅行只是要明确一个意思：对米尔肯而言，达尔已经不存在了。
1988年3月24日，惊恐万分的伊万・布斯基来到了位于南加利福尼亚州的隆波克联邦监狱（Lompoc Federal Prison Camp），开始他3年的刑期。这座监狱属于劳改监狱，防范设施是最低级的。尽管这里不是“乡村俱乐部”，不过，还是有网球场和室外活动场。来这里服刑是布斯基自己选择的，他的认罪协议允许他自己选择监狱。现在，布斯基在监狱中服刑，穆赫伦在卡里尔精神病院中接受治疗，一种令人不安的宁静笼罩着这起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