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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柯宁劝说林奇在华盛顿和约瑟夫见面。如果这次见面同柯宁和斯图克的见面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次见面更糟糕。林奇告诉约瑟夫，米尔肯的案子是“铁证如山”，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当时的文件和证据支持布斯基的说法，德崇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立即开始合作”。林奇不知道他还能怎么说才更有震撼力，然而，约瑟夫似乎非常愤慨。他说：“我们已经做过调查，你的指控根本就不是真的。布斯基就是一个骗子和罪犯。”林奇对德崇公司所谓的调查不屑一顾——约瑟夫承认米尔肯不愿意和他或者德崇公司的律师面谈，这能叫调查吗？接着，约瑟夫重申了那530万美元咨询费的问题，这让林奇更生气了。约瑟夫坚持说：“如果这笔钱是违法的，请给我证据，我们正在想到底做错什么事了。”
如果德崇公司打算死扛的话，斯图克就没有兴趣再帮助它了。他冷冰冰地说：“证券交易委员会所关心的事情还不能和你分享。”当柯宁表示，证券交易委员会让德崇公司提供的文件太多了，请他们“区分轻重缓急”时，斯图克也拒绝了。并且，当柯宁提出让约瑟夫到华盛顿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时，又被断然拒绝。斯图克认为一切都很清楚了，尽管德崇公司声称要合作，但是它实际上根本没有准备合作。对柯宁来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德崇公司关于那笔530万美元的解释如此气恼，这让他迷惑不解。
林奇认为这是公然企图从证券交易委员会套取信息，而不是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信息。林奇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发火的，但是这已经超出了他忍耐的限度，他出离愤怒了，他说：“你知道你们做错什么事了。”会见在互相指责中不欢而散。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期望和它所管辖的证券公司的期望如此大相径庭，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柯宁一提出那530万美元是合理的付款，是过去服务的咨询费时，讨论就没法进行了。这种说法激怒了斯图克。任何人只要听过布斯基那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就会认为这种说法确实荒谬可笑。柯宁想知道证券交易委员会“关心”什么。
在约瑟夫走后，林奇对斯图克说：“真是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这样做。他们的意思是：‘我们要继续保护米尔肯。’”斯图克点了点头，困惑地表示同意。他们知道米尔肯是该公司的实权人物，但是没有料到他的实力会如此强大。
在华盛顿，林奇也希望快速解决此事。在布斯基的协议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连续猛击之后，他迫切希望得到一些布斯基协议的结果。如果米尔肯和德崇公司正好过来合作的话，他感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可以真正揭开证券业的惊人内幕。他认为米尔肯会受到巨大的压力，他预计德崇公司至少会让米尔肯离职，并且积极合作。他没有看到德崇公司还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考虑到布斯基指控的情况非常重要，并且德崇公司和米尔肯不合作，林奇和斯图克得出结论，他们可能要面临一场诉讼大战，这起诉讼的规模之大可以和美国历史上导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拆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相提并论。他们迅速把负责此案的律师从6个增加到了20个。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摩拳擦掌、奔赴战场的时候了。
柯宁感到是该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联系的时候了。他计划在感恩节的那个星期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斯图克见面，并提议在紧接着的星期六让约瑟夫和他们见面。如果调查活动能够很快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的话，他不想让它拖延下去。他曾经在赫顿公司的支票诈骗案中做过代理律师，该公司因此而被搞得臭名昭著。他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即使声名显赫的证券公司也很容易受到负面报道的伤害。
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卡伯里正在努力工作，确保对德崇公司的指控不是仅仅依赖布斯基的供词。他让两位年轻有为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到了这起案子中，他们是：31岁的约翰・卡罗尔，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在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欧文手下干过；35岁的杰斯・法德拉，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原来是波士顿罗普斯・格雷律师事务所（Ropes & Gray）的合伙人。
据说，这就是那笔咨询费的分配情况，大部分都分给了为布斯基做过研究工作的部门。米尔肯的律师们坚持说，这份资料“证明”了那530万美元确实是投资银行服务费，正如在洛厄尔和唐纳德・巴斯勒所签名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样，这封信是布斯基的公司关闭时写的。这些记录显示了那笔咨询费在德崇公司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是为了计算奖金的。
自从卡伯里第一次传讯过布斯基之后，卡伯里就发现，这起案子的许多情况都必须再得到确证。布斯基和米尔肯的风格是尽量保持交易的全部保密，只让手下人做一些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工作，充当记录人的角色。卡伯里已经将布斯基的几名手下定为调查目标，尤其是交易主管达维多夫和财务主管穆拉迪恩。
高收益债券部研究室：100万美元
布斯基的几名手下很快就落入了政府的罗网。达维多夫是布斯基手下人中级别最高的，他也涉嫌违法行为。最终，他同意与政府合作，并接受了一项逃避净资产管理规定的罪名。达维多夫向检察官提供了大量布斯基的交易和穆赫伦有关联的证据：寄存安排、偿还方案，以及他和穆赫伦直接联系的详细情况。达维多夫一个人的供词就足以引发对穆赫伦的调查。（穆赫伦不是布斯基价值估计中提到的五个目标之一。布斯基对他提供的关于穆赫伦的消息的价值一直很低调。如果说布斯基在华尔街还有真正的朋友的话，穆赫伦就是和他关系最好的朋友了。）达维多夫指证德崇公司和米尔肯之间的秘密交易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他对秘密交易的安排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所负责的一些交易。
纽约证券资产研究部：200万美元
另一方面，穆拉迪恩却很有价值。在布斯基的消息被公布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他像平常一样到百老汇11号去上班。办公室里挤满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他们把各种文件从柜子里取出来，装到了硬纸箱里，然后盖上章，贴上封条。穆拉迪恩还抱着一丝希望，认为公司能存活下去，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他立即意识到公司基本上已经被解散了。他对同事们说：“我们要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了。”
公司金融部：180万美元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穆拉迪恩接到了皮特的电话。皮特问他：“你有律师吗？”这个问题让穆拉迪恩非常不安，像皮特这样重要的人竟然给他打电话问这个问题，更是让他忧心忡忡。对他来说，这都意味着坏消息。
德崇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律师们寄希望于米尔肯的律师们给他们看的一份资料。这是瑟恩纳手写的记录，上面标注的日期为“86-3-21”，据说这是在布斯基垃圾债券公司关闭时的记录。上面写道：
穆拉迪恩回答说：“没有，我为什么要找律师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早先的时候，皮特和罗伯特・罗马诺联系过。罗马诺原来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处的律师，现在是美林公司的高管，他曾经负责调查过加拉加斯办事处的匿名信事件。从那之后，罗马诺就离开了美林公司，成了私人执业律师。皮特告诉罗马诺要推荐他做穆拉迪恩的律师。皮特认为布斯基的四名员工需要律师，其中之一就是穆拉迪恩。皮特对穆拉迪恩说：“你最好找个律师。”皮特还建议他跟罗马诺联系一下。穆拉迪恩遵照皮特的话做了，接着他又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德崇公司的管理人员急切地接受了米尔肯的说法，这笔钱是咨询费。但是问题是，德崇公司通常不给客户开咨询费的账单。3月21日，也就是付款的日期，也极不符合公司的传统。而且，无论德崇公司实际做过多少研究工作，它在哈得孙基金的交易中从布斯基那里获得这么多的咨询费都是会引起争议的。然而，尽管这样，德崇公司的律师们认为，无论这件事多么可疑，都不能肯定这笔钱是违法的。
他预言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我就可以谈完，我对内幕交易的事一无所知。”
在布斯基的消息公布之后，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在德崇公司立即发起了一场内部调查，在11月15日和16日，利用周末时间询问了德崇公司中和布斯基有联系或者和问题交易有牵连的员工。由于没有接触布斯基或者米尔肯，他们没有找到违法行为的任何直接证据，这也不足为奇。当查到那笔530万美元的付款时，有许多证人，包括戴维・凯，他们都可以证明，德崇公司确实为布斯基做过研究工作。凯尤其喜欢把布斯基称为“只看不买的人”，他让德崇公司产生了交易的意图，但是却没有完成交易。
当天下午，罗马诺来到了布斯基的办公室。罗马诺开始说：“你认为政府想跟你谈什么？”尽管穆拉迪恩声称自己一无所知，但是，他却开始连续不停地讲了起来。
传票通常都冗长烦琐、非常详细，而且都有很多页的附件。布斯基和米尔肯密谋的所有交易几乎都包括在内，如菲施巴赫公司、太平洋木材公司和威克斯公司。那530万美元的付款尤其突出。传票要求提供大量的文件资料，并且只给德崇公司30天的时间回复。
他一上来就先解释了一番他以前被证券交易委员会处罚的事，他说：“你应该知道，我以前也遇到过麻烦。”接着，他说：“我被卷入了德崇公司的事。”他讲述了他为布斯基做交易记录、核对账目以及比弗利山之行的情况。而且，他也告诉了罗马诺那530万美元的付款，以及3月21日发生的事，当时布斯基对他大吼大叫，说他几乎把德崇公司的融资计划破坏了。另外，他还讲了布斯基后来命令他销毁用来计算那笔付款的文件。
德崇公司在11月14日收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接着在12月又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从这些传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米尔肯和布斯基的关系是调查的中心。
罗马诺问道：“你把它们销毁了吗？”
米尔肯的律师告诉柯宁和弗莱明，不允许公司同一位可能会成为调查目标的雇员面谈，这在刑事调查中很“常见”。不过，他们向柯宁和弗莱明保证，德崇公司不用担心什么。他们只好把这些话带给了约瑟夫。约瑟夫没有意识到，作为公司的领导，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当米尔肯的律师坚持说把米尔肯隔离开来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时，他们几乎没有说真话。正相反，在这个时候，许多公司都会立即查清被指控员工的非法行为。如果员工拒绝接受审查，或者回答问题不让人满意的话，他们就会被解雇。米尔肯的律师知道这一点，他们估计过拒绝约瑟夫或者德崇公司律师面谈是有风险的。但是，他们知道米尔肯对公司的重要性。当米尔肯说他是无辜时，约瑟夫相信了他。同时，他也必须对付那些忠诚于米尔肯的公司其他高层人士。如果让米尔肯停职或者开除他，可能在公司内部引起斗争。
穆拉迪恩说：“是的。”罗马诺看到一个可以很好地确证米尔肯非法行为的文件消失了。
米尔肯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各种各样的专家所包围，但是他和其他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弗雷德・约瑟夫被媒体的大量报道搞得心烦意乱，尤其是《华尔街日报》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上面说米尔肯也被传唤了。他想自己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想让米尔肯亲自给他保证。然而，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汤姆・柯宁和彼得・弗莱明告诉约瑟夫，他们可以代表他面见米尔肯。当他们抵达时，米尔肯的律师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尽管他们口头上说合作，但是，他们拒绝让德崇公司的律师们单独面见米尔肯。
第二天，罗马诺找到了卡伯里。卡伯里像往常一样，开门见山地说穆拉迪恩在布斯基篡改和德崇公司非法交易记录上受到了牵连。罗马诺明白自己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穆拉迪恩昨天所告诉他的大部分情况，卡伯里已经从布斯基那里知道了。罗马诺问道：“穆拉迪恩怎样做才能帮你们呢？”
在数周之内，米尔肯的律师团就组成了，这是有史以来最大、收费最贵、范围最广的刑事辩护律师团之一，辩护战略也制定好了。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一般是不会改变了。此后，米尔肯就被描绘成了卑鄙无耻的布斯基的无辜受害者。他被称为天才，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是美国经济的救世主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在私下里，威廉斯提醒他的一些同事说，随着案情的展开，这种姿态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卡伯里列举了一些名字：德崇公司、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塞利格曼・哈里斯（布斯基在伦敦的经纪人）和穆赫伦。
另外一个证人，米尔肯的交易员沃伦・特雷普对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同米尔肯关系太密切感到担忧，害怕这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威廉斯安排威廉・亨德利做特雷普的代理人，这位律师经常从他手中接案。特雷普的背叛最初在米尔肯的阵营激起了不安，但是在亨德利做了特雷普的代理人之后，他说他永远不会再背叛米尔肯，后来，这种不安就逐渐消失了。有一次，在华盛顿棕榈餐厅吃饭时，特雷普告诉亨德利说他永远也不会作证指控客户或者同事，他说：“我不是那种喜欢告密的小人。”亨德利回答说：“我也没有为告密者辩护的名声。”
罗马诺回到穆拉迪恩的办公室，他们竭尽全力寻找有价值的东西。穆拉迪恩绞尽脑汁地回忆，最后他想起了布斯基如何命令他销毁文件的具体细节。他们仔细搜索了穆拉迪恩的文件，穆拉迪恩让罗马诺看了看他在布斯基的要求下重新做出的和德崇公司的对账表。但是，对于卡伯里所列举的其他目标，他没有任何发现。
诉讼大战拉开了帷幕。包括达尔在内的证人一开始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大陪审团面前有些惊慌，多数人都只是引用了《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最初达尔反对这种想法，他感觉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心想，引用《第五修正案》只会增加政府的怀疑。但是，在利特的强烈要求下，他使用了保持沉默的权利。
当穆拉迪恩和卡伯里再次见面时，穆拉迪恩说他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卡伯里告诉他，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想让他接受一项重罪。穆拉迪恩听到后火冒三丈。
最后，所有的候选律师都必须接受桑德勒的面试，他对米尔肯的狂热忠诚进一步确保选择的律师可能同政府对抗，而不是合作。
他激动地说：“我不是重罪犯，我从来没有从中拿过钱。”在他看来，他只是执行布斯基的命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华尔街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候选律师和现在律师之间的依赖和义务关系。在最后确认的律师中，有一些已经从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宝维斯律师事务所或者卡希尔律师事务获得过一些业务，因此，在分享信息方面，他们可以信赖。而且，在职业责任范围内，他们可以同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师合作。马克・波梅兰茨承担了米尔肯一名助手的辩护工作，他原来在最高法院工作，和利特是同事；杰克・奥斯皮茨是米尔肯另一位证人的律师，他曾经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做过合伙人；西摩・格雷恩泽是瑟恩纳的代理人，利曼经常给他介绍业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穆拉迪恩不想充当他所谓的“告密人”。但是罗马诺和卡伯里达成了一项协议，大意是说，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将推迟指控穆拉迪恩或者要求他认罪，直到他合作为止。这样，他们就可以评估穆拉迪恩的表现。如果他们感觉他表现不好，他仍然应该接受重罪，那时他就必须接受。
然而，威廉斯知道他不能为那些已经收到传票的雇员做代理人，这些人包括洛厄尔、穆尔塔什、瑟恩纳和阿克曼。不过，威廉斯要确保这些证人——有的是潜在的目标——也都是由“友好的”律师顾问做代理人。辩护团队仔细挑选候选律师，寻找可以向这些证人推荐的律师。在选择的过程中，这些律师的能力和声誉当然是重要的因素，不过这些因素不用花费大量时间来讨论，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律师们在政府诉讼案中的执业记录。威廉斯和公司的律师想找那些喜欢与政府抗争而不是同政府合作的律师。
当穆拉迪恩作为合作证人第一次同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见面时，他非常紧张。当他随意地称卡伯里为“查理”时，卡伯里立即打断了他的话。他说：“我们这里都称呼姓氏，穆拉迪恩先生。”对穆拉迪恩来说，这次见面的阵势真不小，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来了5名律师，证券交易委员会来了8名律师。然而，慢慢地，他对合作产生了兴趣，向他们讲述了和德崇公司的安排，以及他在其中的作用。当谈到3月21日的事情时，他有点儿犹豫，接着，律师们问他，当他因无意之中泄露那笔530万美元而差点儿破坏交易之后，布斯基对他说了什么时，他完全停了下来。
让大家一致对外，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让尽可能多的潜在目击证人找米尔肯的律师团成员做代理人。但是，律师的《职业守则》反对这种做法，它规定律师不能既做被告的代理人，又做证人的代理人，除非他向每一位客户详细解释清楚所有可能的牵连。威廉斯鼓励达尔的做法就越过了这条规定，因为达尔很可能会被要求作证的。但是，达尔当时实际上还没有收到传票，因此威廉斯可以无所顾忌地这样做，并且他的话也起到了作用。达尔非常敬畏威廉斯，迫切地聘请他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做他的代理人。沃伦・特雷普和比弗利山的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做的。
“布斯基对你说了什么？”其中一位律师问道。穆拉迪恩焦虑地看了看房间里的两位女律师。
米尔肯的律师团队有时似乎也不太和谐。尽管按照协议威廉斯是首席律师，但是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却在和威廉斯・康纳利律师事务所争夺控制权。在合作之初，威廉斯获悉弗鲁门鲍姆给卡伯里打电话讨论传讯的事，他勃然大怒。虽然这个电话也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威廉斯认为，是他负责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联系工作，他有一个和检察官沟通的具体计划。他给桑德勒打电话，大喊道：“如果那个浑蛋小子再敢越轨一步，我就要像捏死臭虫一样捏死他。如果他在我的律师事务所，我会立即让他滚蛋的。”宝维斯律师事务所之外的律师们都认为弗鲁门鲍姆傲慢自大，对他非常讨厌。
“他说脏话了吗？”这位律师继续问道。
米尔肯的律师对德崇公司的律师基本上没有什么尊重。有一次，所有的律师都在纽约彼得・弗莱明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开会。德崇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托马斯・柯宁正在主持一场讨论会。突然，姗姗来迟的利曼推门步入会场，而且一进来就侃侃而谈，打断了柯宁的话，并专横地要求由他来主持会议。柯宁怒火中烧，却不好说什么。
“你们真想知道吗？”穆拉迪恩紧张地问道，害怕因冒犯别人而受到责备。穆拉迪恩说：“他说：‘你他妈的是个蠢货！’他反复地骂我。”
威廉斯预计，作为一家证券公司，德崇公司不可能从漫长的刑事调查和证券交易委员的调查中熬过去，它会成为敌人，很有可能会把它在调查过程中从米尔肯那里获得的一切信息都提供给政府。所以，米尔肯的律师所掌握的情况，一点儿也不能透露给德崇公司的职员或者他们的律师。
穆拉迪恩按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了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对账表，这份冗长的材料成了调查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文件。但是，当布斯基改变主意之后，是他继续努力，在玛利亚・特明的合作下，根据他在文件中发现的一些残留记录，想方设法重建了底账。
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师同意合作，并签署了一份正式的共同辩护协议，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按照协议规定，所有的律师都享受律师与当事人保密特权，并且要求在他们之间实施完全的信息公开。尽管签署了这个协议，但是米尔肯的律师们却不愿意与德崇公司的律师共享一切信息。从一开始，威廉斯就告诉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德崇公司最终肯定会屈服的。
穆拉迪恩很快就成了本案律师们的非正式顾问。这些律师们大都对金融市场和证券业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甚至一些最基本的卖空或者期货买卖和期货承购（Puts and Calls）都不懂，更不要说布斯基和米尔肯为了实施他们的阴谋而采用的复杂、深奥的战略了。他们对会计工作也不太了解。
桑德勒很招人喜欢，精力充沛，大家都称他为“房地产律师”。现在，他突然成了米尔肯圈子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他是这起调查活动的信息中枢，不断与潜在的证人和其他律师联系。他专心于案子当中，或者说是在找有利于米尔肯摆脱罪名的证据。他和米尔肯几乎形影不离，米尔肯去哪里，他也跟着去。桑德勒的会议室似乎成了米尔肯的避风港，他一从交易台下来就到这里来，而且他待在这里的时间越来越多。桑德勒也在监督比弗利山分部办公楼二层会议室的建造工作。这个会议室被称为“静锥区”，是隔音的，并且每周都要检查，看看有没有窃听设备。这个会议室是用来进行战略讨论的。
穆拉迪恩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给这些律师们讲述，然后仔细讲解交易记录，这些记录显示了数据是如何确证各种策略的。他成了这里最受欢迎的人，脚踏实地，朴实谦逊，渴望取悦他人。穆拉迪恩自己也逐渐明白并体谅到了布斯基打算合作的决定。他认识到，当你处在生死攸关之时，你对合作就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也看到，如果布斯基撒谎的话，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有很多人，包括他在内，都知道实情。
然而，在米尔肯的律师团队中，最为重要的一位律师可能就是最不知名的律师，他就是理查德・桑德勒，洛厄尔・米尔肯儿时的朋友，现在是米尔肯的家庭私人律师。他一直在德崇公司的比弗利山分部上班。尽管桑德勒和洛厄尔的关系更密切，但是他似乎一直都很敬重迈克尔・米尔肯，他的业务和生活全都依靠米尔肯。他的热情超出了经济关系，就好像他已经和米尔肯融为一体了。
在穆拉迪恩披露的情况的支持下，政府很快就得到了德崇公司会计查尔斯・瑟恩纳以及唐纳德・巴斯勒的合作。这两个人的代理律师都是西摩・格雷恩泽，华盛顿的一位刑事律师，是由彼得・弗莱明和阿瑟・利曼推荐的。从一开始，格雷恩泽就示意他的当事人，如果被问话，就援引《第五修正案》。
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风格是压倒一切。它是全美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以“焦土诉讼战略”闻名，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政府对抗。德崇公司也有许多律师，它常常聘用卡希尔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这是纽约的另外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此外，它还聘请了彼得・弗莱明律师，这是一位著名的刑事律师，在一起著名的政府诉讼案中做过日立公司的辩护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