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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恩纳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会计，可能会因为他在非法交易中的作用而受到指控。然而，他对政府更有价值，因为他和布斯基没有什么关系，对布斯基也无所谓忠诚，他可以确证布斯基的证词。瑟恩纳只是遵照米尔肯的命令行事。巴斯勒被牵涉得更少，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当时德崇公司需要为那笔530万美元的付款提供书面证据，称它是一笔投资银行服务费，当洛厄尔写完信后，需要有人签字，他碰巧遇到了巴斯勒，就强行让他签了字。
威廉斯坚持要做首席律师，米尔肯同意了，而利曼和弗鲁门鲍姆也将密切合作。利曼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和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将承担大量的幕后工作，而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将拿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应付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是费时费力、乏味无比的工作。威廉斯一开始就说：“我才不在乎证券交易委员会。”他只从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抽调了几个律师来处理这件事。这就是他的风格。
卡伯里感到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他可以从豁免权谈起，给予他们豁免权。如果他们想要豁免权，就必须诚实地回答问题。既然他们所说的话不会再用来指控他们，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再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开口了。
米尔肯也认识利曼，他的很多客户都聘请了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如三角工业公司（Triangle Industries）的纳尔逊・佩尔茨，以及收购了露华浓公司的罗纳德・佩雷尔曼。米尔肯知道利曼懂得证券法、恶意收购领域以及垃圾债券业务。
然而，把这个过程称为合作还是有点儿夸大其词。格雷恩泽在和米尔肯的律师团队谈话时总在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瑟恩纳和巴斯勒作证是被政府强迫的，他们不会牵连任何人的。同穆拉迪恩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瑟恩纳自愿提供的东西很少。同布斯基一样，米尔肯在很多事情上都对手下人隐瞒着。米尔肯从来没有告诉瑟恩纳，他为什么让瑟恩纳做各种事情，因此，在确证米尔肯的动机和心态方面，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有一次，瑟恩纳在作证时说，米尔肯甚至没有要求他保留账单。还有一次，他说米尔肯认为这些账单全都是“一堆废纸”。
同一个周末，米尔肯还聘请了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阿瑟・利曼和马丁・弗鲁门鲍姆，他们曾经做过丹尼斯・莱文的代理人。在莱文一案中，利曼作为经济律师的名声要大于刑事辩护律师。此外，他还做过宾州石油公司的代理人，在和德士古公司的战斗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还在参议院的“伊朗门”调查中做过法律顾问。
瑟恩纳必须谨慎行事，在不说谎的前提下尽量少说。不止一次，检察官们不得不威胁他说，如果他不老实坦白的话，就会用伪证罪起诉他。桑德勒不断和格雷恩泽联系，格雷恩泽吹嘘说瑟恩纳没有给政府提供任何帮助。
当米尔肯聘请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时，威廉斯的搭档利特非常吃惊。利特以前在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他认识卡伯里。在布斯基一案的消息被公布的那个星期五，利特还给卡伯里打过电话，向他表示祝贺。但是，在紧接着的星期天，威廉斯给利特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是米尔肯的辩护律师了。”利特立即又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对之前的电话表示抱歉，他说他不知道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也会被牵涉进来。
然而，政府却对瑟恩纳的证词有不同的看法。他可能是一位不情愿的证人，但是他承认自己毁掉了用来计算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电脑磁盘。尽管他没有说他这样做是受到了米尔肯直接命令的结果，但是他清楚地表明，他是得到了米尔肯的指示才这样做的。他也确认了同穆拉迪恩一起对账的事。重要的是，瑟恩纳作证说，他是在米尔肯亲自指示下制定了那笔530万美元投资银行服务费的分配表，而这份文件正是米尔肯的律师们十分倚重，用来说服德崇公司的律师相信米尔肯所说的这笔款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因此，瑟恩纳无法根据自己的认识说明这种分配准确地反映了这笔钱的目的。
11月14日，布斯基一案的消息公布后，米尔肯就立即聘请威廉斯作为他的律师。他好像把威廉斯看作权威人物，对他怀有一种敬畏，对参与调查的其他人他都没有这种感觉。米尔肯是通过德崇公司的一位客户认识威廉斯的。这位客户名叫马文・戴维斯，是丹佛的石油商人，在米尔肯垃圾债券的帮助下，他成了好莱坞的大亨，买下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威廉斯一直都是戴维斯的代理律师，并且也是米尔肯另外一名客户维克托・波斯纳的代理律师。
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它可能会影响德崇公司对这份证据的看法。但是，当柯宁找到瑟恩纳了解情况，问他都告诉了政府什么情况时，格雷恩泽不让瑟恩纳说出大部分的回答。当柯宁离开时，米尔肯的律师团向他保证说，瑟恩纳没有做任何不利于他们的事情。
同皮特和拉科夫不一样，威廉斯没有企图从米尔肯那里获得真相，第一次见面时他没有问，后来也从来没有问过。威廉斯不想知道。威廉斯经常说，他有一条基本原则：“如果有个问题你不知道答案，那就永远不要问。”
米尔肯的律师要求瑟恩纳避免和政府真正合作，这对瑟恩纳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米尔肯自己肯定不会去作证的。他甚至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认罪、坦白或者合作。与布斯基和莱文不一样，他没有更重要的人物可以举报了，没法给政府提供情况以获得宽大处理。他是最顶层的人物，是美国金融界最为重要的人物，没有比他“更大的鱼”了。和西格尔不同，米尔肯明显没有懊悔。过去，他曾经多次成功击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讯问，这一次他似乎也很有信心。
尽管瑟恩纳的证词似乎对米尔肯或者德崇公司没有什么伤害，但是，比弗利山分部继续保持沉默，这让柯宁感到非常担忧，这些人对传票上罗列的情况都有直接的了解。
控制这些潜在的目击证人对米尔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布斯基会一直被认为是撒谎者和罪犯，仅仅他的证词是无法证明米尔肯有罪的。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知道这个道理，检察官们也清楚。然而，如果米尔肯自己团队的成员叛变，那将对米尔肯带来致命的伤害。这种事情是绝不能发生的。
接着，4月2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文章，文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笔款子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且指出：“这笔款子的发票是在已经付款之后才仓促开具的，而且是在布斯基先生的审计员怀疑这笔大额款项缺乏单据时才开的。”柯宁和约瑟夫看到这篇报道后心烦意乱，在这件事情上，记者知道的情况似乎比他们还多。他们担心这篇文章报道的情况可能确实如此。
威廉斯用沙哑的声音说：“听着，吉姆，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精诚团结、并肩作战，那些政府的律师不堪一击。”威廉斯继续这样说着，话语中还夹杂着粗话。威廉斯和利特向达尔保证，他不是主要对象，也不是被调查目标，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可能指证米尔肯的目击证人。威廉斯说：“我们会打败那些狗娘养的，但是我们必须保证团结合作，一致对外。”
米尔肯的阵营对此没有这样的疑虑，在德崇公司内部和其他任何愿意听的人面前，他们对媒体的报道都不屑一顾。威廉斯发现自己要不断提醒他们谨慎小心，甚至他自己对这一案件的控制也开始减弱。在1987年年初，威廉斯因癌症而动了手术，这使他的身体和精力明显地衰弱了。他感到这个案子还没到应该考虑和政府合作的时候，并且他知道米尔肯是不会接受这种可能性的。但是，他也知道，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保持联系是很明智的。正如他向利特秘密透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该案上可能会越来越强势，而不是越来越示弱。
威廉斯久负盛名，是律师界的老将，为许多人打过官司，受到了媒体的大肆追捧，达尔对此早有耳闻。他性格倔强，是美国最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是华盛顿的传奇人物，在政治刑事案件中无人能比。他曾经为许多著名人物做过辩护，如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姆斯特公司（Teamster）的老板吉米・霍法、林登・约翰逊的门徒鲍比・贝克尔、金融家罗伯特・韦斯科、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前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威廉斯是巴尔的摩金莺棒球队的所有人，也曾经做过华盛顿红皮队的老板之一，他懂得商业。此外，他现在正遭受癌症的折磨。
威廉斯做完手术之后不久，他在纽约和卡伯里安排了一次会谈，参与的人还有刑事处的负责人霍华德・威尔逊和另外一名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威廉斯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带米尔肯辩护团队的其他律师。在他们讨论了这起案子的有限进展之后，卡伯里反复强调，调查活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他不愿意说太多的东西。最后，威廉斯问道：“这个案子要持续多久呢？”
达尔不明白和米尔肯聘请同一个律师是否明智。难道米尔肯的利益是首要考虑的？一直到第二个星期，当威廉斯和一个名叫罗伯特・利特的律师来到比弗利山时，达尔还在琢磨这件事，这两位律师是来和潜在的证人谈话的。
卡伯里估计在起诉之前还需要两年的时间。威廉斯停顿了一下，看上去很忧郁。他说：“到那时我恐怕已不在人世了，你们不能快点儿吗？”
达尔不用担心律师费，这些费用都将由德崇公司承担，和米尔肯一样。米尔肯解释说他自己也聘请了威廉斯，并向达尔保证说不用担心。他说：“他们想要的只有我。”
1987年2月11日星期三的下午，在离开西格尔的公寓之后，杜南匆忙赶到圣安德鲁斯广场同卡伯里和尼尔・卡图希罗开了一个会。卡图希罗是助理检察官，卡伯里指派他处理由西格尔的调查活动衍生出来的案子。由于泰伯尔显然已经觉察自己成了被秘密调查的目标，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杜南想在第二天就对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采取行动，并想让西格尔在那个星期五出庭作证。卡伯里同意了。
米尔肯压低声音说：“你要找个律师。”达尔没有收到传票，但是考虑到他在高收益债券领域的重要性，再加上他和布斯基直接进行交易，他被传唤可能只是早晚的事情。米尔肯强烈建议他聘请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作为他的律师，威廉斯是华盛顿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Williams & Connolly）著名的刑事律师。
卡伯里认为这三个嫌疑人都应该被逮捕，而不是像西格尔和布斯基那样接受传讯或者允许他们前来自首。在对布斯基进行调查时，弗里曼已经被传讯过，但是他断然拒绝了任何合作的建议。不过，卡伯里已经从另外一个律师那里听说，弗里曼现在“紧张得都快要崩溃了”。泰伯尔刚刚被美林公司解雇，也非常脆弱。卡伯里认为，公开逮捕所产生的压力可能会导致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屈服和坦白。他得出结论，华尔街上的人犯罪倾向不是很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声誉和面子。
在布斯基被调查的消息公布之后约两个星期，米尔肯又找到了吉姆・达尔。达尔仍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知道自从他们上次在卫生间见面之后，米尔肯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弟弟洛厄尔待在一起。
卡伯里和卡图希罗到楼上同朱利安尼和威尔逊开会研究了一番。卡伯里相信弗里曼肯定参与了交换内幕消息的非法活动。他不仅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并且还交换消息，这种违法行为对市场公正的破坏性更大。至于威格顿和泰伯尔，西格尔并没有说他们知道他和弗里曼之间密谋的事。但是西格尔至少有一次向他们提到弗里曼是个消息源，并且卡伯里相信他们肯定知道西格尔在高盛公司有一个线人，这一点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套利部门的交易模式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杜南就是“比尔”。
卡伯里说：“让我们逮捕他们吧。”朱利安尼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他们没有讨论可能会引发的公众反应。逮捕嫌疑人是常规的活动。他们从帕斯卡尔记录的西格尔的供词中整理出一份宣誓书，然后让杜南签上名字，这样就有了得到逮捕证的依据。接着，杜南急匆匆地赶往泰伯尔位于上东区的公寓。
“你是马丁・西格尔吗？”一个声音问道，“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就是这个声音毁了他的生活。
事情几乎从一开始就出错了。泰伯尔在公寓大厅里被戴上了手铐并被搜身，然后被允许回到自己的房间拿件上衣，然后在当晚被关在了大都会拘禁中心。检察官们希望他坦白和合作，但是泰伯尔没有服软。卡伯里可能错误地判断了华尔街上许多人的心态和忠诚。布斯基和西格尔愿意坦白和合作，但是他们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情况。华尔街是一个狭小、封闭的世界，里面的人都是靠金钱、互利和强烈的忠诚而驱动的。也许泰伯尔从来没有弄明白西格尔和弗里曼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可以坦白的。泰伯尔在大都会拘禁中心被关一晚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似乎更增加了他的反抗决心。
西格尔明白“我们的方式”可能意味着什么。他现在知道杜南能力超强。在他们最初几次谈话之后的几个星期，杜南第一次给西格尔打电话。西格尔感到杜南的声音非常熟悉，突然，他打了个冷战。他想起来了，在那个秋天的夜晚，他走到卧室，正在凝望窗外的游乐场，突然电话响起来了，他拿起话筒。
第二天早上，下着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过金融区的高楼大厦，落到了灰色的地面上。杜南和另外两名邮政稽查官来到百老汇大街高盛公司的总部大楼。杜南对大楼的一位保安说：“我们要逮捕罗伯特・弗里曼。”惊慌失措的保安立即顺从地带着他们上楼。
当杜南和帕斯卡尔走出西格尔的公寓时，杜南不祥地说：“我们现在只能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了。”
弗里曼的办公室在29层，四周全是玻璃，距公司的大型交易厅不远。当杜南等人走进弗里曼的办公室时，他站了起来，似乎非常震惊，他正在忙着处理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当天下午他计划出去度总统日的长周末，到落基山脉和家人滑雪。
杜南在另一个电话里监听着他们的通话，他听到西格尔挂断了电话，接着泰伯尔也把电话挂断了。但是，线路并没有断，他听到泰伯尔公寓有一个男子的声音，那人说：“我现在可以挂断了吗？”杜南非常恼火，他立即意识到泰伯尔也安排人监听了西格尔打给他的电话，他已经觉察到了。
杜南告诉弗里曼：“这是联邦逮捕证，现在，我要逮捕你。”弗里曼遵照杜南的指示，身子向前倾，把手放在桌子上。杜南对他搜身，把他口袋中的东西全都掏了出来。弗里曼一言未发。这件事立即在交易大厅引发了一阵骚动，交易员们纷纷伸长脖子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杜南严厉地对西格尔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快找泰伯尔，和他见面。”西格尔拿起电话，打到了泰伯尔的家。他首先对泰伯尔被解雇一事表示同情，然后又提到了和他一起创建公司的事。西格尔建议，他们可以找个地方见见面，讨论一下其中的可行性。这次，泰伯尔断然拒绝了，说他“太忙”了。
弗里曼请求用电话给他在高盛公司内部的一位律师打个电话，那位律师匆忙地赶到交易大厅。然后，这位律师又给拉里・佩德威兹打了个电话。自从弗里曼因为布斯基一案被传讯后，佩德威兹就成了高盛公司的代理人。
1987年1月11日星期三下午4点半左右，杜南和帕斯卡尔来到西格尔的公寓。虽然这套公寓已经卖出去了，但是手续还没有办完，西格尔仍然住在这里。当天下午，美林公司刚刚把泰伯尔解雇了，因此，这可能会削弱他的抵抗，从而增加和政府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西格尔作为秘密线人配合调查却没有什么成效，这让他们非常沮丧，并且也越来越不耐烦。而且，《纽约邮报》上最近刊登了一篇让他们十分焦虑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西格尔可能受到布斯基一案的牵连而陷入了麻烦。他们知道，这只会增加人们对西格尔的怀疑，时间不等人啊。
佩德威兹曾经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和杜南是同事。杜南给他解释了一下对弗里曼的指控。杜南说他有搜查证，要对弗里曼的办公室和附近的地方进行搜查。接着，两位邮政稽查官押着弗里曼向电梯走去。一到大楼的大厅，他们就给弗里曼戴上了手铐。杜南留了下来，他在弗里曼的办公室里用绳子圈出一大片区域，然后开始仔细搜查办公桌的抽屉和文件柜，并把相关的文件都放到了硬纸箱里。
泰伯尔肯定会奇怪西格尔怎么突然之间想和他“聚聚”，因为他们在德崇公司共事时就很少交往。当西格尔给泰伯尔打电话时，杜南都在监听着，通常是在他办公室里的另外一个分机监听。
当这两位邮政稽查官押送着弗里曼走出高盛公司总部大楼时，另外一组联邦执法人员来到了汉诺威广场上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办公楼。理查德・威格顿正在18层的办公桌前忙碌，突然，他抬起头来，看到公司前台的一位女职员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她说：“有位莫雷诺先生要见您。”
西格尔给泰伯尔打电话，说要和他“叙叙旧”，聊聊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时的事。泰伯尔似乎非常困惑，便推托了。西格尔只好试试另外一种方法。他说由于德崇公司被布斯基的丑闻牵连了，他想离开这里。他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自己干。”这种方法也毫无结果，因此，西格尔又打了一次电话，他说：“也许我可以和你谈谈我去美林公司的事。”
威格顿扫了一眼桌子上的日程表，看到2月12日上午没有安排任何约见。现在正是交易的高峰时刻，威格顿不打算放下手中的工作。他告诉前台女职员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他没有提前预约啊。”威格顿心想，可能又是找工作的人。大学毕业生都迫切希望在投资银行找到工作，有的人在华尔街上四处奔波，直接上门求职。威格顿继续工作。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相信泰伯尔尤其对起诉的威胁感到害怕。在莱文被捕的消息公布之后，泰伯尔给德崇公司的西格尔打过电话，他问：“我们没事吧？”这就表示他知道西格尔对他是一个威胁。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他和莱文没有联系。泰伯尔到了美林公司之后，有一次，他又给西格尔打电话，当时，西格尔正在帮助哈夫特家族收购西夫韦公司（Safeway），这是由德崇公司支持的。美林是被收购公司的代理。泰伯尔开始向西格尔透露“美林的防御思想”，包括董事会议的日程安排等机密信息。他所说的话非常接近内幕消息，西格尔相信他是希望建立一种关系，但是西格尔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
几分钟后，他一抬头，看到那个前台女职员又回来了。她面露焦虑的神色，说：“他们现在就要见你，他们说没有什么借口，必须接受。”威格顿认为这真是粗鲁至极，并且太不正常了，不过，他决定到大厅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泰伯尔在西格尔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之后不久也离开了。同莱文很像，他也利用自己在套利上的些许经验跳槽到了其他公司，获得了高职位和高薪。一开始，他去了化学银行，在那里做套利主管。他打算在该银行创建一个新的套利部，但是这个计划一宣布就引起了对该银行的负面报道，客户们都对它试图从恶意收购中获利感到不满。于是化学银行告诉泰伯尔，他不能投资恶意收购交易，这对任何真正的套利人都是一条荒谬的限制。结果，泰伯尔离开了化学银行，到美林公司当了一名套利人。
他大步来到电梯附近的大厅，前台女职员跟在他身后，有几步远。他看到两个执法人员正在等着。突然，他们拿出证件，声明他们是美国政府稽查官，接着开始宣读：“你被捕了。”威格顿就这样被捕了。这是开玩笑吗？其中一个人抓住威格顿的胳膊，一把扭到了背后，然后把他猛地推到了墙上。他们很快就对他搜了身，接着把他的胳膊扭到了后面，立即给他戴上了手铐。
政府对威格顿没有太大兴趣。他和西格尔没有什么共同点，两个人的关系也很一般，因此很难找到西格尔给他打电话的合理理由。泰伯尔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他是威格顿以前做套利业务时的搭档。杜南立即把他定为潜在的目标。
然后，这两位执法人员押着威格顿，在公司员工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交易大厅，来到他的办公室。目睹了这一过程的一位交易员立即给公司的总裁约翰・罗奇打电话。罗奇接到电话后匆忙赶了过来，他义愤填膺地说：“我是公司的总裁，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两位执法人员解释说，他们刚刚以证券欺诈罪逮捕了威格顿。威格顿仍然感到非常震惊，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罗奇对执法人员说：“请等一下。”然后，他拿起电话，给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马文・施瓦茨打了个电话。罗奇向威格顿保证说：“我们会给你找最好的刑事律师。”
西格尔在给古德森家中打电话时，杜南就站在他的身边，他连续打了三次才找到古德森。开始时，古德森似乎相信了西格尔的话，说他会尽力帮着安排会面的。但是最后，这个计划还是泡汤了。古德森回话说德农西奥拒绝了这个想法，很显然，德农西奥还对西格尔的背叛耿耿于怀。德农西奥给西格尔传了一个口信：“你是活该如此。”
执法人员打开威格顿的手铐，让他穿上外套和大衣。威格顿给妻子辛西娅打了个电话。她焦虑地问道：“你还回家吃晚饭吗？”
杜南和帕斯卡尔的计划是让西格尔给他的好朋友彼得・古德森打电话，他现在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并购部的主管。西格尔要告诉古德森，他想重新回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因为德崇公司被布斯基的丑闻牵连了。西格尔要让古德森安排他和德农西奥见个面，然后在见面时，他要戴着窃听器。西格尔很不高兴，他是古德森女儿的教父，古德森曾经是西格尔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最好的朋友。但是政府坚决要求他这样做，西格尔别无选择。
“我不敢肯定。”他沉重地说。然后，两位执法人员又给他戴上了手铐。
调查人员的一个想法是在西格尔身上安装窃听器，让他在和拉尔夫・德农西奥见面时戴上。见面时，西格尔想把谈话的主题引到基德尔・皮博迪以及该公司利用弗里曼进行内幕交易的事情，因为西格尔供述说德农西奥也知道这样安排，他们这样做是想确认西格尔的话。由于德农西奥自己没有从事交易，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证据，他们不想只根据西格尔的供词就指控德农西奥。但是，这很显然是不好办的，西格尔不愿意这样做。他认为自己当初在困难时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跳槽到了德崇公司，现在，他这样和德农西奥见面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