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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的大部分交易员此刻都放下了电话，密切注视着威格顿办公室中的动向，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有些人还站了起来。接着，两位执法人员又带着威格顿穿过交易大厅。当他走向电梯时，两个执法人员一边一个，看押着他。威格顿开始流泪，由于双手戴着手铐，他无法擦眼泪，任泪水顺着脸颊淌下。
一开始，西格尔拒绝做政府的秘密线人，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坚持要求他这么做，他们想监视德农西奥和泰伯尔。他们还告诉西格尔不要再和弗里曼有任何联系。杜南说：“我们不想让你和弗里曼接近。”他们要谨慎行事，看看西格尔如何表现，并判断那些和他联系的人的反应。他们不想冒险暗示弗里曼。
威格顿和弗里曼在曼哈顿南部的邮政稽查官办公室（西格尔也曾经在这里接受过讯问）待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被分别带到了联邦法院准备接受庭审。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泰伯尔。泰伯尔看上去头发凌乱、衣冠不整。他身穿一件白色的开领短袖衬衫和一条卡其布裤子，脚蹬一双运动鞋。
“没有。”西格尔说。
这是三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弗里曼是套利界的顶尖人物，从来都没有给威格顿回过电话。
有一次，《纽约时报》的记者约翰・克鲁德尔给西格尔打电话，问他是否遇到麻烦了。
“你好。”威格顿说。
有一天，约瑟夫随意地说：“我听说你在合作。”西格尔只是耸了耸肩，约瑟夫就不再追问。
“你好。”弗里曼回答。他们似乎无言以对，不知说什么好。
认识西格尔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可能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的精力、热情和活力烟消云散。他不再参加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也没有再做成一笔新交易。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示意西格尔和拉科夫，为了保护西格尔和政府秘密合作的事，如果必要可以撒谎，但是这种机会很少。
这三个人的律师都倾向于怂恿他们与检察官对抗。在布斯基的事情被公开之后，由于担心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可能会受到牵连被卷入丑闻之中，该公司的法律顾问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著名的刑事律师，此人名叫斯坦利・阿金，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案件常常都由他负责。现在，阿金成了威格顿的代理律师。阿金喜欢和政府对抗。阿金还给泰伯尔推荐了一名律师，安德鲁・劳勒。正如米尔肯的案子一样，律师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意味着一个核心的辩护团队——在这起由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主导的案子中——将会对事情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将承担所有的律师费。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一直都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法律顾问，而现在这些交易却被指控有罪。高盛公司的代理律师佩德威兹建议弗里曼聘请保罗・柯伦做代理律师。柯伦以前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在是凯寿律师事务所（Kaye, Scholer, Fierma，Hays & Handler）的合伙人。在布斯基的认罪协议中提到弗里曼将被传讯之后，佩德威兹所在的沃切尔律师事务所已经在高盛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那些传票在高盛公司内部没有引起过度忧虑，而且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调查也表明弗里曼和高盛公司没有什么罪责，他们没有发现高盛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证据。
西格尔孤独地待在纽约，但是他尽量保持着常态，正常上班，回电话。德崇公司没有迫使他进一步解释。公司聘请的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定期给拉科夫打电话，反复询问西格尔是不是真的对公司的不当行为毫无知觉，并且还想多了解一些关于西格尔处境的消息。拉科夫说只有西格尔在德崇公司之前工作的一些情况，但是他拒绝透露详细情况。德崇公司煞费苦心不疏远同政府合作的人。1月，西格尔拿到了300万美元的奖金，把它交给了证券交易委员会。
弗里曼三人是在2月12日星期四接受庭审的，时间大概是中午时分，审判室只来了一半的人，大部分都是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弗里曼三人被捕的消息要比德崇公司和米尔肯被指控的消息更具轰动性。虽然他们三个人在权力和影响上都无法和米尔肯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所在的公司——高盛和基德尔・皮博迪却是华尔街上鼎鼎有名的大公司。虽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正在苦苦挣扎，但是高盛公司从总体上来说，可是能够号令华尔街的重要公司。这不是一个牵涉到暴发户或者贪婪新人的案件。以内幕交易罪指控这种级别的公司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1987年1月中旬，简带着多丽丝、杰西卡和双胞胎开车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新家，西格尔仍然待在纽约，竭力表现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他想在家人搬到新家的那天赶到那里和他们团聚，但是一场大雪阻止了他从纽约飞过去。当西格尔给他们打电话时，多丽丝说：“我们的四周都是荒郊。”在他们搬到新家之后的最初六个月，每次，当他们一家人开车回到新家时，双胞胎之一的斯科特总是问：“看门人在哪里呢？”
逮捕的方式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与逮捕莱文的情况不同，这几个人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逮捕的——泰伯尔是在自己公寓楼的大厅里，威格顿和弗里曼都是在公司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消息在华尔街和媒体上广泛传播。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并且还引发了一些夸大不实的报道，例如有的报道说，平常温和无比的威格顿竟然用力击倒了一位执法人员，最后被戴上手铐后才服帖了。华尔街上的许多人都愤愤不平，他们的同行竟然被像普通犯人一样对待。有许多人一再声称，朱利安尼一直都喜欢在媒体上出风头，并且总想往上爬，这次也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制造轰动效应。尽管逮捕建议是卡伯里提出的，但是听到这些指责的人全都信以为真。
西格尔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康涅狄格的房子卖了350万美元，纽约的那套公寓卖了150万美元。曼哈顿的房地产仍然非常火爆，最后的买主就是第一个看房的人。西格尔卖房所得到的钱几乎全都花在了佛罗里达的房产、税费和律师费上。没有人知道西格尔夫妇要搬到佛罗里达，但是，他们要卖房的消息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传了出去。邻居们立即得出结论：西格尔和简要离婚。让西格尔恼火的是，一个邻居热切地问他，是否要把水上摩托艇也卖掉。
到现在，华尔街上的人们都非常恐惧。说得客气一些，许多人都曾经在机密消息上不太慎重。甚至就在这次逮捕行动之前，许多套利人和交易员还在担心这次调查活动可能会朝哪里发展。他们害怕，证券法中的刑事条款——甚至那些他们长期以来因为技术性问题而不予考虑的方面，如严禁“寄存”的法令——可能真要执行了。现在，两家举国闻名的大公司也受到牵连，许多人认为政府的调查已经失去控制，正在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安全。
最后，他决定在杰克逊维尔定居，因为坦帕和圣彼得斯堡太沉闷了，迈阿密又太嘈杂，棕榈滩可能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另外，他不想碰到华尔街和公司的前同事。西格尔喜欢杰克逊维尔浓厚的商业氛围。他心想，一旦熬过了这段痛苦的时光，他可以在这里重新开始职业生涯，希望能有这么一天。他在杰克逊维尔的蓬特韦德拉海滩看上了一栋高高的、现代化的别墅。这座房子共有三层，有三个车库，下面两层住人，装有壁炉，第三层是个小角楼，正好在主卧的上面，视野非常开阔，可以改造成一个非常好的办公室。他把相邻的那部分海滩也买了下来，然后在车库上为孩子们建了儿童房。整座房子、土地和装修共花了西格尔350万美元。
这次庭审激发了更多的传言、猜测和妄想。政府把指控这三名套利人的证人称为“CS.1”，即为“机密证人1号（Confidential Source One）”，这就意味着可能还有“CS.2”。政府说CS.1在案发期间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名职员，但是拒绝透露更为具体的情况，只是说CS.1的“可靠性和确实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拉科夫和斯特劳斯督促西格尔尽快把家搬走，让家人远离这个风暴中心，这样，西格尔公开认罪之前，他们就可以有时间调整心态。简很难接受这个计划，她喜欢康涅狄格的家，这是她和西格尔亲自设计的。离开这里的所有朋友，把孩子们从学校里转走，这种想法让她非常伤心。然而，她既然已经同意支持西格尔，就必须接受这个新计划，迁到其他地方。他们搬到了佛罗里达州，这个州的法律保护被告人的房产不受债权人的侵占。西格尔把康涅狄格州的家和纽约的公寓放到市场上出售，并花了几个周末的时间在佛罗里达州的各个城市看房。他从坦帕市开始，沿着西海岸一直朝南开，然后再沿着东海岸开，最后一直开到了杰克逊维尔。一路上，西格尔又产生了自杀的冲动。在95号州际公路上行驶时，他心想，自杀是多么容易，只要一打方向盘，就可以撞向对面驶来的汽车。但是，一想到这样会引发交通事故，伤及无辜，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根据公开的指控，CS.1曾经在KKR公司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时向弗里曼透露过消息。而弗里曼当时已经购买了大量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他利用这些内幕消息“来决定在合适的价位出售认购股权”。指控还声称，弗里曼还在布恩・皮肯斯收购联合石油公司期间，将联合石油公司防御战略的关键消息通过电话透露给CS.1。CS.1反过来又把这些消息透露给了威格顿和泰伯尔，这两个人利用这些消息对联合石油公司实施了复杂的交易战略，通过卖出期权非法获益。另外，牵涉到联合石油公司的指控尤其让高盛公司尴尬不已，因为该公司在最近发表的1986年年报中还突出强调了它为联合石油公司制定的防御战略。政府补充说，这种非法活动大概从1984年6月一直持续到1986年1月，牵涉到了“许多具体的重要交易”。
当西格尔同意合作时，拉科夫总是告诉他要接受现实，因为他所熟悉的纽约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而且他现在和过去的生活也都要面临严密的审查。当西格尔认罪时，拉科夫想让他去看看精神病医生或者心理医生。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高盛公司可能会找这些医生问话。病人的记录在联邦法庭并不受保护。
庭审之后，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鲁道夫・朱利安尼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逮捕行动只是“漫长而重要的调查活动”的开始。在一项明显针对米尔肯、德崇公司、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以及其他一些知道自己被牵涉到此案但却没有被点名者的评论中，朱利安尼说：“如果他们还有常识和道德感的话，就应该站出来和政府合作，尽力帮助政府收拾这个烂摊子。”
最后，1987年1月，证券交易委员会说要找西格尔确认一些布斯基的供述，于是安排西格尔在格拉默西公园酒店（Gramercy Park Hotel）的一个房间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见面，参加会见的除了王律师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律师。但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只允许西格尔讲和布斯基有关的问题，不让他提弗里曼的名字。
在庭审之后，弗里曼回到高盛公司和该公司的套利部前主管罗伯特・鲁宾会谈。多年前，鲁宾曾经和西格尔一起参加过一次并购的小组讨论会。鲁宾对布斯基一案引发的传票没有感到忧虑，但是政府的逮捕行动却使情况发生了改变。
杜南还对西格尔说：“不要和他们讲，他们只会把事情搞砸了。”
弗里曼说：“这是一派谎言。”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没有参加任何一次讯问。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很不好，西格尔对此感觉很明显。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仍然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面报道非常担忧。西格尔被告知不能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透露任何情况，尤其是关于高盛公司的任何事情，他们担心被泄密。
鲁宾很显然是公司董事长约翰・温伯格的继任者之一，在公司内部他非常欣赏弗里曼。他决定负责这起调查工作，同佩德威兹密切合作。当鲁宾看到政府的逮捕证时，他对广泛密谋的说法不相信。如果弗里曼和西格尔一直都在密谋的话，那么为什么高盛公司实际上在政府指控中没有提到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交易上会赔钱呢？鲁宾很了解弗里曼，这根本都不是他认识的那个鲍勃・弗里曼。鲁宾对朱利安尼公开羞辱弗里曼和高盛公司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作为一名民主党的捐款人，鲁宾不能容忍共和党的朱利安尼通过污蔑高盛公司来取得政治上的收获。
西格尔没有企图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没有表示自己也陷入了“灰色”地带。他没有找借口。莱文和布斯基也表示了一些懊悔，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悲伤是因为自己被抓获了。检察官们认为，西格尔确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真心想改正。
此外，还有一些更有影响的因素。当鲁宾和佩德威兹有机会更加仔细地审查政府的指控时，他们迅速得出结论：政府完全搞错了。杜南签署的宣誓书在描述联合石油公司的情况时，出现了一个差错：它说有关联合石油公司的消息弗里曼在4月就透露给了CS.1，而这起可疑交易的实际时间却是5月。
拉科夫告诉西格尔：“他们会盯着你的眼睛，看看是否能够相信你。回答他们的问题，实话实说。”西格尔把他同布斯基和弗里曼之间的所有交易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尽管他是根据记忆讲述的，但是他尽可能做到精确，为了确保细节的准确性，他还参考了一下日记和交易记录。西格尔当天晚上讲了一个半小时，后来类似的会面还进行了几次。有些交易，尤其是和弗里曼之间的交易，例如联合石油公司的交易，非常复杂，因为这起交易要计算复杂的比例；还有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购工作旷日持久。
杜南在抄写帕斯卡尔的笔录时，也犯了一个错误。这种情况政府后来可能会做出解释。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政府解释说仓促之间，他们在时间上犯了一些纯粹的技术性错误。但是，对于那些相信弗里曼是无辜的而怀疑政府有错的人，这些解释是不会被理睬的。鉴于高盛公司的强硬态度，政府的错误无论多小，都会损害政府在此案上的可信性。
卡伯里对西格尔印象很深，西格尔是他遇到的第一个“高层”投资银行家。莱文和威尔吉斯当然不是，布斯基更不是，他是一个套利人。相比而言，西格尔英俊潇洒、泰然自若、富有魅力，甚至心烦意乱时也这样。
高盛公司管理委员会当天下午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会上全体一致同意支持弗里曼。同时，鲁宾告诉佩德威兹继续进行调查，并且说他想弄清事实真相，查明弗里曼是否确实做过错事。然而，他们关心的焦点问题是政府是否可以排除一切怀疑“证明”这个案子，而不是弗里曼是否做过错事。因此，调查的主要兴趣是为可疑交易寻找貌似真实的借口，而不是确定西格尔是否真的给弗里曼透露过消息。这种处理方法可能也是高盛公司强烈反对政府心态的必然副产品，这是在弗里曼被捕之后开始出现的。
西格尔一眼就看到卡伯里的衬衫紧紧裹在他肥硕的腰身上，上面还沾着番茄酱的污渍。西格尔也见到了杜南和罗伯特・帕斯卡尔。在西格尔同政府秘密合作期间，杜南将是他的“负责人”。西格尔仔细地看了看杜南，让他吃惊的是，杜南是一个粗壮的爱尔兰人。他感觉杜南好像有点儿眼熟，但是他肯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当天晚些时候，当威格顿和他的律师谈完之后，他本能地回到了自己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办公室。当交易大厅的同事们看到他从门口进来时，全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欢迎他。威格顿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向她保证自己可以准时回家吃晚饭。下午5点45分，就像往常一样，威格顿找到了其他两个住在新泽西州的拼车友一起回家。 一路上他们讨论着当天的市场活动和周末的度假计划。考虑到对威格顿的尊重，他的同伴没有提到他被捕的事情。威格顿自己也没有提，他认为说这种事会显得他不礼貌。
在感恩节那一周的一个晚上，拉科夫和西格尔来到了宏伟的联邦邮政大楼，就在曼哈顿下城区世贸大厦对面的街上，他们悄悄地从后门进去。此时正是晚上10点。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和地点，就是为了保密。西格尔被带到了邮政巡查官的办公室，他要在这里和卡伯里见面，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在威格顿等人被捕和提审的当天，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高盛公司都公开发表了声明，否认自己有违法行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本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都反对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这是公司一贯的政策。据我们所知，公司一直在严格恪守这项政策。”高盛公司的声明更加强烈：“根据我们自己内部的审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本公司的套利部主管或者本公司有任何违法活动。”
尽管最终细节到10月中旬才出来，但是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在一周之内基本上就确定了，而认罪协议也很快最终确定了。现在，西格尔开始做政府的秘密线人，就像布斯基以前做的一样。
CS.1当然就是西格尔。在星期四一大早，杜南就往西格尔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命令西格尔：“今天不要去办公室了，直接去杰德（拉科夫）的办公室。”在路上，西格尔感到杜南是打算让他认罪的。根据他和政府的协议，他知道何时认罪需要听从政府的命令，他无权选择认罪的日期，从而挑选宽容的法官。
他还认为，严厉的惩罚有利于减轻他在公众眼中的罪责。如果这就是改正的代价，他愿意接受。如果他还有什么疑虑的话，那就是他害怕华尔街以前的同事会把他的认罪协议看成是一项“糟糕的交易”。对一个技术高超的交易员来说，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当西格尔抵达马奇・罗斯的办公室时，大概是上午10点30分，拉科夫告诉他，秘密行动将被终止，他要在第二天认罪。（“他们可能会让你在黑色星期五，也就是13日认罪。”拉科夫在几个星期前就诙谐地预料说。现在看来，他说得没错。）西格尔给他在德崇公司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的秘书凯茜他没有去上班。凯茜再次成为重要消息的传递人，她非常兴奋。她说：“他们已经逮捕了威格顿、泰伯尔和弗里曼，是给他们戴上手铐铐走的。”她把股票行情记录纸上的消息放在面前，然后读出了逮捕的报道。当然，凯茜认识这三个人：威格顿和泰伯尔来自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弗里曼经常给西格尔打电话。
拉科夫认为他应该就这些苛刻的条件再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抗争一下，但是西格尔说他不想再争了。到了这个时候，西格尔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对钱已经不在意了。当他的收入达到6位数时，钱似乎非常重要，但是钱从来没有给他带来他所渴望的足够安全感。现在，无论他有多少钱都无所谓，他已经被毁了。因此，如果他什么也没有，那又有什么关系？
凯茜继续说着：“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兴奋。”她是指德崇公司的人，她说公司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全都非常高兴。西格尔一时有点儿困惑，但是凯茜迅速解释了一番。几个月来，媒体上刊登了无数关于调查的报道，这导致德崇公司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现在，被牵连的不是德崇公司而是其他公司，而且被牵连的不是别人，而是高盛公司，这是华尔街的顶级公司，是德崇公司最为尊敬的公司，也是它一直想超越和取代的目标。
林奇回答说：“很简单，除了两座房子以外，我们全都要。”（当拉科夫把这个消息告诉西格尔时，西格尔惊叫道：“天哪，我只从布斯基那里拿到了70万美元。”）拉科夫极力辩解说，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做很不合理，至少西格尔应该保留他自己在德崇公司挣的钱，这些钱全都是干净的，和这些错事没有一点儿关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要负责协商工作的斯图克最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沙德和其他委员投票否决了，他们坚持要没收西格尔的一切。他们知道西格尔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而且，他们也决定克服之前媒体上负面报道的影响。他们允许西格尔保留他的养老计划和两套房子，再无其他。西格尔甚至还必须放弃德崇公司1,000万美元的股票和固定红利，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允许该公司把钱给他。
让西格尔吃惊的是，凯茜没有暗示有人怀疑他可能被牵涉进来。在和凯茜谈完之后，他挂断了电话。让他感到难过的是，凯茜对他这么忠诚，但是现在他却要让她震惊。
手中握着认罪协议，拉科夫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林奇打了个电话。布斯基一案的负面报道仍然刺痛着证券交易委员会，它迫切希望把西格尔当作同布斯基合作的成果来宣传，以表示同布斯基合作还是很有价值的。媒体曾经批评它对华尔街的犯罪活动太手软，因此，它也不敢冒险再遭受进一步指责。拉科夫问证券交易委员会想要什么。
拉科夫和斯特劳斯帮着西格尔演练了一下第二天将要发生的事情。西格尔认罪的消息和政府新闻稿的副本在当天晚上很晚才到。很显然，事情的发展节奏很快，政府几乎无法跟上这种发展速度了。
拉科夫把卡伯里的条件带给了西格尔，西格尔说他同意接受，于是拉科夫给卡伯里提供了一份非正式的价值估计，指出西格尔可以提供华尔街一家大公司套利主管有罪的证据，不过，他没有提弗里曼的名字。作为回报，卡伯里减掉了两项罪名。拉科夫说他们可以达成协议，但是还要根据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商情况而定。
在讨论政府将要披露关于西格尔的什么情况时，西格尔和政府在他实际上从布斯基那里拿了多少钱发生了争执。西格尔坚持说只收到70万美元，但是布斯基告诉政府说他给了西格尔80万美元。检察官们似乎对其中的差异非常恼火。他们不想公开揣测他们的两位明星证人中的一位在撒谎，因此，他们给西格尔施加压力让他接受布斯基的说法，因为他们想把这个数字写在新闻报道中。西格尔断然拒绝了，他怀疑钱数之所以不同，是因为送钱人从中私吞了，但是这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收到了70万美元，他不打算接受其他说法，无论受到的压力多大，他都不会屈服。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他不打算再这样了。最后，政府只好让步。
拉科夫竭力不做出任何反应，他想多了解一下协议条件，例如，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官？在曼哈顿联邦法庭，接受认罪协议的法官将一直负责该案的审理工作。拉科夫希望西格尔在认罪时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遇到一个合适的法官，可卡伯里说政府会灵活处理的，但是西格尔应该在政府让他认罪时就认罪。拉科夫问卡伯里是否想让西格尔戴窃听器，卡伯里回答说“是的”。
现在，轮到西格尔做一件他担心是最为困难和耗费精力的事了。在和政府秘密合作期间，除了自己的妻子之外，他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出什么事了。现在，他要把实情告诉自己的家人、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他要面对这种痛苦。
卡伯里继续说：“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这样假设案情，我准备提出四项罪名。”
他给自己的父母打了个电话，他们正在佛罗里达，乘坐他送给他们的旅行汽车旅行。他让他们两个人都来听电话。几周前，当西格尔告诉他们说可能无法参加他父母结婚4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他们心烦意乱。现在，他们的儿子又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他们几乎要受不了了。他们的儿子曾经取得了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成功，现在，这个消息更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的母亲啜泣起来。然而，他们最主要的担忧是儿子的幸福。他们想立即见到他，但是西格尔劝说他们不要过来。他向他们解释了几天后将会发生的事情，以此消除他们的疑虑，让他们放心。
他坦率地说：“我们掌握了西格尔的所有情况，并且还有三个目击证人：伊万・布斯基、送钱的信使和监督信使的人。我们认为西格尔对我们会有些帮助的，我们知道弗里曼的情况。”拉科夫最后一句话提到的这个名字让他大吃一惊，这个名字他刚刚从西格尔的坦白之中听说。拉科夫怀疑卡伯里是不是在虚张声势。
西格尔继续打电话。他给弟弟、妹妹和简的父母一一打了电话。几乎每个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是震惊和怀疑，并哭泣起来。接着，他又给自己关系最亲近的客户和同事们打电话。他竭力想找到KKR公司的亨利・克拉维斯，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最后，他只好把电话打给了乔治・罗伯茨。罗伯茨听到后表示非常遗憾，希望他好运。他还给以前的邻居塞缪尔・海曼打了个电话，海曼是GAF公司的董事长。海曼说他试图支持西格尔，说他知道出了问题，但是他没有迫使西格尔和政府对抗。西格尔又给公司公关专家葛森・凯克斯特以及另外一名重要的客户斯托克顿・斯特罗布瑞吉打了电话。他还给彼得・施瓦茨打了个电话，这是西格尔经常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后来也成了他的朋友。西格尔说：“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拉科夫和斯特劳斯简要给西格尔夫妇进一步介绍了认罪的前景，竭力安慰他们，说事情总是看起来更悲观一些，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接着拉科夫去见卡伯里，卡伯里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