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应对咖啡危机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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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继续澄清一个事实，即所谓的“咖啡树”其实看上去不过是矮小的灌木，从上到下都覆盖着窄小的深绿色树叶。尽管野生咖啡树可以长到30英尺的高度，但农场中的咖啡树都在7英尺左右，以便于采摘。在理想的情况下，若是在咖啡灌木旁有较高的树木遮挡阳光直射，则咖啡的质量和环境方面则更为理想，这就是“荫下栽种”的说法如此走红的原因。咖啡生产者一直在想方设法提高产量，他们在很久之前就发现咖啡作物的日照时间越长，产量也会越高，只是整体质量会出现下滑。但是这种做法所导致的环境后果更为严重。日照栽种的咖啡较荫下栽种更容易滤掉土壤中的养分，毁掉土壤，导致水土流失。此外，农户砍伐的林冠范围越大，需要在林中越冬的候鸟的境遇会越糟糕。（这就可以回答在本章开始提出的问题，“荫下栽种”和“对鸟类友善”的咖啡其实本质相同。）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和起伏动荡，部分农户放弃了咖啡，拔掉阿拉比卡咖啡树，改种毒品。2000~2001年，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产量翻了一番以上，这是因为清空的咖啡种植园为古柯种植提供了额外的空间。在埃塞俄比亚，男子若是向女子递上一捧咖啡豆就相当于是单膝跪地的求婚礼。1998~2003年，这里的咖啡出口额从8.3亿美元直降至1.65亿美元，但该国的咖特产量则增长了一倍之多。

有机会和咖啡工一起下地采摘咖啡豆的媒体记者和部分白领人士无一例外都会惊讶于整天采摘浆果居然会如此辛苦这件事。因为咖啡如此廉价，而且随处可见，也许我们会误以为拉丁美洲的咖啡树下摆满了闪闪发亮装满咖啡的金属罐，但是生产咖啡生豆的确需要大量的劳动。假设你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咖啡客，每年需要消耗20磅烘焙咖啡豆^{<a id="note32" href="#note32n">[32]</a>}，保持这一习惯则需要20株咖啡树的全部产量才能满足（一株成熟的咖啡树每年产量只能制作1磅烘焙咖啡豆），每棵树的种植、施肥、修剪等工作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大部分的咖啡树果实其实都被浪费掉。当我们提到“咖啡豆”时，我们其实是指咖啡浆果的种子部分，咖啡浆果是红色的圆润果实，个头与大蓝莓不相上下，在树枝间一簇簇地生长。

尽管市场如此变幻无常，但较21世纪初期的历史低点还是有所恢复。奥索里奥清楚地知道，下一次危机的到来不过是时间问题。（国际咖啡组织于2005年迫使美国签署了又一个《国际咖啡协议》，但具体内容并没有真正的改革性措施。）在我们会面之时，奥索里奥还在紧张地等待巴西方面的最新咖啡作物数据，如果数字太高，则又会造成毁灭性打击；无论超市中的精品咖啡每磅售价多高，都无济于事，这再次让我们心感内疚。正当咖啡种植者的未来惨淡无望时，感到良心不安的咖啡客已在着手制定自己的咖啡豆购买体系——这是一个关注公平公正的体系。

童工指控是个很好的事例，以此可以说明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应该对发展中世界那些咖啡农场指指点点，我们也没有权力告诉人家怎样做才最符合种植户的利益。即便是那些经常和农户打交道的人，有时也会不免做出一些令人尴尬的失礼举措。以绿山烘焙咖啡的丽贝卡·瓦格纳为例，这家位于佛蒙特的公司销售了大量公平交易咖啡，据她回忆，一次她给一个咖啡农展示了绿山公平交易咖啡的包装设计，上面展示着一个咖啡工拿着柳条筐兴高采烈采摘浆果的场景。瓦格纳笑着对我说：“他看着那幅图，说道：‘这筐太大了吧！’他说他们根本一次搬不动这么多浆果——我觉得这说明我们根本对他们一无所知。”

公平贸易运动

在拉美咖啡的收获季节（由于纬度不同，每年的起始时间也会存在差异），各年龄段的咖啡工都会来到种植园摘取咖啡浆果。外来务工者也会一连赶上几天的路参加采摘大军。孩子们也会跟着父母和祖父母一起帮忙采摘，以便能贴补上学的费用，这引发了业界的一片斥责之声，指责星巴克及其竞争对手助长雇用“童工”的现象。这些孩子的确在工作，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不可取，在拉美地区，乡下孩子和家人一起采摘咖啡是成长的必要环节，这和美国孩子的午休以及少年棒球联赛无甚区别。在危地马拉咖啡农场长大的马丁·戴奇这样解释：“没有人将这视作是‘童工’，哥哥和我小时候每天都要下地干活，要是自家的农场没有活干，父亲就让我们去邻居家的农场干，我们都是按照当地的工资水平挣钱，为了生计大家都得这样。”

你若有意从一个全新的不和谐角度来看待当代美国的富足生活，如下这种办法会让你屡试不爽：邀请几位拉丁美洲的咖啡农来一次购物之旅。当然这种机会很难安排，就像是你很少会收到参加瑜伽课程这样的邀请，但考虑到可以亲眼看到如此鲜明的对比，为此做出的努力还是非常值得的。

如今，咖啡种植者的境遇要好上许多，但他们的劳动本质还是与以往相同：世界上最好的咖啡豆还是要通过那些边远的热带农民的双手来播种收获，这在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改变过。这是异常辛苦的工作，要在世界上最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诸如陡峭的山地以及茂密的雨林，但事实也只能如此。阿拉比卡咖啡豆占据世界上2/3的咖啡豆数量（尽数都是优质咖啡），但是它的生存条件十分诡异。如果温度条件偏离68华氏度太多，它就会死亡；如果它生长的土地每月降水量不足4~5英寸，它就会枯萎；若是想在海拔低于4 000英尺的高度种植咖啡，你能猜出会发生什么状况。这种娇贵的阿拉比卡咖啡树只有在热带山区才能枝繁叶茂。换言之，咖啡喜欢在那些艰险之地生长，类似于印第安纳·琼斯出没的场所。据星巴克的咖啡专家戴夫·奥尔森讲：“在哥伦比亚和非洲，要想到达咖啡产地，就得经过这些糟糕的道路，一旁都是万丈悬崖，我最庆幸的莫过于自己最终没有从陡峭的山坡滚下。”

我对此事有过亲身经验。在6月初的一个清晨，我站在华盛顿州温哥华野燕麦超市的停车场，旁边还有两位前来观光的咖啡种植者丹尼尔·包勒克斯和雷纳尔多·沃兹奎兹。前一天傍晚，在一家波特兰公司——可持续收获咖啡公司（Sustainable Harvest）安排的接待晚宴上，我已经见过这二位，这家公司是从事公平贸易的主要咖啡进口商，倡导在烘焙商和种植者之间直接建立联系。（咖啡农一般都不知道自家地里的咖啡豆最终将会去往何方。）丹尼尔和雷纳尔多飞抵波特兰，这一周就是为见到购买他们咖啡豆的公司代表，诸如绿山和全食公司。在那天傍晚，当人们在天台花园品尝熏制鲑鱼冷拼，喝着微酿啤酒时，22岁的丹尼尔对大家能支持公平贸易的概念深表感谢。他在危地马拉的农场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前一天他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登上飞机。他通过翻译讲道：“我感觉我们无法为你们做什么，可你们却为推广我们的咖啡做了这么多。”第二天一早，两位将参观野燕麦超市（高档天然食物连锁店），随行的还有可持续收获咖啡公司的摄影师，来看看他们的咖啡在美国零售货架上的模样，我也应邀一同前往。

不幸的是，有关巴西的早期咖啡培育，人们只知道这一小段轻松的趣闻逸事。在接下来的150多年中，巴西引入300多万奴隶进驻咖啡庄园, 这一数量相当于美国历史上所有奴隶数量的5倍左右。这些奴隶每天要忍受17小时的辛苦劳作，奴隶主只允许他们在祈祷时有片刻休息时间，睡觉时都要紧锁房门。因为这种非人的劳动强度，奴隶们从双脚踏上巴西土地算起，平均只能活上7个年头。咖啡和奴隶为这一国家打上了烙印，正如巴西的一位议员于1880年这样表示：“巴西就等同于咖啡，而咖啡则等同于黑奴。”当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时，该国的咖啡霸权地位已不可动摇。在20世纪初期，巴西的咖啡产量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的5倍。

即便是在停车场，很明显可以看出，这将是一次超现实的体验。在等候摄影师调制设备时，丹尼尔、雷纳尔多和我各自怀着不同的敬畏之情，看着一位皮肤晒成深色的结实的女子戴着夸张的太阳镜，停好自己的跑车，大跨步走进超市，她的手镯叮当作响，注意力却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手里的手机；她一直在通话中，声音还微微提高了几度。丹尼尔显然在干农活的时候不会同时打电话，对这番景象似乎颇感兴趣，50多岁的尼加拉瓜种植者雷纳尔多作为经验老到的公平贸易发言人则反应没那么明显。

在美洲，初期的咖啡种植园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巴西迅速成为咖啡市场的领导者，不仅是在产量上力拔头筹，对劳动力的残酷无情也是无人能及。与德克利偷窃咖啡小苗的经历相仿，咖啡豆通往巴西的旅程也同样具有有趣的传奇色彩（只是篇幅更短小）。18世纪20年代晚期，法国和荷兰满怀妒忌地守卫着它们在拉美的咖啡种植园，以防其他国家（特别是葡萄牙）窃取巴西境内的咖啡市场。但是在1727年，双方却放松了警惕，这是因为它们需要第三方介入，帮助解决法属圭亚那和荷属圭亚那（即如今的苏里南）的边界争端问题，因此它们邀请巴西中校弗朗西斯科·德梅洛·帕列塔前来调停。这位帕列塔比德克利还要诡计多端，原本是要他在法荷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结果他和法国总督夫人却打得火热。两国签署和平协议时，这位夫人为帕列塔送上了一份告别礼物：一束暗藏了咖啡种子的鲜花。

大家恐怕会以为我会如此报道：丹尼尔和雷纳尔多在潮流时尚、温度适宜的超市店中看到商家在故弄玄虚地高价销售有机香蕉、无激素欧米茄–3加强型AA级红皮鸡蛋，会表现出满脸的厌恶，同时又缩手缩脚。实际上，他们觉得一切都分外有趣。他们看到粉红色的人字拖，指着滑稽的褶边哈哈大笑，见到我们常用的塑料咖啡杯盖、新式热水瓶、一次性搅拌棒、隔热杯套、单独包装的甜味剂小袋都会大惊小怪。（丹尼尔对我说，在他的家乡，人们一般用棉布衫拧一拧咖啡豆，就直接冲泡饮用了。）雷纳尔多认真阅读了店里咖啡架上的公平交易手册，乐不可支地注意到，图片上那些心满意足的咖啡农中竟然有一个是他的朋友。丹尼尔对绿山咖啡售货机非常感兴趣，他以为人们是用双手捧着落下的咖啡豆，结果旁边有人告诉他，在塑料斜槽外面固定着包装纸袋。

拉美咖啡季